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宇清
内容提要：本文的目的就是要考察“（经典/新）好莱坞电影”与“华语电影”这两个概念、以及相应的两个电影研究范畴背后的权力与文化逻辑。在后冷战时期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反思好莱坞电影在主导了全球电影经济和娱乐文化之后，怎样通过建立学术中心地位进一步巩固自己的霸权地位。在亚洲电影复兴（主要指东亚和伊朗电影）过程中崛起的华语电影，不仅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也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学术研究领域。华语电影研究肩负着内部建构与外部抗争的双重使命，必须清除一些先验的学术陷阱。
关键词：经典/后经典好莱坞、华语电影、全球化、文化的权力逻辑
绪言
作为一种推演性的观念学说的经典好莱坞电影概念与全球化观念之间具有某种共谋关系。全球化观念将美国作为世界的中心，而将其余的民族国家当作分散的单子。在政治层面上，世界被分为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在经济层面上，世界被分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对应到电影领域，也有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电影的区分。无论怎样划分，美国都占据了第一、发达、中心和经典的位置，美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名正言顺”地从中心向世界辐射，形成一种“单向度”的全球化趋势。因此，有人对处于“危险中”的全球化提出置疑：全球化是跨国统治和同一化的问题，还是地域文化从狭隘的国家和民族形式下解放的源泉？从本质上讲，全球化仍然是一个充满张力和对抗的空间。因此，詹姆逊预言，全球化所展现的事态将伴随我们长期存在，介入与全球化的实际关系与发明一种新的文化和新的政治是一致的，从理论上阐述它们必然将社会和文化科学、理论和实践、地域和全球、西方和东方结合起来，必然将后现代性和现代性以及可能的选择结合起来，在未来的几年里，这些将构成一切理论的视界。1尽管“历史与前瞻：链接中国与好莱坞的影像之路”这个论坛本身就是全球化的珍贵成果，笔者还是愿意用一种更加审慎的态度来看待全球化趋势以及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电影与好莱坞的关系。唯一不同的地方是，本文的研究是从学术史和学术研究现状的角度切入的。更具体地讲，文章将致力于揭示：在当代电影研究领域，欧美电影研究模式占据着主导地位，并且以客观、科学和学术的名义对美国媒体和娱乐产业的全球性霸权做出贡献，换句话说，对经典好莱坞和新好莱坞所谓的客观与科学的描述（有意无意地）助长了美国媒体和娱乐产业的全球霸权；而华语电影研究作为一个新兴的、非中心的学科领域，既应该避免“经典好莱坞”学说设置的先验的“陷阱”，又必须为华语电影产业、甚至整个华语媒体和娱乐产业的独立发展提供话语支持。经典好莱坞、后经典好莱坞和欧美电影研究内在的学科一致性是与全球化观念紧密相关的。好莱坞电影从经济和文化两方面主导着全球大众影像的当代景观，这个事实不容抵赖。但是事实本身并不会留给人们一个最全面、最公正的视角来观察图像的霸权统治和好莱坞的文化想象。笔者在文章中将要提出的观点是：关于经典好莱坞和新好莱坞的学术话语常常成为好莱坞文化霸权的同谋，而不是一个中立的、独立批评的观察者。对于致力于世界民族电影和中国电影研究的学者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具体的历史语境和接受立场上重新定位关于好莱坞电影的学术话语，并且建立一种新的批评框架，真正对好莱坞霸权提出批评，而不是有意无意地再次强调它的压倒性优势。华语电影研究只有在世界电影研究的“嘉年华”中设立自己的展台、发出自己的声音，才能真正有助于华语电影在世界影坛的进步。
全球化与帝国审美
冷战后的九十年代，西方的经济学家、舆论专家、公众话语、跨国媒体，甚至包括后来的东方国家的学者共同营造出一种全球化的想象。这种想象邀请人们去想象一个全球系统、一个大同的世界，秩序由某种国际公民社会的普世道德来维系，而其普世的规范来源于世界市场、法律合约、国际贸易。其实，这个虚幻的世界图景就是全球资本的大同世界，其独特的审美意识与帝国隐秘的、凌驾于主权之上的权力结构相吻合，是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必然结果。全球化的潮流坚信，资本潮流所到之处，人人受益，各民族国家将打破文化、传统、地理与历史的藩篱。当文化逐渐被产业化的结果，加强资本四处奔流、无孔不入的强度；文化本身借助资本流通的帮助，或者干脆依照资本的逻辑，展开西方强势文化“殖民”世界民族文化的趋势。我们将这种全球化潮流和审美心态称为“（资本）帝国审美”。2
处于全球化潮流的动力中心的西方世界（美国）成为帝国审美的主体，他们觉得文化差异、国家主权和历史都不过说明，未发达民族和国家无法把握现代世界本身的无边无际、无阻碍流动逻辑；而他们自喻为世界公民，甚至自封为世界警察。如果说美学曾经是“理性时代的宗教超越形式”3，那么，在文化全球化和产业化的语境中，帝国审美主体的审美快感演变成对“整个世界都可能快乐地献媚于我们的感官愉悦”追求。用更直白的话说，娱乐既是帝国审美追逐的目标，也是帝国审美所向披靡的利器。娱乐美学的形式下面是有自由主义基础的。娱乐在自我无牵无挂的想象游戏中重建了文化审美的目的性与合目的性。资本－文化－娱乐－增值的资本，这就是帝国审美的逻辑，理解并批判这个逻辑的关键在于弄清楚“增值资本”中增值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成分，而不是单纯经济资本的数量。
对于全球化，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全球化是跨国统治和同一化的问题，还是地域文化从狭隘的国家和民族形式下解放的源泉？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度，有自己的个性，包括根源、传统、信仰、凝聚力、中介性、开放性和民族的独特性，倾向于把全球化看作一种挑战。对于这些传统国家来说，回应全球化挑战、揭露帝国审美面纱的困难之处在于：帝国审美的文化和权力意图被“娱乐”所掩盖了，拿着世界市场、国际贸易、消费、民主、自由等招牌大行其世；帝国审美的景观则由跨国公司、国际组织来管理维持。大部分人在此刻都忘记了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权力和军事干涉，甚至本国本民族的自利自强之心。我们在本文主要讨论好莱坞对帝国审美的传播与扩散。
作为后冷战时期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一直在整合它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以便巩固自己在新的全球安全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不管我们是否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新阶段看到这些，很明显，好莱坞电影在全球人类经验的急剧变革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全球传播与交流的多极化的跨国体系中，经济与文化不再是两个分离的人类活动领域。文化变成经济的一部分，市场经济已经彻底渗透到文化中。因此，不能过分简单化地把好莱坞看作是美国政府向全球宣传美国文化价值和美国生活方式的事实机构，同样，仅仅把电影看作美国最重要的出口工业、单纯地关注好莱坞电影的经济方面，也是不恰当的。好莱坞所表现和助长的是所谓的“奇观社会”，在奇观社会里，市场研究和广告活动、社会监督与控制机构、娱乐与文化活动统统被整合到资本的整体运动中。
关于经典/后经典好莱坞的话语对奇观和资本的好莱坞说了些什么呢？经典好莱坞概念已经不能满足好莱坞全球霸权与奇观统治的现实了。经典/后经典好莱坞电影就是一幅历史的漫画，其去历史化的趋向使它和杰姆逊所谓的“怀旧电影”具有某种相似性。它去除了关于好莱坞及其帝国扩张的讨论中的政治因素，不能把好莱坞看作是更大的整体奇观体系的一部分。
“经典好莱坞电影”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建构
“经典”一詞意味着权威性和不可替代的典范作用。在中文的语境中，“经”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比如《诗经》、四库全书中的“经部”列在各部之首。同时，“经”还与历史密切相关，比如章学诚说“六经皆史”；“典”则是指可以用作标准或者典范的书籍，比如字典、法典。所以“经典”一詞既蕴涵着历史的权威性，也蕴含着历史的相对性，换句话说，经典的权威性只能体现在相对一致的历史系统内。在英文的语境里，Classical Hollywood Cinema概念中的“Classical”一词同样包含着强烈的时间因素，所以常用的“经典好莱坞电影”其实也可以译为“古典好莱坞电影”，另外，“古典”一词主要用来指代一种风格（形式）典范。由于翻译造成的概念内涵的位移现象，我们在中西不同的语境下使用“经典”概念时应该特别小心。
好莱坞电影是客观的历史事实，但是加上修饰词后的“经典好莱坞”却变成一种意识形态建构。经典电影的观念的发明，可以追溯到二次世界大战后安德列.巴赞的一系列影评文章。巴赞正是学院派关于经典好莱坞电影话语建构的先驱，他从一组精选的好莱坞影片中看到这一类型的最高成就，即他所认定的“古典风格/经典主义”：叙事的统一性、连贯性、剪辑的自然性、场面调度将影片的美学倾向与其作为记录媒介的本体论实质完美的结合起来。从这个角度看，经典好莱坞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并没有负载任何意识形态的内容和意义，它和西方古典美学的形式风格是具有血缘关系的，其踪迹甚至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或者亚里斯多德的论述。将这种观点搬上专业电影研究版图的有重大影响力的著作就是大卫.波德威尔、珍妮特.斯泰格尔和克里斯汀.汤普逊合著的《经典好莱坞电影：1960年之前电影风格和生产方式/模式》。经典好莱坞的最主要特征就是由叙事和时空连续性所建构的自然感觉，它最基本的建筑材料包括以人物为中心的世界观以及因果关系。经典好莱坞电影本质上是关于文体/形式/风格的标准，该标准具有一定的规范性和稳定性，几乎所有的虚构性故事片，不管它是否好莱坞生产的，都应在这一套规则的前提下进行讨论。那么“经典”所隐含的就不仅仅特定的美学品质，而且还包括好莱坞电影生产作为世界范围内电影生产之样板的历史地位：经典影片之所以经典，那是因为它们（主要指它们的叙事）是最可靠的。
经典好莱坞这样的规范性观念明显会招来各种各样的批评，这当然包括概念支持者之间的内部争议。正如曾经被指出的，经典好莱坞电影这个观念具有过于整体式和还原简化趋向，几乎不允许我们有一种有效的方式去理解好莱坞电影的多样性和偶发的变异性。在关于经典好莱坞的争论中出现的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如何对电影史进行分期的问题。例如，经典好莱坞的观念是否还适用于1960年代及其以后的电影？一方面，许多批评家在好莱坞电影中发现一个至关重要的转变和中断，他们用“新好莱坞”、“当代好莱坞”或者“后经典好莱坞”这样一些术语来强调历史性的非连续性。另一方面，大卫.波德威尔和克里斯汀.汤普逊则一再坚持认为当代好莱坞电影坚定地属于经典风格模式的范型。然后，象Murray Smith这样的批评家，虽然支持，为后经典好莱坞的观念进行辩护，同时又支持大卫.波德威尔的研究说好莱坞电影是否以经典的面貌出现取决于普遍化和抽象化的水平层次。在变化产生的短期或者长期的时间段内，经典好莱坞和后经典好莱坞电影并不是两个相互排斥没有任何交叉重叠的地方或者共同属性的范畴。
相对于我们的批评目标，界定什么是好莱坞电影或者是否真的存在后经典好莱坞电影这样的事情并不特别重要。重要的是要指出一个意义更加深远事实：尽管看到了古典好莱坞和新好莱坞（1960年以后）之间的历史断裂，大多数的批评家还是一视同仁地将它们经典化了。大多数人在认定好莱坞的“经典性”时，是不加区别的，其本质则在于对强势文化形式的认同。当然，我们还应该追问：为什么美国的电影研究学科为何对经典好莱坞电影这个观念如此着迷？经典好莱坞概念的中心性将会对电影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论证性和和机构性的布局产生何种影响？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不再把好莱坞电影作为一个批评对象或学术范畴呢？当然不是！为什么要研究好莱坞电影？答案很简单，因为尽管盛衰无定，好莱坞曾经是现在依然是世界电影格局中最重要的经济力量和文化力量；对于中国电影而言，一个更加严峻的事实是：无论是电影研究界还是电影产业界，还没有对经典好莱坞的形式风格（叙事）琢磨透彻，马上又对新好莱坞（后经典好莱坞）的全球化制片模式（大片策略、跨国制作等）着了迷，既中断了对好莱坞研究的连续性，又放弃了民族电影研究的主体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