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美关系在过去一百年间经历了诸多波折，但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始终是一种爱恨情结。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最重要的历史转型时期。日本悍然挑起从局部到全面的大规模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之灾；国共两党携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神圣抗战；中国和美国首次结成反法西斯同盟；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内部孕育着深刻的社会变革，美国进一步卷入中国事务。在这样复杂的历史背景下，美国在中国的形象发生了巨大变化。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蒋介石表示：美国“为中国生死患难惟一之真友”，提出今后反侵略战争要以美国为中心，中国的国际政策“皆惟美国马首是瞻”。1942年10月，美英宣布废除其在华特权，1943年1月11日中美及中英正式签订“平等条约”，举国欢庆。“埋葬了沉痛的历史，展开了民族的新生”，成为《庆祝平等新约歌》的主题。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1944年7月4日发表社论《祝美国国庆日》。应该说，从1941年到1945年，美国作为“友邦”的形象，在中国妇孺尽知。1949年以后，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也经历了4个阶段：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1年中美关系解冻前夕，中国对美国的看法基本上都是负面的，是“纸老虎”，它“一天天烂下去，我们在一天天好起来”；1972年尼克松访华到1979年邓小平访美，是中美关系的解冻时期。美国不再以恶的形象出现在中国媒体上，但中国处在“文革”后期，中国国内政治生活动荡、思想禁锢还远未结束，加上中美长达几十年的敌对状态，当时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还非常有限；1979年邓小平访美到1989年“六四风波”，是“美国热”时期。进入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大陆出现了“美国热”，美国在中国的形象不再是敌人，而是现代化的参照系；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是疑虑时期。中国人对美国对华的真正意义产生怀疑。就国内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而言，中国对美国的印象是相当正面的。而关于美国的国际行为，中国人对美国的印象则较为负面。“对内立民主，对外行霸道”，是资中筠教授对美国最精辟的论述，王缉思教授则把美国的这种两面的看法称为“美女与野兽”。
而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也在20世纪千差万别，同样是爱恨情仇。20世纪，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每隔十几年就出现一次反复，经常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20世纪初的20多年，美国人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朦胧的印象主要来自传教士、军人和政客对中国的描述。男人留辫子，妇女裹小脚，许多举动都令美国人难以理解，他们把中国想象成一个充满“贫困、肮脏、混乱和危险”的东方国度。以义和团为代表的中国民间运动，使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对中国倍感恐慌。那些规模不大、散布在美国为数不多的大城市里的唐人街，成为普通美国人眼中贫穷和积弱的象征。
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出现一些明亮的色彩，这既包括东方智慧的传播，也因为当时的通俗小说、新闻报道纷纷将中国描绘成淳朴、美好而智慧的传统社会。以赛珍珠的作品为例，赛珍珠是最早以中国背景进行小说创作的一位美国作家，她的母亲长期在中国传教，赛珍珠本人虽然在美国出生，但下地三个月即被带往中国，在中国生活了近四十年。赛珍珠曾根据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写就数部描写中国底层农民的小说，并为此而荣获诺贝尔奖。赛珍珠的小说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广为流传，是当时美国人了解中国的重要来源，其中尤以《大地》最受欢迎。该小说曾在美国先后发行两百万册，而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也极为成功。据统计，在电影发行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大约有两千三百万美国人看过这部电影，而别的国家观看此片的人数高达四千三百万。赛珍珠的小说所完成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在美国公众心目中造就了中国底层人物的形象，向他们细致刻画了中国农民恶劣的生活状况。
从1937年7月到1941年12月，中国在基本没有外援的情况下，独自抵抗日本侵略者4年多，赢得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社会的尊敬。1943年，蒋介石夫人宋美龄把中国作为反法西斯英雄国度介绍给世界，斯诺笔下地处艰苦地区进行卓越抗战的八路军，也让美国人眼中出现了中国这样一个“领袖英明、人民勇敢、追求和平的社会”。
可惜好景不长，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美国人对中国寄托的各种美好幻想一个个破灭。新成立的红色中国与苏联的密切联系，使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迅速从明亮转向黯淡，“冷战”和朝鲜战争的爆发导致美国人开始用敌视的眼光看待中国。“‘红色中国’的诞生，以及随后中国与共产主义苏联的结盟，让美国人感到极为震惊。中国不但拒绝了美国的保护人身份，而且在建国伊始，就与美国在朝鲜战场上大胆较量。这一切，都给美国的对华政策和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投下了很大的阴影。美国媒体也转瞬之间开始视这个远东大国为不可测度的巨大威胁，种种关于中国共产党‘洗脑’、利用‘人海’进行作战的传闻在美国报章上四处扩散。”
20世纪50年代末，受左翼思潮的影响，美国人眼里的中国形象再次变得美好起来。中国符合左翼知识分子对西方社会的批判，再次成为“一个美好的新世界”，甚至有人从中国的改造中看到了人类的未来和希望。
“文化大革命”使美国人开始怀疑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是否真实可信。从20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访华到中国改革开放，中美两国进入了一段难得的“蜜月期”。中国人在美国媒体的典型形象，是手拿可口可乐，狂热学习英语。美国人多年来一直幻想着中国能变成像美国那样有众多基督徒、拥有巨大市场、采取美式民主模式的国家，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他们似乎看到了希望。
对中国的美好回忆，连同很多传教士和教育家在中国的友好经历促成了对中国的正面情结。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两国商贸、旅游和文教领域交流的增加，这种正面情结又复苏了。尽管这期间（冷战结束前），认为中国是美国的威胁的美国人有所增加，但美国人显然没有把中国看作敌人。
美国亨利·卢斯基金会副主席特瑞·罗兹对此总结道，“美国人对中国的感情是一个爱恨交织的历史循环，我们对中国的态度是充满矛盾的。当中国国力衰弱、疆土分裂时，中国在美国的形象往往比较正面，但当中国强大起来并具备向外发展的潜力时，美国的中国形象则趋于负面。美国人对中国的这种不确定的、自相矛盾的看法影响到美国媒体对华报道的价值取向，同时媒体又反过来进一步左右了美国普通公众的对华认知，这种交互作用最终反馈到中美关系上，必将深刻影响日后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和走向。”
美国媒体一面要体现国家利益，一面要反映民意，当国家利益与主流民意基本吻合时，主流媒体可以做得很好。但是，在国家利益与民意发生冲突的时候，媒体往往左右为难，要费力地寻找平衡点。
相对于对大陆的爱恨情结，美国民意普遍比较倾向于喜欢台湾。1999年，亨利·卢斯基金会项目——舆论动态公司（Luce）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在1200人的样本中，有17％的受调查者认为台湾是美国的盟友，选择中国作为美国盟友的只有6％；相反，认为台湾是美国敌人的比例仅为3％，19％的受调查者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敌人。盖洛普民意调查机构（Gallup）1996年、1998年、2000年3月、2000年5月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1996年43％的受访民众支持在中国进攻台湾时，美国军队应出兵帮助台湾；1998年支持率在42％；2000年3月，支持率在37％；两个月后，支持率上升了5个百分点，达到42％。在台海问题上，美国的主流民意是更喜欢台湾的，也倾向于美国协防台湾。美国媒体在报道中同情台湾、批评大陆也就是美国民意的集中反映。
第五节 台湾媒体的渗透
美国媒体报道台海问题，对大陆负面报道居多，而对台湾的负面评价较少，这与台湾媒体的渗透也很有关系。
开舆论学先河的李普曼认为，人们的行动越来越不依赖自己对真实世界的了解，而是对现代传播媒介传达的无处不在的“虚拟环境”的反应。媒介是世界上最大的传声筒及最好的洗脑系统。这些机构每年生产几十亿个词，成千上万的书籍，数百部教学片和纪录片，昼夜不停地去影响他们的传播对象，主宰他们的精神生活。
在传播媒介上传播了媒介关于生活的重要解释，而受众在没有觉察到学习的情况下，从中吸收了很大部分。这种传播理念反映在宣传上是一种潜移默化和“润物细无声”的宣传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