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目前的形势来看，我国新闻媒介的对外报道面临着这样几个矛盾：一是西方媒体的强势扩张与中国媒体渴望走出去，积极主动地对外传播之间的矛盾；二是中国媒介的报道策略、传播方式与西方受众媒介接触习惯与内容选择之间的矛盾；三是中国新闻媒介对外报道观念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性信息传播趋势的矛盾。总体来说，是中国对外新闻传播者的主观愿望与西方受众对我国媒体的现实认同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和问题，既是我国对外新闻传播媒体在新的国际媒介环境下面临的挑战，但同时又是新时期对外传播事业的机遇，因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政治地位，以及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经济影响力日益提升，全球化使得中国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国际社会普遍希望深入中国、了解中国，并且跟中国进行全方位的合作与交流。这一切都为我们的对外报道与对外传播活动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也对我们的对外报道研究提出了无数新的课题，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开展对外报道理论与实践的归纳总结，对于促进我们的对外传播事业的发展将有非常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三节 对外报道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对外报道作为中国对外传播的主要方式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全球化与市场化的媒介环境以及传播观念转变与新闻业务改革的推进，是这种变革的直接动力。伴随着这种变革，有关对外报道的研究在一定的政治话语与国家利益框架之内展开，与对外宣传、对外传播乃至国际传播领域的研究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我们对于对外报道研究现状的梳理也是在这个理论体系框架之下进行的。
一、我国对外报道研究现状及成果综述
由于我国新闻传媒兼具意识形态、信息传播与经济实体的多重属性，有关新闻媒介的对外报道研究实际上被纳入对外宣传、对外传播与国际传播的范畴。多数研究者从对外宣传与对外传播以及国家形象塑造的角度探讨政府、社会、新闻媒介在建构开放环境下的国家形象的策略与方式。也许正因为如此，纯粹以“对外报道”命名的研究著作并不多。国内最早涉及对外报道研究的学者当属沈苏儒，其在1990年出版的专著《对外报道业务基础》，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用对外报道的大量实例阐明对外报道的特点、原则和规律。2004年由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的《对外报道教程》，实际上是《对外报道业务基础》的增订版，增补了很多系统的理论知识和现实案例。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有孙殿伟的《对外报道成功之路探索》（1994年），作者对地方媒体对外新闻报道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题材选择、写作方法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刘洪潮主编的《怎样做对外宣传报道》（2005年）作为一本对外宣传报道论文集，汇集了30多位来自中央对外新闻单位一线从业人员及专家学者关于对外宣传报道、对外传播的研究论文。
除此而外，多数学者从对外宣传、对外传播或国际传播的角度展开研究，形成了一定的研究规模。1988年出版的段连城先生的《对外传播学初探》（1988年）一书，被喻为“我国对外传播理论建设奠下的第一块基石”。1999年，沈苏儒先生的《对外传播学概要》更加明确了对外传播学作为传播学一个分支学科的地位，2004年出版的该书增订版——《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引入传播学一般原理，结合我国半个世纪以来对外宣传经验中有普遍意义及行之有效的基本原则，系统地论述了对外传播的对象、特殊性、基本原则和怎样提高对外传播的效果等等基本理论问题。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对外宣传工作论文集》（1998年），集纳了国内对外宣传与对外传播方面的研究文章，对于对外宣传与传播的含义和基本特征，主体和客体，基本任务和地位、作用，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艺术和技巧，策略的掌握，时效与时机的要求，对外宣传与传播的效果，以及对外宣传与传播同对内宣传与传播的区别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
进入21世纪后，研究者的视角更加国际化，更多地从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建构的角度探讨对外宣传报道与对外传播问题，如：刘继南等著《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现状与对策》、蔡帼芬主编《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张桂珍著《中国对外传播》，郭可著《当代对外传播》，张昆著《国家形象传播》等。甘险峰的《中国对外新闻传播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系统地评述了我国对外新闻传播的历史，作者对于改革开放后对外新闻传播事业发展历程的梳理，为研究新时期我国对外报道事业的规律、特征、现状、问题与趋势提供了现实素材。还有任金洲主编的《电视对外宣传策略与案例分析》，以案例分析与实证研究的方法探讨电视新闻媒介对外宣传的策略与方式。
随着新闻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我国对外传播事业的不断发展，学界与业界关于对外报道、对外宣传、对外传播等方面的研究开始蓬勃发展起来，相关研究论文逐年上升。笔者以“对外报道”、“对外宣传”、“对外传播”三个不同的关键词在中国期刊网上检索，以1979年到2008年为检索区间，得到如下结果（见表1）：（1）对外报道研究论文共97篇，其中期刊论文87篇，优秀硕士论文9篇，会议论文1篇。最早的对外报道研究方面的论文是1957年发表于《新闻战线》第7期的《有关对外报道的若干问题》。但随后一直到1982年才重新开始出现对外报道的研究论文。（2）对外宣传研究论文共442篇，其中期刊论文416篇，优秀硕士论文21篇，会议论文5篇。最早从1982年开始出现对外宣传研究方面的论文。（3）对外传播研究论文共172篇，其中期刊论文160篇，优秀硕士论文12篇，最早从1990年开始出现对外传播研究方面的论文。
对外报道研究论文所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1.对外报道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在影响对外报道的国内外环境因素的探讨中，研究者关注较多的是国际传媒组织发展状况、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国改革开放与社会发展现状、国际经济与文化差异等问题，特别是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传播领域的垄断与不平衡。有学者指出：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使发达国家进一步垄断了几乎所有领域的信息技术优势，边缘国家由于没有占据全球传播系统的中心地位，任何产生于或关于这些国家的报道都得通过更多关卡的过滤。另一方面，发达国家按照自己的国家利益控制国际新闻信息的流量与流向，建立了符合自身发展要求的世界新闻传播秩序[35]。在今天，全世界重要的国际新闻80%以上是由发达国家的几个大通讯社，如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提供，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新闻大多是转载它们的信息，而世界上三分之二的消息又来源于只占世界人口七分之一的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新闻机构对新闻的控制力越来越大。如美联社目前有国内用户5700家，国外用户8500家；路透社的财经新闻和国际新闻拥有55.8万家国际订户；法新社在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用户。西方三大通讯社的日发稿量相当于由84个国家新闻单位组成的不结盟国家通讯社提供新闻量的一千倍。网络的出现，更加剧了这种不平衡，在互联网的信息中，来自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的英文信息占90%以上，中文网站只占1%[36]。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尽管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在不断上升，但依然还是一个“新闻输入国”。包括新华社对外报道在内的中国新闻对外报道，体现了中国改变国际新闻流不平衡状况所作的努力，这种逆国际新闻的主要流向而动的对外报道，“意味着中国的对外报道工作者们必须面对他们十分生疏的读者——他们有着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有着不同的新闻品味，甚至已经习惯了不平衡的国际新闻流。”[37]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令世人瞩目，中国也由此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和中心。有关中国的新闻信息业已成为国外新闻媒体报道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为了抢发新闻，国外各大报刊、通讯社、电台及电视台等都纷纷向中国派驻大量记者。反观中国，对外传播的声音在多元化的世界新闻传播格局中却显得有些微弱和不足。有研究表明，20多年前美国有六成的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而20多年后的今天，在中国发生了巨变之后，这个数字仍没有多大改变。据分析，形成这种不利局面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的对外传播还远没有在国际上发生应有的重大影响[38]。
有研究者试图用以华勒斯坦为代表的“依赖/全球系统论”和嘎尔滕的“中心—边缘结构”（Center-periphery Structure）概念来说明上述这种东西方新闻传播的差距，认为在“中心—边缘”结构中，发达国家处于中心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边缘地带。按照这一理论，传播科技的跨越时空特性使得发达国家能凭借雄厚的财力和科技成果，通过全球性通讯社或卫星电视等来操控世界范围内的新闻传播，从而达到新的殖民主义。一方面，科技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传播的意愿和实际内容能否有效地传播出去，发达国家凭借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几乎完全掌控了国际新闻信息的采集与发布[39]。正如陈卫星教授所言：我们面临着传播全球化的时代，传播媒介迅速改变了大众媒介文化在日常生活的社会文化构成和社会阶层划分中的角色。卫星电视以及多媒体和互联网本身的发展也在朝着越来越开放的方向，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当中的现实力量或者说是“新殖民主义”的先头部队[40]。学者冷冶夫、刘新传还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对外传播的客观环境：媒介跨国经营、媒介竞争激烈、信息全球流动。而我国媒体在对外传播中的问题在于：传播理念偏差，传统的对外传播是以宣传为主的传播方式，与当今的全球化传播理念相差甚远；报道比例失衡；媒介人才匮乏；传播模式僵化[41]。除此之外，中国的对外报道媒介机构还必须背负传统政治体系与社会观念的引领与导向。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在其传播事业上由过去以较为单一的形态逐渐转向多元、多层次的传播事业，并取得重要进展。然而国家目前仍然在对外传播行为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政府决定传媒的报道计划、传播内容、监督传播过程，甚至评估传播的结果。有学者指出：我们在理解这种现象时，应当将其放到一个大的中国社会结构中、从历史的角度去考虑。传统上说，中国社会遵循着一个“国家家庭”模式，较少有独立的、分散的社会组织形式和存在。较为单一形式的中国社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作为独立成员与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交流的能力，反过来又影响了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与世界交流的能力。我们还应当意识到的是，中国传播中的以国家为主渠道形态是我国政治体制决定的[42]。
还有一种对外报道的环境因素就是文化，由于文化的差异，当两种文化接触时，就不可避免地产生误读。所谓误读就是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文化。[43]中华文化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民族的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相比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我们的对外报道必须正视这种差异，采取恰当的文化策略，才能达到好的传播效果。有学者引入“文化圈”、“文化区”理论对对外报道的受众差异进行分析，指出：对外报道的受众构成包括外国人和海外华人、华侨两大类，代表不同的文化背景。全球华人（占世界人口22%）属于同一文化圈和文化区，共同性较强。而外国人具有自身的文化特征和媒介兴趣，其对其他民族的文化常常抱有偏见。文化差异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使得东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沟通与了解有相当的困难，从而构成传播障碍。为此，对外报道应当根据海外华人及西方受众的特点“有的放矢”地进行传播[44]。还有学者以中西方文化差异为现实背景，指出对外宣传中的“内外有别”最根本的是文化之间的差别。作者还引入传播的五要素，即传播者、传播对象、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效果进行逐一分析，在分析传播渠道时，将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介与期刊、影视及音乐作品等共同纳入对外传播的渠道，间接区别了对外传播与对外报道的内在涵义。并列举了大量中外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对外文化产品传播过程中的问题。指出要研究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并要克服这种文化障碍，才能达到有效的对外传播效果[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