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人民币稳定升值是两家报纸的主要态度。《中国日报》关于人民币稳定升值的报道占到了69.5%。《南华早报》有关稳定升值的报道占59.4%，略低于《中国日报》；但对另一意见即人民币加速升值方面，《南华早报》的相关报道占了18.8%，远多过《中国日报》的1.7%。显然，《南华早报》在两种意见的平衡上要处理得好些，更易为海外受众所接受。一边倒的做法不仅影响到报道的公正性，同时也影响到公信力。
再看在报道引用的意见来源的多样性和代表性。两家报纸都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为统计方便，将其分为境内意见来源和境外意见来源。《中国日报》和《南华早报》尽管在表6-2的各个类别中均有所涉猎，但侧重点不尽相同。《中国日报》的消息来源中，境内消息来源占样本数近六成，其中，境内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的消息来源是主力。《南华早报》的情况正好相反，境外消息来源占六成，尤其倚重国际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摩根斯坦利、高盛、瑞士信贷、汇丰银行等等。
从对外传播的效果来看，《南华早报》引用的消息来源更容易得到国外受众的认可。由于教育背景、知识领域等因素，西方受众更熟悉摩根斯坦利、高盛这样的权威国际金融机构，更愿意相信他们的统计数字和分析结果。而《中国日报》过多地倚重于官方消息来源，容易被西方受众误读为一味地为政府唱赞歌，将中国的对外传播媒体完全等同于中国政府的“扩音器”，而不是一个客观公正的独立媒体。
这里分析的是一段时期媒体就某一主题报道的平衡情况。在某一单篇报道中，道理亦然。平衡体现的是公正，让不同的意见都得到展示。麦尔文·曼切尔举例说：“假如候选人A对他的对手B提出一个严重的指责，那么，公正就要求记者找到B，询问他的答复。受到控告的人应当永远有说话的机会。而且，他们回答应该是及时的。”[13]
三、事实与观点分离的原则
事实与观点分离的原则同样也是在客观性理念下的可操作规定。所谓客观，就是新闻报道中只陈述事实，不应包括任何意见、议论和情感因素。
这一点，也是世界各国新闻行业普遍遵守的原则。1923年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的《新闻规约》中说：“健全的工作可以使新闻报道和意见表达清楚地区分开来。新闻报道不应该参加意见和任何偏见。”《欧洲委员会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中也明确指出：“对新闻业的任何道德伦理研究最基础的规则就是要严格区分新闻和观点，绝不能将它们混为一谈。新闻是关于事实和资料的信息，而观点传播的是思想、观念、信念，或是媒介公司、出版商或新闻工作者有价值的论断”。《俄罗斯新闻工作职业道德准则》中规定：“新闻工作者并没有义务在工作中保持中立，但在报道中要严格将事实与观点、猜测和译文区分开。”《南非媒介委员会行为准则》也规定：“媒体应有权对公众普遍重视的事件和行为进行公正、中肯的批评和评论。评论应建立在事实确凿的基础上，以其体裁应有的形式，并且要公正表述。评论应是一种观点的诚实表述，不应怀有敌意或不良动机，并且要全面公正的权衡会涉及评论对象的事实。”[14]
西方新闻界将观点、情感与事实严格加以分开的做法，与我国新闻的表述习惯存在一定的差异。据《中国日报》高级编辑黎星介绍，她们曾向美国《华盛顿邮报》供了一条稿件《达赖与旧西藏人权记录》。原文中叙述了达赖家族拥有的农庄里发生了一次农奴集体逃跑的事件。这些农奴被抓回来后，每人被打了100鞭子。那些活下来的农奴又被人用脚镣锁住，让其终身没有行动自由。作者用叙述完这一故事后写道：“这就是达赖喇嘛引以自豪的‘圣洁而又最美好的制度’；这就是达赖喇嘛让农奴们所享受的‘人权’。我怀疑那些支持达赖喇嘛的西方人士是否愿意将这一制度和这一人权介绍到他们的国家中去。”《华盛顿邮报》建议将其中夹杂观点与情感的表述去掉，改为：“这就是达赖喇嘛提到的‘圣洁而又最美好的制度’。我怀疑某些西方人士是否愿意将这一制度和这一人权介绍到他们的国家中去。”黎星说：“我们认为这里虽然进行了一些删改，但这一段主题未变，口气未变，读起来更显客观、冷静，所以我们同意做修改。”[15]
事实与观点分离的原则还包含了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我们的对外报道一定要注意淡化宣传色彩。我国与西方关于“宣传”一词的理解存在较大的差异。试比较之：
我国《现代汉语词典》关于“宣传”的词条如此表述：
对群众说明讲解，使群众相信并跟着行动。[16]
《新闻学简明词典》关于“宣传”的词条：
阐述某种主义、主张、思想、观点以争取特定对象达到既定目的的活动方式在阶级社会里，通常是一定的党派、团体进行政治思想斗争的重要手段。[17]
而西方对宣传的理解与我们存在较大的差异。在《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英语大字典》中，关于宣传（Propaganda）这一词条的表述为：
散布思想、讯息或谣传，目的在于帮助或者损害某一机构或某项事业或个人。
通过任何传播媒介，有意识地努力散布教条、思想、论点、事实或辩解，用以推进散布者的事业或者损害对立一方的事业。
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中，宣传（Propaganda）这一词条解释为：
宣传是一种借助于符号（文字、标语、纪念碑、音乐、服饰、徽章、发式、邮票及硬币图像等）以求左右他人的信仰、态度或行动的有系统的活动。宣传均有明确的目的。为了达到目的，宣传家都以自己认为最有效的方式列举事实、陈述道理、施加影响。为了求得最大效果，宣传家可能抹杀一些事实或促使宣传对象只注意他的宣传而不理会其他的一切。宣传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政治宣传、宗教宣传、商业宣传、心理作战等等。当代宣传使用的手段，多不胜举，大致可概括为文字手段（如书报杂志、传单、招贴、广告、街头标语等）、视听手段（如电视、广播、电影、戏剧、展览等）以及组织手段。
可见，在西方人心目中，“宣传”带有不顾事实只求左右他人的信仰、态度或行动的意味；而西方国家的老百姓一般不愿意阅读和接受别人的宣传和现成的政治结论，他们更喜欢自己通过事实去得出结论。所以，宣传（Propaganda）就特别令人敏感和不太受人欢迎。正因为这样，中宣部领导要求，今后的对外出版物中，“宣传”一词将译为Publicity。曾任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中国驻纽约大使衔总领事，现任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的张宏喜说：在对外传播中，“宣传”这个词不好，赵启正用的“说明”很好。外宣的重要性，有一段是不受重视的，而重视后又不会宣传，不会用对方的方式、思维、语言说明我们的意图，“可以说，宣传品制作了不少，但是都不对路，喜闻乐见的不多。”[18]
淡化宣传色彩不是排斥报道者的思想倾向。西方新闻界也承认记者完全保持中立是没有必要的。我们要学会的是如何隐蔽自己的观点。西方称之为“藏舌头”。“舌头”即新闻的思想观点；“藏舌头”即记者只需要把事实摆出来，观点及道理让读者去悟而得之。深谙对外报道的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赵启正先生说过：“一篇好的新闻作品，不必把思想性单独抽出来。一个好的作品像一只漂亮的苹果，人们一见就喜欢，吃了它营养也自在其中。维生素C就像是作品的思想性，如果把它从苹果中提炼出来，制成片剂，和剩下的苹果再一起给你，反而不顺乎自然了。”[19]他不是说新闻报道观点与事实不要分开，而是说，二者要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让人浑然不知有观点包含其中。这应当是对外报道追求的一种高超的技巧与高深的境界了。
第二节 对外报道的采写技巧
对外报道的采写技巧，与对内报道技巧有共性的一面。本节只是特别强调对外报道中的一些主要“注意事项”。
一、运用好新闻背景
新闻背景，是指新闻报道中同主要新闻事实有密切关系的历史情况、社会环境、政治局势、自然情况、人物简历、知识资料和基本数字等。简而言之，是有关新闻事实的历史和环境的材料。
1.新闻背景在对外报道中的特殊意义
在新闻作品中，新闻背景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
首先是对于读者的意义。新闻报道的内容总是生活中不断涌现出的新情况、新问题、新事物、新气象等等，有不少往往是读者不太熟悉的内容。新闻报道如果仅仅报道新闻事实本身，读者接受时就可能出现某些障碍。胡乔木在《人人要学会写新闻》一文中说：“不说新闻的读者和作者多半相隔几千里、几万里甚至几十万里，哪怕只隔几十、几百里，他就和你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地方。他读你写的新闻时，既不会随时翻字典、看地图、查各种参考书，也不会把你过去的作品和其他有关的新闻都找在一起来对读。你可能给他的各种麻烦，全靠你写作时像情人一般的细心体贴，防患未然，礼多人不怪，你把你的读者每一次都当作对你的知识一无所知，准没有错。因此，你得在你的新闻里，每一次供给他详细的注释，纵断面和横断面的背景，色、香、声、味，呼之欲出，人证物证一应俱全。这样，你的新闻就‘立体化’了，就叫做让人明了了。”[20]在对外报道中，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国外的受众对中国的情况知之甚少，缺少一个共同的语境背景。比方说，每年3月我国都要召开“两会”，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对于多数外国人来说，人民代表大会究竟是怎么回事，特别是政治协商会议是什么性质的组织，“两会”是否相当于西方的众议院与参议院，弄不清楚。
新闻背景的适当使用，有助于国外记者对事实的全面了解。2004年3月，我7名保钓人士登上钓鱼岛，日本随后扣留了他们，我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讲话，重申我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并要日方立即无条件放人。新华社就此事作了报道。“但新华社的稿件只报道了事件的动态内容，而没有交代与此相关的重要背景。实际情况是，对于钓鱼岛争端，我方的立场一贯是搁置争议，留待以后解决。而在我保钓人士这次登上钓鱼岛之前，日本一个名为‘日本青年社’的右翼团体已多次登上过该岛并发表激烈言辞。这些内容在新华社的稿件中都没有。那么，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是一个对相关情况不了解的第三国受众，甚至日本受众，他听了我国的媒体依据新华社的稿件所做的报道，可能就会认为是我方人员首先登上了两国有争议的岛屿，然后中国外交部还要求日方无条件放人，这样无疑会给受众留下我方无理的印象。明显于我不利。而如果添加了背景，情况自然就会改变。”[21]
新闻背景对于读者的意义不止是为读者所不熟悉的新闻事实作注释，它还可以帮助读者加深对新闻事实意义的理解、认识新闻事实所蕴含的新闻价值。如2003年的中国新闻奖作品《中国总理与艾滋病人握手》，在写出温家宝总理与艾滋病患者握手这一主要事实后，紧接一段背景材料：
一些学者指出，在中国及其他很多的亚洲国家，由于文化、社会等因素的影响，容易对艾滋病人产生歧视，这造成患者和病毒携带者生活艰难，也使很多人不愿深入了解有关艾滋病的知识。
最近一项调查显示，约20%的中国人从未听说过艾滋病，只有66%的被调查者知道艾滋病不会通过共餐传播。多达77.2%的被调查者表示不能接受让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同事继续工作。这一背景主要交代中国等亚洲国家民众对艾滋病的不了解，对艾滋病患者存在偏见，不敢接触艾滋病患者。这样中国总理与艾滋病患者握手的意义，就容易被外国读者所接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