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中存在着结构性失衡时，如果单纯压缩总需求，以至于经济紧缩过度，同时，物价上涨率由于结构性问题的存在而未能降低，那么经济的“滞胀”就可能出现。这是国民经济管理中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但也应当注意到，经济中出现“滞胀”的可能性并不等于这种可能必定成为现实。可能发生的“滞胀”要变为实际发生的“滞胀”，需要以相应社会购买力的存在作为条件。要知道即使由于商品供求结构不协调而可能出现物价上涨的趋势，但任何物价上涨都与相应的社会购买力的存在有关。如果社会购买力不足，在商品供求结构不协调时，短缺商品的价格仍然难以上涨。因此，在采取压缩总需求(比如说，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压缩居民可支配收入)之后仍有较大的社会购买力，并且这种社会购买力足以导致物价上涨的话，那就必须了解这种社会购买力究竟来自何处。
它会不会来自财政支出，即财政支出的一部分会不会转化为对短缺商品的购买力？一般说来，这种可能性在经济紧缩过度时并不存在。压缩总需求首先包括了对财政支出的压缩。
它会不会来自信贷支出，即信贷支出的一部分会不会转化为对短缺商品的购买力？这种可能性在经济紧缩过度时一般也不存在。压缩总需求无疑也包括了对信贷支出的压缩。
它会不会来自出口收入、侨汇收入、国外入境者的支出(即旅游收入)、引进的外资？这是因为，所有这些收入都有可能转化为对国内的短缺商品的购买力；紧缩国内需求与增加出口收入、侨汇收入、旅游收入和引进外资完全可以同时进行。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合理地利用所增加的外汇收入，利用它们来增加国内短缺商品的供给(如直接增加短缺商品的进口，或增加有关的生产资料进口)，那么即使增加了对短缺商品的购买，也不会导致物价上涨。
于是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在经济紧缩时足以引起物价上涨的社会购买力并非来自财政支出、信贷支出和各种外汇收入，那么它们究竟来自何处？
可能有下述三个来源：
第一，来自居民的储蓄存款。在经济紧缩时，如果居民的预期发生变化，他们是有可能提取存款，使之转化为社会购买力，购买短缺商品，从而引起物价上涨的。
第二，来自居民手头持有的现金。不管这些现金被当作备用金的还是具有“持币待购”性质的，只要居民的预期发生变化，这些现金就有可能冲向市场，引起物价上涨。
第三，来自企业的税后利润部分。企业可以利用这些货币作为公共消费支出，或把它们分配给本企业的职工，转化为职工的个人消费支出，使之进入市场，购买短缺商品，从而引起物价上涨。但应当指出，如果企业是有利益约束的并且具有长期的发展方针，那么企业将考虑到经济紧缩的客观形势，就会在税后利润的支出方面自行约束，节制公共消费支出和给予职工的收入份额，而宁肯在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增加积累上下功夫。反之，如果企业缺少利益约束，企业行为是短期化的，那么企业很可能置经济紧缩的形势于不顾，继续采取把税后利润“分光吃尽”的做法，物价也就可能因此而上涨。
由此可见，在存在结构性失衡时，如果政府采取了紧缩需求的措施而又不设法缓解居民储蓄存款和居民手头持有现金对市场的压力，不设法阻止它们对市场可能发生的冲击，那么可能的“滞胀”就会变为实际的“滞胀”。同样的道理，如果政府不在紧缩需求的同时改造企业的运行机制，而仍然使企业缺乏利益的约束，缺乏自我调整税后利润使用方式的机制，以至于企业的行为依旧是短期化的，那么“滞胀”的可能性就会转化为“滞胀”的现实性。
“滞胀”对经济是十分不利的。它不仅与经济的稳定增长无法相比，甚至比“增长中的膨胀”还要坏。就现阶段的我国经济而言，紧缩总需求势在必行。我们要研究的是如何在紧缩总需求的过程中不至于出现“滞胀”。当然，在这里必须强调增加有效供给对于缓和经济失衡的关键意义。如果紧缩需求过度而造成了对有效供给的紧缩，那么紧缩需求以缓和供不应求现象的目的将不可能实现。除此以外，我们还必须就前面已经提到的居民储蓄存款、居民手头持有现金、企业运行机制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以便寻找防止发生“滞胀”的有效对策。
第一，居民储蓄存款问题。
为了防止在紧缩需求过程中居民预期发生大的变动而使提取存款，冲击市场的情况出现，可以适当提高存款利率，开展保值储蓄和实物预购储蓄，以稳定储蓄存款。同时，政府应当引导居民用一部分储蓄存款购买住宅，购买证券。住宅和证券都是保值性的。对房屋和证券的购买可以把短期资金变为长期资金或把消费基金变为生产基金，这是存款分流的有效渠道。
第二，居民手头持有的现金问题。
对待居民手头持有现金的方式基本上与对待居民储蓄存款的方式相同，即政府应采取措施，使居民把手头现金的一部分变为存款，变为对住宅和证券的购买。同时，对于个体户和农民，应当设法鼓励他们把手头持有的现金作为生产资金，以便增加供给，而不要用于挥霍性的、炫耀性的消费。
第三，企业运行机制问题。
不仅增加供给有赖于企业改革的深化(例如，通过企业改革的深化，可以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可以促进生产要素重新组合，可以加速产业结构调整等等，以达到增加供给的目的)，而且抑制需求也有赖于企业改革的深化。正如本书以后各章将会指出的，企业改革过程就是企业运行机制的改造过程，企业必须有利益的约束，才会关心自己的税后利润的使用方式和使用方向，企业的行为短期化才能避免。那么，究竟怎样改造企业的运行机制呢？承包制在这方面显然是不够的。因为承包制并未割断行政主管部门与企业之间的“脐带”，承包制下的企业还不是真正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承包制应当逐渐向股份制过渡。参看厉以宁：《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第31～43页。股份企业的经济活动取决于投资者的利益，宏观经济调节的意图可以同股份企业的长期利益相适应，即投资者为了自身的长期利益，将在经济紧缩期间自行约束税后利润的使用方式和使用方向，而不至于出于短期利益的考虑，只图短期利益最大化，这样，“分光吃尽”税后利润的短期行为也就有可能防止了。
根据以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在结构性失衡存在的条件下，“滞胀”不是没有出现的可能性的。但是，只要我们在压缩需求的同时致力于有效供给的增加，只要我们采取各种措施来稳定居民储蓄存款，并尽可能把这些存款和居民手头持有的现金引导到对住宅和证券的购买方面去；只要我们深化企业改革，建立企业的利益约束机制，那么“滞胀”可以被防止。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经济前景将不是“滞胀”，而是经济的中速增长和物价上涨率的下降。
在这一章中，我们只是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中“滞胀”问题，而且只进行了十分粗略的分析。在本书以下各章，我们将对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商品供给缺口与商品需求缺口并存条件下的政府调节问题和企业改革问题进行较细致的论述。
五、重新认识资源配置问题的必要性
研究经济学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找到一种令人满意的体制或机制，以便合理利用资源、配置资源，既能促进社会财富的增加，又能使财富或收入的分配趋于公平。不重视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实际上是忘记了经济学这门科学的这一使命。但自从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以来，历来有关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有两种趋向。一种趋向是：认为市场机制是能够完善地、合理地在社会有限资源条件下配置各种资源的惟一有效的机制，资源配置学说无非是一种通过市场对经济自发地进行调节的学说。另一种趋向是，从资源配置的过程与效果来看，市场机制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或者反映了对社会资源的利用不善，从而造成资源的闲置或浪费；或者反映了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之间的不协调，即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即使资源的配置比较合理，社会财富可以增加，但收入分配的失调现象却会变得严重起来，从而必须运用政府的调节职能或计划机制来取代市场机制的作用，至少应用它们来克服市场机制的局限性。
然而，当我们把研究的课题转入我国现阶段的资源配置方面时，不难发现，国外有关资源配置的种种观点，尽管其中有不少可供借鉴的内容，但同我国社会经济的实际状况仍有较大的距离。根据我国经济的非均衡状态，那种把市场机制视为资源配置的惟一有效机制的学说，其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假定把市场定价作为解决我国现阶段的资源配置问题的出发点，我们的经济很可能陷入较大的混乱之中。这是因为，在市场不完善、非经济因素干扰较大、企业尚未具有独立经济地位的现实经济环境中，要做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合理配置，首要的问题是让企业成为有独立经济地位的商品生产者，自己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使市场日益完善。而在企业有了充分的活力之后，如果资源约束的情况仍然未能消除，那么完全依靠价格调节也难以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合理配置的目的。这就是非均衡条件下资源配置问题的复杂性，也是我们必须根据我国经济实际情况重新认识资源配置问题的主要理由。
从我国经济中可能发生的“滞”、“胀”与“滞胀”以及它们与资源配置失调之间的关系，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我国现阶段资源配置问题的复杂性和解决这一问题的难度。这就是，无论是按市场机制是解决资源配置问题的惟一有效机制的模式，还是按计划机制对市场机制替代的模式来分析这些问题，都不可能深刻地揭示其原因和找到对策。我们强调“只有先了解中国，才能对中国经济作出符合实际的说明”，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轻视经济理论的指导作用。没有经济理论的指导，没有这种理论指导下的分析，很可能陷入一大堆琐碎的、非系统的具体事实的罗列或描述之中，因此，我们重视经济理论的指导作用，是指不能根据经济生活中的若干表面现象就得出有关我国的资源配置问题的现成的答案，而是要探索可以用来解决我国资源配置问题的经济理论。尽管这种探索会遇到困难，但只要我们循着符合我国国情的研究途径前进，总是会有收获的。
于是，从重新认识资源配置问题的必要性出发，自然而然地会导致如下的论断：必须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资源配置理论。非均衡经济理论作为一种有助于解决社会主义的社会资源合理配置问题的理论，正是为了适应这一要求而被提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