空想社会主义浅议
手头有一本薄薄的小册子，130页，十多万字，由前苏联作家阿·鲁·约安尼相所著，书名叫《傅立叶传》。
断断续续地读了很长时间，算是有了一点支离破碎的印象，并且不肯安分地产生了一些空想。
傅立叶与同时代的圣西门、欧文一样，均为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而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三大学说的来源之一。在傅立叶和圣西门、欧文之前，即16世纪的英国，一位名叫托马斯·莫尔的作者撰写了一部著作，书名很长也很奇特，叫作《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显然，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不可能不注意到莫尔的乌托邦思想。
莫尔的乌托邦思想在英国并不被看重，根本没有实践的市场。于是，狂热的乌托邦分子卡贝，到美国买了一处荒地，实践乌托邦的思想，但善始却没有善终，他被他所创造的乌托邦国的国民以民主表决的方式所驱逐。浪漫的法国人所创立的空想社会主义，其结果不仅在法国，甚至在整个欧洲也不是一件浪漫的事。虽然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傅立叶的理论内核，丰富了自己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但前者在欧洲仍然没有实践的场所，所有的行为只停留在理论研究、思想交锋的层面。虽然傅立叶曾为付诸自己的思想成立过“法郎吉”， 即消费合作社的组织，但并没有质的突破。“乌托邦”在欧洲的遭遇，使得这一思想乃至后来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成了“空想”“不可能实现的事情”的代名词。尽管历史不能淡忘莫尔、傅立叶、圣西门、欧文殚精竭虑地为一种美好社会的诞生而孜孜以求的奉献精神。
有些学者认为，中国长期的封建集权制度，不可能产生乌托邦思想，事实上大抵如此。在中国，对乌托邦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的研究，大概只在学术层面。对于大多数中国公民来讲，至多认为“乌托邦”是空想的代名词，这已十分不易了。这多少还得感谢“文革”中没完没了的斗争、批判，甚至批判外国人，已故的外国人。大多数中国人对乌托邦的了解，大概正是那个时候。
既然中国对乌托邦持批判态度，也就不可能在有关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上，会有乌托邦的思想影响，这绝对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是社会主义了，还要空想干什么？乌托邦常常成为讥讽、调侃不切实际的口头禅。
但是，我们常常发现，人类的思想，特别是不同国度，不同历史时期人类的思想，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或许是无意间，或者根本就是无意的。但发生的事实却令人费解。
当历史翻回到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经历过大跃进、人民公社那一段最为荒唐的岁月。那是一段来去匆匆，却是不堪回首的岁月。大跃进，多么诱人的前景，甚至15年就可以赶上老牌资本主义强国英国。后来甚至认为用不了15年，一个富强的中国便是指日可待的现实。于是，经济规律被狂热的运动所替代，严肃的科学被盲目的决策所冷落。问题还不仅于此，似乎我们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了。于是，人民公社问世，那真是人人平等，事事公平的世界。大锅饭摒弃了现存的一切观念，其对私有制废除之彻底，对公平追求之迫切，实行之决绝，是历史上任何革新都不能相提并论的。是莫尔的乌托邦，傅立叶、圣西门、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不可比拟的，似乎一夜之间便进入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然而，过度的亢奋背后是灾难性的结局。幸运的是，这只是一场来去匆匆的闹剧，但已经给这个民族带来了不堪回首的记忆。
没人把这场闹剧看成是乌托邦，但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过程和结局，却不能不发人深思，这是不是向空想的急行军？具有定夺大权的领导者失去控制的膨胀欲望，公民们被鼓荡的不着边际的幻想，使得社会完全没有清醒目标的狂奔飞跑，使整个国家成为无法驾驭的机器，当它突然失去动力时，已经几乎萎顿了。于是我在想，那一段岁月，中国是否经历了没有乌托邦指导的乌托邦？或者是与乌托邦无约而遇，或者是误撞了乌托邦的大门，尚来不及窥视其内核，便黯然收兵了。谁也不会认为那就是乌托邦，但就其空想的性质而言，真的有相似之处。
莫尔的乌托邦，傅立叶、圣西门、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历史，学者们仍可研究，因其仍有发展史、思想史方面的价值。我们那一段荒唐的岁月也成为历史，学者们照旧可以研究，因其仍有鉴往知今的警醒作用。
2011年5月5日
与普希金的诗相伴
第一次听到普希金的名字，感觉是一个美丽的文化符号，诱人却捕捉不到。
及长，知道那是俄罗斯的天才诗人，于是，我年少的心便憧憬着走向他，尽管依然辽远朦胧。
直到青年时代，在西北的一座古城，穿军装的我，才第一次与这位仰慕已久的诗人“谋面”，一部《普希金抒情诗选》为我所有。那时，正是绞杀文化的“文革”时期，一位军中长者把这本诗集送给了我。我仍记得我惶诚惶恐的样子，以及对这位长者感激涕零的心情。
那本诗集大概被太多的爱好者读过，封面已经斑驳破旧，甚至满是裂痕。书脊和封面的右下角已有残缺，这倒使我更加怜惜珍爱。深蓝色的封面图案极为别致，窗里，几束凋枝，几片残叶，依窗而立的是诗人捧读的剪影。译者为查良铮，大名鼎鼎的学者。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第一次出版，1958年第八次印刷。
我仍记得，得到这本诗集时，是怎样的喜悦。我意识到，我的精神生活将发生变化。作为军旅士兵，我将由此进入普希金的诗意世界。夜不能寐时，我在被窝里借着手电的光感受它的美，常常带着诗句进入梦乡。长途行军，它在我的行囊中。沿途小憩，我依树而读，心中似有甘泉在流。在火车、轮船、飞机的旅途中，与我形影相伴的，仍是这部诗集。有这部诗集在身，前路迢远便不再枯索，羁旅天涯也不生乡愁。
读普希金的诗，使我视野渐远，胸襟渐阔。从他优美的诗句中，我了解了一群光耀世界的文化伟人和重大事件。普希金与许多十二月党人思想契合，过从甚密，他们之间常有唱和之诗。因此，我也读了许多十二月党人的诗，阅读了十二月党人和情人们难忘的往事旧影的作品，了解了这一阶段俄罗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我从读普希金的诗，转向读俄罗斯的小说、油画、音乐，俄罗斯的文化情愫，几乎左右了我的精神生活。
我最终未能成为诗人，尽管也发表过诗作。然而，我却始终是普希金的忠实崇拜者，如此，便也心满意足了。“文革”结束后，我又收藏了一本《普希金抒情诗选》，译者为王守仁先生，译文同样流畅优美。从读普希金的诗，到读他的小说，如《上尉的女儿》《驿站长》《杜布罗夫斯基》等等，打开了我阅读俄罗斯文学作品的大门，迎面而来的是瑰丽的文学园地。《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苦难的历程》《静静的顿河》《猎人笔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日瓦格医生》等文学奇葩，不断地令我眼界大开。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契可夫、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肖洛霍夫、艾特马托夫、奥斯特洛夫斯基、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阿赫玛托娃、雷巴科夫、帕斯捷尔纳克、沙米亚金、邦达列夫、柯切托夫等文学巨匠，引导着我阅读的轨迹，从未游移过。
当年尚有几分抱负的我，已过花甲正向古稀之境走去，澎湃的诗情已平复为淡淡的回忆。读诗的人已渐垂垂老矣，而普希金的诗依然年轻。
2009年9月28日
一部打开我精神窗口的书
我11岁开始阅读文学作品，几年功夫，三国、水浒、西游、隋唐演义、杨家将、说岳全传、明英烈传等中国古典小说被我悉数读完。于是，满脑子装的是谋士的三寸簧舌，武士的十八般武艺，汉唐的东征西讨，开疆拓土，宋明的屈辱讲和失地误国。常常为岳飞鸣冤，更为西蜀流泪，或为五虎上将击节喝彩，亦为水泊梁山的一百零八位好汉惋惜。虽说后来读了几部现代文学作品，如《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烈火金刚》等等，占据心胸仍旧是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
17岁那年，邻居家的小伙伴借给我一部外国小说《海狼》，从此，打开了我阅读西方作品的窗口，丰富了我的精神生活。
《海狼》为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作品。我第一次领略了欧美文学作品结构的宏阔，思想的深刻，故事情节的新奇刺激，人物刻画的生动鲜明。书中极富性格魅力的落水者作家亨甫莱，浪漫漂亮的女作家布鲁斯特，《魔鬼》号船长海狼顿生等等，演绎了一个个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故事，读后令人深深思索。我眼前出现了一个陌生的却极具吸引力的世界，野性却充满诱惑，悲壮却不失希望。与中国文学作品比较，她没有传统礼教的羁绊，撕去了伪善的面纱，赤裸裸地展示了人性的美，火辣辣地宣泄了人物的内心感受，恣肆汪洋激流奔涌，强烈地撞击着我的心灵。
读书的朋友告诉我，杰克·伦敦是美国进步文坛的第二盟主，第一盟主是马克·吐温。于是，我极力寻找马克·吐温的作品。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文革”结束后，我才读了他的《竞选州长》等作品。随后又读了另一位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名著《老人与海》等。此后便是不可遏止地读欧洲大陆的文学作品，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普希金、海涅、歌德等大师们的作品纷纷进入我阅读的视野，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更为波澜壮阔的文学世界。
读《海狼》至今已整整50年了，邻家的那个小伙伴很早就迁到大连湾居住了，他的情况无法得知。但想到《海狼》，便会想起他。
2009年11月30日
列宾所传达的
我喜欢列宾的油画，更喜欢列宾的《伏尔加河的纤夫》这幅油画。不知看过多少次了，每次身心都受强烈的艺术感染。
列宾不愧于伏尔加河的儿子的称号，他深爱着这条俄罗斯的母亲河，更深爱并同情着伏尔加河的纤夫们。他倾尽了3年心血的《伏尔加河的纤夫》刚一问世，便震撼了俄罗斯油画界，继而风靡全世界。
一组画面，却浓缩了封建农奴制的俄罗斯社会生活。画面老少11个纤夫，被粗黑的纤绳套着，像是绞杀、残害着无辜的生灵。一双双忧伤的眼睛，因走不出苦难的路而焦灼着。一张张饱受风霜煎熬的脸，写满了哀伤和绝望。那沉重的步履，每迈一步，都要心力交瘁。但是，苦难又是一所学校。从一个少年纤夫富有挑战气质的脸上，可以读出他不屈从命运的反叛精神，那是画家寄托的希望。
伏尔加河作为俄罗斯的母亲河，却不能为自己的儿子浇灌幸福，而眼看着自己的儿子承受着如此的生活磨难，伏尔加河在哭泣。
我还欣赏过列宾的其他油画作品。
《渔家小女孩》这幅油画，背景却看不到河流和渔船。黄昏的草原上，一位小姑娘披着散乱的头发，穿着破旧的衣服，无助的眼神迷茫着，似乎在等待着什么。这样的画面，不能不让人们为她的命运担忧，为她的小小心灵受到的痛苦心碎。
《胆怯的农民》这幅油画，深刻地揭示了封建农奴制度下农民的深重苦难。衣衫褴褛，须发蓬乱，表情呆滞的这位农民，使我们窥见了他那颗屡遭生活打击而颤栗的心。
列宾笔下底层人们的苦难，是人类的苦难，是对人类良知的拷问，感同身受是极其自然的。列宾的画笔，是对罪恶的封建农奴制的无情挞伐。也展示了他的悲悯情怀和画家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关注，折射了他创作思想的人民性和历史性。
列宾有艺术家的才华，更有艺术家的良知。
作品的不朽，同时昭示着作者的不朽。
《伏尔加河的纤夫》之所以不朽，是因为伏尔加河有她不朽的儿子——列宾。
2006年7月29日
遥想司徒雷登
从读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到读沈建中的《走近司徒雷登》，于我已经过去40多年。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文革”初始，部队学习毛选是重大政治任务，我正是那个时候从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认识司徒雷登的。读毛泽东别的文章，我都能正襟危坐，目不斜视，以示虔诚忠心，唯恐亵渎了对领袖的神圣感情。可是，偏偏读《别了，司徒雷登》一文，那种庄严和神圣的感情却无法油然而生。对司徒雷登既恨不起来，更爱不起来。
在我看来，毛泽东这篇文章的篇名，流溢着一种人文情怀，有些离愁别绪的意味，好像为一位相交多年的老友送行。以毛泽东的文章风格，特别是对敌对国家的大使，应是言辞激烈的抨击。但是，这篇文章里，只是在开头对司徒雷登有些类似介绍性的文字，显得异乎寻常的温和。当时，我对此揣测的唯一可能的是，毛泽东不可能不对这位传教士出身的大使的品行操守，以及学养文才一无所知。对毛泽东来讲，不抨击是否意味着惺惺相惜了呢？另外，以毛泽东的胸怀抱负，他应该想到一个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将在国际上获得立足的空间，虽然在意识形态上，我们只能选择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但是，斯大林一度对中国共产党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思想还持有相左意见，毛泽东不能不对此有所忌惮。1962年中苏两党的决裂，已经证明了这一点。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并于1979年正式建交。毛泽东是否早就想过，中美两国建交，中间需要谙熟中国国情，且在中国有广泛人脉的美国人为此沟通，而这位沟通者是否就是司徒雷登。但事实上，为中美两国建交作奠基性贡献的美方人士是基辛格先生。如果中美早建交十几年，或者司徒雷登再多活十几年，这份荣誉有可能是司徒雷登先生的。未能如此，私心揣度，这既是毛泽东的遗憾，也是司徒雷登的遗憾。
沈建中先生的《走近司徒雷登》，以翔实的史料，给了读者一个真实的司徒雷登，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我对司徒雷登先生想象的空白，拉近了从“别了”到“走近”的距离。
读沈建中先生的作品，才明白毛泽东选择“别了”的另一层含义。出生在杭州的司徒雷登，视中国为第二故乡，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意识形态化，作为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当然只能“别了”中国，毛泽东如此为司徒雷登送行，也算是一种礼貌周全的外交行为。
杭州浓郁的文化气息，涟漪的水乡景物，不能不影响司徒雷登的精神生活。他选择了传教士的职业，是家庭承训，他创办了燕京大学，却彰显了他的抱负和才华。仅从燕京大学的教授名单中，就可以看出他驾驭和广纳精英的能力。这些教授不仅是当时教育界的翘楚，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后，亦为文艺、教育乃至思想界的栋梁。这里仅列几位：冯友兰、雷洁琼、张友渔、郑振铎、钱穆、沈尹默、俞平伯、谢冰心等等。这样一批优秀人物能齐聚在他的麾下，办一所培养人才的大学，可见司徒雷登的人格、学识、眼界确有过人之处。他作为美国文化的侵略者，应该是事实，但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的现代人才，也是事实。其时，燕京大学在中国深孚重望，颇获好评。在32年的发展过程中，桃李满园，弟子星灿，其中如熊佛西、凌叔华、焦菊隐、萧乾、费孝通、袁家驹、黄华、龚澎、黄宗江、周汝昌、凌青、周南等均为一时之俊杰，其中不乏新中国各条战线的杰出人才。
无论从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还是沈建中的《走近司徒雷登》，都使我感到，司徒雷登是一位没人诟病的仁人君子。他任职美国驻华大使，是在履行公职，是各为其主。但他在中国却没有私敌，没有辱没道德的难堪行为。作为传教士、教育家、外交官员，他学识丰富，为人谦和，风度极佳，在中国有广泛而良好的人脉，在知识界的民主人士中尤获好评。著名民主人士闻一多先生在他《最后的讲演》中讲到：“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要求的”。后来的一次轰动事件证明，闻一多先生的看法是准确的。这一事件就是国民党特务杀害民主人士李公朴和闻一多。这次事件后，蒋介石接受了司徒雷登的建议，处死了“李闻”事件的凶犯。美国驻昆明领事馆还保护了一批民主人士，如潘光旦、费孝通、张奚若、楚图南等。这很可能是为什么司徒雷登在中国颇孚众望、颇有人脉、颇有清誉的个中原因。
读“别了”和“走近”，我似乎觉得毛泽东本来是不准备和司徒雷登告别的，司徒雷登也未准备和中国告别，在蒋介石残余势力败退台湾后，双方在南京等地密切会晤，以求合作。况且司徒雷登出生在中国，是个中国化了的美国人，他父母的墓地就在杭州，因此他努力想促成一种可能，而且双方都需要这种可能，但这种可能在最后一刻失去了。当时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分歧终致无法调和，这或许是毛泽东的憾事，更是司徒雷登的悲剧。否则，以他们的个人魅力、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不知会演绎怎样的华彩乐章。
黯然离开中国的司徒雷登，曾天真地想着有一天会重新回到中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那些年代里，是不会有这种可能的。沈建中先生的作品里，没有更多地介绍司徒雷登先生在美国的晚年生活，只知道他于1962年86岁高龄时，因心脏病辞世于美国首都华盛顿，一代著名美国驻华大使从此驾鹤西去。
离开了中国的司徒雷登先生，对他第二故乡的思念之甚，是可以想见的。在他的遗嘱里，希望骨灰能安葬在他任校长时的燕京大学旧址燕园，虽未遂愿，但也算有另一较好结果，骨灰被安葬于杭州。那是他的出生地，与他的父母、两个弟弟一起比邻而眠，他的灵魂从此永远枕着杭城的山水酣眠了。别了的司徒雷登回来了。倘若毛泽东九泉有知，会否欣然命笔，欢迎归来的司徒雷登呢？亦未可知。
2010年8月6日
走进年轻的世界
——读《当世界年轻的时候》有感
几十年的读书经验告诉我，眼前这部作品绝不会是平庸之作，仅书名就让我心旌摇动不已。
多少年了，像《当世界年轻的时候》这种令我动情的作品已经不多了。35万多字的文章，每一页都引你去一方新的世界，每一章都荐你去会一位人物。当你急切地读完全书，心中已是挥之不去的感动了。一次次地平复着兴奋和感慨，静静地梳理着纷飞的思絮。
仿佛十分遥远的国度，尘封得太久的故事，却新鲜地、令人兴奋地跃入了我的眼帘，渗进了心中。
像是从未停止滴落的钟乳，当我读完这部作品时，眼前已然耸立起一尊仪态万方的心血之雕。
世界年轻过吗？人类纪年已6000多岁，地球也存在于世几十亿年了，世界已老得白发三千丈，老得子孙千百亿，年轻何在？
而作者告诉我们的是，世界真的年轻过。那个年轻过的世界无数历久弥新的故人故事也告诉我们，世界年轻过。
故事的源头在西班牙。20世纪40年代，年轻的西班牙左派力量组织新生的政权，实行社会主义政策，与欧洲东部的苏联遥相呼应。这于黑暗的欧洲，乃至混沌的世界，不啻一缕曙光。全世界无产阶级为之欢呼，为之振奋，并深受鼓舞。然而，反动势力也于暗中集结力量，阴谋绞杀新生政权于摇篮之中。西班牙军事独裁者佛朗哥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军队勾结起来，对本国的新生政权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企图摧毁兴起于西班牙并有可能影响到整个欧洲的革命力量。
法西斯对革命政权的围剿，触痛了全世界正义者的良知，激起了他们的道义。人类的无私之爱，是世间最美的彩虹，而为正义而战，是震撼人心的力量。
于是，由西班牙及欧洲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组成的、来自世界53个国家4万多人的国际纵队成立了。他们秉承着“全世界是我们的家乡”的宗旨，高喊着“不许法西斯通过”的口号，浩浩荡荡地开进了西班牙前线，向反动势力宣战。
他们以神圣的使命感，以纯洁的感情，以年轻的生命，以燃烧的心，为一个与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家庭毫不相干的新生政权而战。他们在战场上极其激烈地拼杀，极其悲壮地牺牲，而且不索取任何报酬。他们作战的勇敢，精神的高尚，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程度。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自发组织的、为正义而战的最伟大的国际纵队。
国际纵队在西班牙的出色表现，震惊了全世界，也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得到了全世界正义者强大的声援和物质支援，古老的世界变得年轻了，变得富有正义和活力了。
国际纵队毕竟无法同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反动军队长期抗衡。他们顽强地战斗了两年后，不得不撤离西班牙。他们以激情开始，以悲壮结束，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一页。
作品披露了国际纵队令人追思不已的往事。国际纵队的成员不仅国别不同，身份也相当复杂多样。不仅有大量的产业工人、海员及医生、教师、工程师，还有许多世界著名的艺术家。他们有的以自己在世界的广泛影响，为西班牙新生政权奔走呼吁，号召进步力量为正义和民主而战。有的手持武器，浴血奋战在炮火连天的战场。这些著名的艺术家包括世界著名的美术大师毕加索，他创作的一幅油画作品《格尔尼卡》，让全世界了解了西班牙内战真相，揭露了佛朗哥法西斯政权的残暴。智利著名诗人聂鲁达创作了《西班牙在我心中》的诗歌，在前线广为流传，极大鼓舞了国际纵队的战士们。他在诗中写道：“战友啊，我看到你们，我的眼睛如今仍充满骄傲，因为在多雾的早晨，我看到你们的临近，西班牙纯洁的前额……来保卫西班牙的城，因为这儿受到围攻的自由……”。著名法国作家加缪为《自由西班牙》一书所作的序言中，以忧伤的感情写道：“我们这代人把西班牙长记在心……西班牙是我们心上的伤口”。英国著名诗人休斯，热情歌颂国际纵队的战士们，他写道：“千万颗星星，其中一个是你的名字，人，那些捐躯在西班牙大地的，诞生自由的人类种子”。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在《献给在西班牙阵亡的美国人》一文中深情写道：“没有人比在西班牙阵亡的人还要光荣的入土，这些光荣入土的人士，已经完成人类的不朽”。英国著名作家奥威尔在西班牙内战的前线战斗过。他在回忆中这样说过：“我比以前更迫切地希望看到社会主义能够落实，这情形也许是由于我有幸和西班牙人民生活在一起的缘故”。所有这些，使读者看到了在动荡的西班牙政局中 艺术家的良心和为正义担当的勇气。也只有西班牙，才吸引了如此众多著名艺术家忧虑的目光和对国际纵队深情的关注。这些艺术家有些后来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如海明威、茨维格、聂鲁达、加缪等。在世界艺术家的集体发声中，中国的艺术家没有沉默，处于抗日战争中的许多中国艺术家也深情地为西班牙正义战争讴歌。著名词作家麦新，著名曲作家吕骥创作了《保卫马德里》一歌，唱彻了延河两岸，并传遍中国的抗日战场，表达了中国人民对西班牙人民的声援。
作者以绵密细致的铺陈，感情辽远的笔触，抒写了国际纵队的医生们。这是一个令人敬仰的群体，他们国别不同，语言不同，但有两种是共同的，即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大爱无疆的国际主义。在这个群体中，我惊喜地看到了许多熟悉的名字，他们是加拿大的白求恩，德国的白乐夫，保加利亚的甘道扬，印度的爱德华，印尼的毕道文（华侨），奥地利的闫彼德，捷克的纪瑞德等著名医生。他们在西班牙内战结束后，义无反顾地转战中国抗日战场，其中白求恩医生牺牲在中国大地上。这是一群无以为家、却又四海为家的真正的国际主义战士。读他们的事迹，品他们的情操，度他们的胸怀，常常掩卷静思，崇敬之情油然而生，激动之情难以自抑，许久都无法平静。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饱蘸激情之笔，热情讴歌了国际纵队中被称为中国志愿军的中国人。在国际纵队的4万多人中，中国人只有区区100多人。中国志愿军并未单编成战斗建制，而是分散编在各个军团中。中国志愿军大多来自欧美华侨和劳工，也有极少数从中国大陆去西班牙的。他们中间有中共党员，有欧洲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员。职业也五花八门，有工程师、医生、教师，但多数是海外劳工。
中国志愿军大都战斗在第一线，也有从事战场抢救，物资运送，构筑工事等任务的。他们战斗勇敢，勇于牺牲，遵守纪律，团结战友，任劳任怨，默默工作，吃苦耐劳，抢干最危险、最艰苦、最脏最累的工作，把中国人民的优秀品质播撒在了西班牙战场，在国际纵队享有极好的信誉。
这是一群志愿为西班牙人民神圣的事业而战，为西班牙人民崇高事业而牺牲的国际主义战士。他们中间有人牺牲在西班牙战场，西班牙人民只知道他们是中国人，而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远在中国故乡的亲人甚至无法得知他们已牺牲在异国大地的消息，也无法得到战争抚恤。
中国志愿军中职务最高者为谢唯进，他是中共党员，后转为德共党员，在国际纵队十一旅反坦克部队任政委。谢唯进有极强的组织领导能力，与各国军团联系密切，在国际纵队很有知名度。他在战斗中负过伤，未及治愈，便投入新的战斗。西班牙内战结束后，他回到中国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曾任第四野战军特种兵政治部副主任，参加过平津战役。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空军工程部政治委员，工程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此后坎坷磨难接踵而至，先是莫名其妙地被提前离职休养，在他故乡四川的一个小城南充寂寞度日。“文革”期间，更是因为他在西班牙的经历，被罗织各种罪名，备受打击，直到去世后才恢复名誉，平反昭雪。许多中国志愿军战士继续留在欧洲一些国家，也有一部分人像谢唯进一样，回国参加抗战，有的还到了延安。他们极少提在西班牙的那一段光荣经历，也有人因为那一段经历，在“搬石头”运动，肃反运动，反右斗争乃至“文革‘中惨遭批斗，甚至致残致死。好在历史最终为他们昭雪洗冤，他们的灵魂可以无愧地安息了。
一群湖海飘蓬的中国人，缘悭于故乡，却相逢于异国，成为为西班牙的民主和自由而战的战友。
他们牺牲了，没人知道他们的姓名，也没人知道他们葬身何处。他们离去了，没人知道他们的行踪，也没人知道他们此后的生活。他们的生命是短暂的，却留在了历史的长页中。他们的生活是普通的，却与一项伟大的事业融在了一起。我们不能不为这些中国先辈先烈们感到骄傲，同时为他们的灵魂祝福祈祷。
山阻水隔，岁月苍茫，中国志愿军在遥远的西班牙留下了一段难忘的岁月。战后在西班牙和欧洲一些国家，经常有当年国际纵队的战友著文怀念中国战友，有些杂志的封面上刊登着中国志愿军战士的大幅照片。中国志愿军在西班牙的峥嵘岁月，国内却鲜有人知。
书中描述了一段感人的往事。那是1937年10月，西安事变后的杨虎城将军被迫交出军权，率一个代表团去欧洲考察。时值西班牙内战爆发，杨将军率团去马德里郊外战场，向为民主和自由而战的西班牙军民及国际纵队赠旗，上书：“同为民族独立，民主和平而斗争”。杨将军的政治抱负和情操胸怀可见一斑。
那一页扑朔迷离的历史一旦清晰，那扇极少为世人开启的厚重的历史大门一旦洞开，我们不能不对曾经年轻的世界心生向往之情，不能不对去国怀乡，壮志天涯的国际纵队的战士们，特别是中国志愿军的前辈们顿生敬仰之心。
1996年，西班牙内战结束60周年，西班牙首都巴塞罗那举行盛大集会，纪念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时刻，并欢迎当年国际纵队的老战士们重回战地。但我没有读到有关中国志愿军参加这一盛典的记载，不能不生些许憾意。
读这样优秀的作品，不能不想到作者，不能不感谢作者。如果作者没有一颗正直的心，没有一种高尚的情怀，没有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和民族的自豪感，世界将憾失一部厚重的作品。
世事凋零，人海苍茫。作者如何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从散佚在欧洲及拉美的华文报刊中，从时断时续的、蛛丝马迹的传闻和纸片中，从尚存的当事人，从当事人的朋辈及后人的口传中求证了如此翔实的资料，缝合了碎屑的、断续的文史资料，再现了一段历史原貌。特别是还原了中国志愿军在西班牙的光辉历史，已是十分不易、十分难得了，因而更显其弥足珍贵了。更使我惊讶的是，两位作者倪慧如和邹宁远，是出生在台湾的科技工作者。正是他们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更是他们炎黄子孙的民族大义，使他们不畏艰难，不避艰辛，于种种意想不到的困境中走了出来，将一部心血之作呈献在世人面前。
如果说，开始是这部作品征服了我，而读完全书，更觉得是两位作者征服了我。我想，任何时候读这部作品，都可以从《当世界年轻的时候》看到作者年轻的影子。
世界真的年轻过！
2014年5月1日
政治领袖与文学艺术
记不清20世纪的哪个年代，中央电视台播放英国皇家交响乐团在北京演出盛况。这是一个享有世界声誉的艺术团体，观众陶醉在无与伦比的美妙音乐中。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指挥这支庞大乐团的，竟然是大名鼎鼎的英国前首相希思先生。一头银发，满目闲情，自信的神色中透着诗意的气质。银色的指挥棒徐疾有致有致地挥动着，乐队随他的手势穿行在音阶编织的梦幻世界中，希思先生则沉醉于激越恢宏与舒缓幽柔交融的绮丽意境中。一曲奏毕，观众掌声骤起，是对乐团的礼赞，更是对希思先生的敬意。
希思先生少年时代便酷爱音乐，特别是钢琴演奏技艺日臻纯美，可完美地演奏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等大作曲家的作品。希思先生曾参加过演奏比赛，获得过大奖，受到过好评，并终生与音乐结缘。但希思的理想不仅限于音乐艺术，他渴望成为杰出的政治领袖。1970年，他如愿以偿地当选为英国首相，踌躇满志地走进了唐宁街首相府。执政4年后，希思先生卸任。卸任后的希思并不彷徨失落，他继续着音乐活动，并随皇家乐团周游各国，生活得十分充实和富有情趣。
政治领袖与艺术结缘，在英国并非希思先生的独美专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取代张伯伦任首相的丘吉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居功至伟。二战结束后，这位功名显赫的人物却在本国的政坛纷争中黯然下野。但丘吉尔并未因此沉沦，而是沉湎于青年时期培养的绘画兴趣中。他更浓厚的兴趣却是文学写作。在他任首相前，就写过四卷本的《世界危机》，100多万字的家族传记《马尔勃罗传——他的生平和时代》，完成了150万字的《英语民族史》这部鸿篇巨著。从首相岗位下野后，开始撰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这部六卷本的鸿篇巨著于1953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首相获此奖项，迄今为止尚无第二人。
政治领袖与艺术结缘，更非英国独领风骚。法国皇帝拿破仑，曾统率百万大军，雄气力撼欧洲大陆，为名噪一时的著名军事统帅。滑铁卢战役失败后，他失去了王位，沦为政治囚犯，被囚于圣赫勒拿岛。一次有人问他，百年之后他的墓碑以何种头衔称谓，他说，写上法兰西皇家科学院院士即可。此话并非拿破仑附庸风雅，他确实以优异的数学天赋荣膺过法兰西皇家科学院院士的荣誉。但数学与文学毕竟有隔行之嫌，事实上拿破仑在文学艺术上确实颇有造诣。曾任过法国总理、总统，并镇压过巴黎公社运动的路易·阿道夫·梯也尔这样评价拿破仑：“拿破仑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这点大家都同意，但他也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 梯也尔的评价显然有过誉之嫌，但拿破仑确实创作过许多文学作品，如散文《旅行印象》，小说《新爱乐尔斯》和《克利松和欧也妮》等。另外，他制定的五部《拿破仑法典》至今还在沿用。在欧洲，政治领袖、军事统帅舞文弄墨甚至可以上溯至古罗马时期。有谁能想到，气吞山河、纵横捭阖的恺撒大帝，能于繁芜的军政要务中 拨冗写作，描写历史烟云，臧否过往人物，记述战地见闻。他的一部《高卢战记》给后人留下了一位亲历者的历史。
远离欧洲大陆的美国，其领袖人物与文学及艺术结缘，虽不及欧洲风盛，但亦不乏佼佼者。如美国第三十一任总统胡佛，卸任后不仅仅满足于写回忆录，而几乎是以文学创作为主业了，虽不能说著作等身，却也著述甚丰，颇获好评。如《威尔逊的苦难历程》《美国史诗·三卷》以及《成长》等，均非泛泛之作。
上述这些政治领袖卸任后的生活，使我感到，领袖，特别是民主时代的政治领袖，并非终身职业，不可能永远居于权力的峰顶。遽然的变故，选举的不测，都会使其从高处跌落。失去权力的巨大落差，生活骤然从沸点降至冰点，从趋之若鹜到门前冷落，对心理的打击肯定是巨大的。失去了颐指气使、号令全国的雄气，像草原上失去了王位的老狮王、老虎王们一样，英雄迟暮，王气不再，褪尽了所有的光环和荣耀，一时间的痛苦、沮丧、悲观、抑郁、萎靡、颓唐等会接踵袭上心头，甚至被击倒。但这只是问题的一半。权力顶峰上的生活，并非生活的全部，失去了权力，并非失去了生活，而平民化的生活或许会使生活的品质更为出色。有文学艺术情愫或其他所长在身，无论遭逢何种境遇，精神都不会旁落，生活会依然精彩。希思照样弹琴和指挥乐团，捷克总统哈维卸任后照样当他的作家，而不会像前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被解除职务后，抑郁孤独地生活了几年后孑然离世，而胡佛、丘吉尔、希思等则享受天年，均在90多岁的耄耋之年辞世。
2012年5月9日
人类应当感谢犹太人
2000年末，当旧的千年行将结束，新的千年即将到来之际，英国老牌权威媒体《泰晤士报》，在全世界科技和思想界组织遴选千年科学家、千年思想家活动。结果并不出人意料，全球精英人士的目光聚焦在两位人物身上。千年科学家的选票厚重地叠积着爱因斯坦的名字，第二名是马克思。而千年思想家的桂冠，却献给了马克思。应当说，这个结果是公正的，权威的，令人信服的。
千年的漫长岁月，千年的动荡历史，千年的社会进步，该有多少科技界、思想界的精英巨子，领冠群伦的翘楚俊杰，为这个世界奉献着璀璨的科技成果和穿透时光的深邃思想。世界因这两位伟大人物而实现了向文明社会的历史性跨越。
我对两位伟人的当选感到万分的喜悦，但却意外发现，这两位科技界、思想界的领军人物竟然都是犹太人。是巧合？是偶然抑或必然？一个民族能够出现一位千年的领军人物已经是奇迹了，而出现两位则不能用奇迹来解释了，然而，这确是奇迹。更使我惊异的是，全世界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17%是犹太人，美国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中，27%是犹太人。也许数字是枯燥的，但数字却是令人深思的。
怀着这种浓厚的兴趣，我在读过的作品中钩沉，在记忆中搜觅。零碎的远非完整的获取，已经使我为犹太民族的优异禀赋和杰出的才华钦佩不已了。一连串享有世界声誉的犹太名人，出现在我的眼前：葡萄牙伟大的航海家哥伦布；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美国石油巨头洛克菲勒兄弟；美国新闻事业的奠基者普利策；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奥地利精神分析学说的创始人弗洛伊德；著名学者罗素的学生，逻辑学的创始人，奥地利的维特根斯坦；打开新中国和美国外交关系大门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美国第一位女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德国“新马克思主义”重要流派 “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马尔库塞等无一不是改变一个领域，甚至改变全球现状的前驱者。
当我在文学的海洋中泛游时，无数曾辉煌地、并继续辉煌地照耀着世界文学天空的犹太人作家的名字，令我诚惶诚恐地膜拜。其中有德国伟大诗人海涅，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歌旗手“阿克梅派”诗歌的重要代表施塔姆。我无法得知，在全世界文学的最重要奖项“诺贝尔文学奖”中，有过多少作家荣膺这一桂冠，但我发现，获此奖项的犹太籍作家，却是巨星闪耀的方阵。1966年获奖者，瑞典著名女诗人、戏剧作家奈莉·萨克斯；1976年获奖者、美国作家过索尔·贝娄；1978年获奖者、美国作家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1987年获奖者、美籍俄罗斯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2002年获奖者、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另外，美国著名作家沃克；德国著名作家、诗人、文艺评论家茨维格；奥地利著名作家卡夫卡，他们在世界文坛的声誉并不逊于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而美国作家马拉默德、罗斯、梅勒；前苏联作家爱林堡；德国作家弗希特万格；入选过1955年世界文化名人的乌克兰作家阿莱汉姆；捷克当代著名作家克里玛；著名的革命民主主义政治家、文艺评论家、德国作家别内尔等都在本国、本地区，甚至全球产生过重要影响。
我还发现，犹太人文学家的方阵，不独青睐才气逼人的男子，犹太女作家大有不让须眉之势，除了上述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萨克斯外，美国著名女作家弗里丹和格鲁斯佩莉，帕克和奥尔森；德国的许勒尔、柯尔玛、朗盖瑟尔和爱辛格尔4位著名女诗人；法国著名女作家西克苏等，也都以绮丽的文采，脍炙人口的作品，走进了无数读者的心。
犹太人甚至猎涉文学艺术的所有领域并卓有建树。奥地利著名作曲家贝多芬；著名音乐指挥大师卡拉扬；著名音乐指挥家、小提琴演奏家、美国费城交响乐团指挥梅纽因等，都以其卓越的艺术才能、优雅的艺术风度征服了全世界音乐听众的心。著名美术大师毕加索；被称为“大自然的抒情诗人”的俄罗斯著名画家列维坦；14次入围、8次赢得电影奥斯卡奖的美国著名导演库布里克等都飨人类以持久的、震撼心灵的艺术享受。
犹太人金融家的能力举世公认。二战前，犹太人在欧洲金融界处执牛耳的地位，犹太人开设的银行遍布全世界，包括在中国上海开设的沙逊洋行（今上海外滩20号）。犹太人还有着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队伍，并先后有4人荣获过这一领域的诺贝尔奖，这就是1970年的萨缪尔逊，1971年的库兹涅茨，1973年的里昂捷夫，1980年的克莱因。
这一长串如雷贯耳的名字，告诉了人们，犹太人在科技、经济、金融、思想和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以及整个民族发育的程度，如果不带偏见，完全可以这样说，犹太人把世界带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度。
作为一个读者，受阅历所限，对犹太人精英的了解只限于管窥之见，因而所开列的名单肯定是挂一漏万的。但即或如此，上述人物也足以使我顿生敬意，对犹太民族钦慕万分了。一个只有1000多万人口的民族，涌现出如此众多出类拔萃的精英，是其他民族罕与匹之的。
犹太民族以其卓越的才华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程，世界人民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享受着犹太人所创造的文明成果，犹太人理应受到人类的尊重。但犹太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处境令人痛心，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之烈，令人发指，犹太人的苦难之深重，令人深为同情。大屠杀事件几乎使犹太人种族灭绝，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就有600多万犹太人死于非命。犹太人到底对欧洲做错了什么，对德国做错了什么？善良、弱小的犹太民族不可能去犯众怒。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德国法西斯分子如此灭绝人性地残杀犹太人？是嫉妒犹太人的智慧？嫉妒犹太人的财富？嫉妒犹太人的成功？不论是这样或不是这样，都是法西斯分子最卑劣本性的丑恶表演，是泯灭人性的大屠杀，而犹太人不幸成为悲剧民族。我们从旧的资料照片中，从纪实影片中看到，老人和女人绝望的表情，看到孩子们惊恐的眼神，看到枪杀现场上密密麻麻死亡的人体，看到集中营里累累的白骨，心深深地被刺痛了，为犹太民族巨大的苦难而悲伤，对希特勒法西斯灭绝人性的暴行深感愤慨。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当犹太民族在欧洲被残酷迫害之际，当时的中国政府曾计划在上海建犹太人家园，接纳为数众多的犹太人。但不久，由于中国受到另一个法西斯军国主义国家日本的野蛮侵略，这一计划流产了。但还是接纳了数以万计的犹太人，主要分布在上海，哈尔滨也有少量移居者。中华民族在深受战争之苦之时，仍然以博大的胸怀，以感人的人类之爱，温暖着避难的犹太人，为他们提供了很好的生存条件。据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色列的一位当选总理，出生地为中国哈尔滨。
犹太人的苦难结束于二战后。战后的德国，1970年12月7日前联拜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跪倒在犹太人的亡灵前，以求宽恕。是统一后的德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都对德国法西斯曾经犯下的罪行有过真诚的忏悔，德国还以巨大的资金赔偿，帮助犹太人重建家园。诚然，死难者的生命无法复活，但活着的犹太人却可以告慰前辈们的亡灵了。
世界应当感谢犹太人对人类做出的杰出贡献，犹太人应当受到人类的尊重。
2013年5月26日
他在高原纯美的注视
28年前，几乎手不释卷地读完了张炜先生的大作《古船》，之后是久久的怅思。心头似依然在洼狸镇的古船上颤悠，在神秘的东夷故城的故事故人中寻觅着什么，在庞大的隋姓家族繁衍生息中得到一些悠远莫测的启示。
还很少有哪一部作品如此强烈地、执拗地牵着我的思绪游走，漫不经心的，却是韧力十足的。于是，我开始兴奋地关注张炜先生的作品。《九月的寓言》《怀念与追忆》《我的田园》《一潭清水》《葡萄园畅思录》《融入野地》等纷纷进入我阅读的视野。
张炜先生的作品并不华丽，似乎也缺乏时下社会时尚的气味，更与款爷富奶的故事相去甚远。读他作品的感受是别样的，有生命的活水，有泥土的芬芳，更有不媚权贵的尊严。他似有意躲开喧嚣与浮华，厌恶追名逐利，很难也从未在觥筹交错的盛宴上，或彰显成功与荣誉的殿堂上见到他的影子。他更醉心于在生活的底层开掘，把洗尽铅华、淡尽尘沙的一潭清水给读者，让读者与他一起去遥远的山村，感受沧桑的岁月，追忆辽远的往事，慨叹逝去的年华，抚慰心灵的创痛，感受小人物的善良，耕种道德的田园。他的故事中有伤感，却不使人失落，有迷惘却不摒弃理性，不说教却有着春雨润物的持久功效，故事结束了，却有深沉的思索在。
我没能也不可能记住张炜先生作品中所有的故事，但却从他所有的故事中过滤出最纯粹的品质——做人的良知。他以悲悯的情怀讲他的故事，以他善良的笔触躬身于生活中的弱者，他鞭笞丑恶，更见其对小人物的护卫之心。
张炜先生早已是文坛翘楚，但却一直低调。他不事张扬，不媚俗取宠，是文品，更是人品。他如此寂寞地苦作于山村海陬，咀嚼着生活的甘苦，把一部部纯美、醇醪的作品奉献给大众，我在想，他的心头一定悬着一颗精神的太阳。
很有几年没读张炜先生的作品了，直到前两年才知道，原来他正在创作《你在高原》这部巨著，这使我对这部作品充满了阅读的期待。
2011年4月7日
粲然凋落的生命之花
——给石评梅女士
20前，读写你的书，是柯兴先生的大作《石评梅》。他那优美凄恻的文笔，牵着你翩若惊鸿地走来。我感叹中国五四时期有才情如此非凡、品性如此优雅的女性。
然而，更使我景仰的，是20年后，读了你蘸着智慧和心血的文章结集。
你生在那样一个风悲雨凄、国运凋敝的年代，注定了你美丽的名字，犹如你美丽的面容一样，有凄然之美，有惨淡之痛。
你以伤感的文字，叙说着被压抑的号哭，被摧残的呐喊，被窒息的控诉，以及重扼之下哀泣的呻吟。
在那个病入膏肓的社会，你的心被层层黑暗的网束缚着，被重重的铁闸紧压着。你的文字使我感到了你心情的沉痛，精神的苦闷，始终走不出你忧郁的心境。
你孱弱的生命，终究无法冲破社会沉重的铁幕，我听到了你文字中的悲歌。
你有一颗多情因而极易被伤害的心，而那社会总无情地伤害着你。
在那样一个风雨飘零、月寒星冷的年代，你“仍紧嚼着牙齿作勉强的微笑”，其痛苦之深，真是令人怜莫能助。
你叫我窥见了重扼之下，读书人沉重的叹息，艰难的生存，如黑夜的星火，偶然的光，是生命无声的一闪，却迅忽消失在漫长的暗夜。
你的心罩着深深的乡愁，在爆竹除夕夜，在月华团圆时。能使你感到些微快乐的，是故乡的风情，故乡淳朴的山民，是故乡“葡萄架下，老槐树底，小河堤上，茅庵门前的晚霞流光，花荫蝉声，以及关帝庙前古戏台的社戏”。只有此情，才能唤回你静默如死的心：只有此时，你少女的情怀，才释出了阴翳，才淡出了悲苦。
凄冷的岁月中，你眷恋着亲情。中秋月下，你给母亲写信，回忆儿时的欢乐，那是为让母亲沉浸在欢乐的情绪中。而远在异乡的你，却是身心俱焚，却愈发留恋在母亲身边的温暖，愈发感到了儿时欢乐的可贵。
你以漂泊的心写你的孤寂，像西直门城楼的燕子，寄人篱下，顾影自怜。一个少小离家的纤弱女子，在京城的长街上投下的是茕茕身影。
你常常像一只羔羊，惧怕原野的黑暗。当一缕阳光幸临，你会在冷峻中感到残存的温暖。
你何尝不像一只失群的小鹿，惊悸于生存的险境。那颗善良敏感的心，是那么容易受伤，却又失了爱的护慰。
你在痛苦不能自拔，不是你纤弱，实在是那社会污浊的泥淖太腐太深，不能自拔的又岂止是你。
你自道是受尽欺凌的小花，或如残茎枯荷，落于荒野死水，那其实是你死寂的心的外借。
你写朋友“被黑暗的罗网，残苦的囚院，捉攫去你的自由的可怜情形”，读者认定，那正是你心境的惨烈写照。
如此纤弱的你，却也写轩昂的文章，刺社会的黑暗，为刘和珍等女性伸张正义，使人对你顿生敬意。
你感叹生活如惊鸿疾掠，如浮云倏去，沉重的天幕下，是如此艰难喘息的生灵。
你对那社会深度失望，“多少愿望都被命运的铁锤粉碎了，如今挣扎着的只是这投身到悲苦中奢望做一个悲剧性人物的残骸”。读这样的文字，读者的心被痛苦深噬着，对你的命运，也有几分不祥的揣测。
你几度写幽静的陶然亭，那里有使你心旌摇动的“四烈士墓”。你如此寄情于此地，是否想到，这里将是你灵魂的归处？与你崇敬的烈士们，与你深切怀念着的高君宇，一起长眠在这里。我是在另一部作品中得知，你最终真的和高君宇一起 长眠在这里。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内心的强烈震撼。我在想，你幽兰书香之外，却另有一种青云直上的情操，不由得使人想起李清照的诗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你深如古井的心，却有着最清洌的情感泉流。高君宇是你可以倾泻委屈的兄长，是你膜拜的导师，是灵魂相契的同类，你却始终关闭着那几欲开启的爱的闸门。是怕伤着他？是觉得不配他？他终于未能等到那一天先你而去了。你擦肩了也许是世上最美好的姻缘，却留下了最凄美的、令人久久叹惋的故事。
高君宇的仙去，你深感去日无多，你的心也随他而去。你几度写幽静的陶然亭，并最终与高君宇一起长眠在那里。
读写你的书，读你写的书，我钦羡你惊世的才情和卓然不群的人格。我痛挽你粲然凋落的生命之花。
2009年11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