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甚至在安妮离开我以后很久——我曾经代替安妮思想。现在我再也不代替任何人思想了；我甚至不肯费心去搜寻字句。思想或快或慢地在我身内流过，我一点儿也不使它停留下来，我任其自然逝去。大多数时候，由于缺少字句可以依附，我的思想始终模模糊糊，它们形成一些不明确的、有趣的形体，互相吞噬消失，我马上就把它们遗忘了。
这班小伙子使我感到惊异：他们一边喝咖啡，一边讲一些清楚明白的、可能是真实的故事。如果问一问他们昨天遇过些什么，他们不会感到困惑，他们会用三言两语把情况告诉你。如果我是他们，我就会把话说不清楚了。的确，好久以来，再也没有人关心我怎样度过日子。一个人孤零零地生活的时候，就会连什么叫作“告诉别人”也不懂了；所谓可能是真实的事情会同朋友们一起消失。对事件也一样，我们让事件消逝；你看见一些人突然出现，他们说了话又走开了；你投身到一些没头没尾的故事里面：你在这一切当中可能当上一个可憎的见证人。可是，作为补偿的是：一切可能不真实的事，一切在咖啡馆里不能使人相信的事，我们却都注意到。举个例子来说，星期六下午四时左右，车站建筑工地由木板铺成的人行道的末端，一个矮小的穿着天蓝色大衣的女人跑着向后退，一边笑一边挥着手帕。与这同时，一个穿着奶油色雨衣、黄皮鞋，戴着一顶绿色帽子的黑人，吹着口哨正好从街角上转过来。那个女人马上就要撞到他的身上，女人始终倒退着走，她的上头有一盏悬挂在栅栏上要到晚上才点着的路灯。因此，在同一时间，这里有发散着强烈的潮湿木材气味的栅栏，有这盏路灯，有这个倒在黑人的怀抱里的矮小的金发女人，上面是火红的天空。我猜想如果我和四五个人在一起，我们就可能看见这场相撞，看见所有这些柔和的颜色，那件像鸭绒被似的漂亮的蓝色斗篷，浅色的雨衣，路灯的红色玻璃；我们都会笑这两个人在孩子似的脸上流露出惊愕的神情。
一个单独的人很少产生笑的欲望；整个这一切激起我一种十分强烈甚至野蛮的感觉，可是这种感觉是纯洁的。然后这一切拆散了，只剩下那盏路灯，栅栏和天空，这还相当美。再过一小时，路灯点亮了，风刮起来了，天空昏暗了，一切都消失了。
这一切并不是十分新鲜的东西；这些无害的情绪，我从来没有拒绝过它们，恰恰相反，我欢迎它们。要产生这些情绪，只要稍为孤独一点就够了，孤独到恰好能够在适当的时机摆脱可能是真实的事情就够了。可是我留在人群附近，留在孤寂的表面，决定在紧急时机，逃到他们当中躲避；归根结底我到目前为止只是孤独这玩意儿的业余爱好者。
现在，到处都有一些像放在桌子上的那杯啤酒一样的东西。我看见这杯啤酒，我就想说，等一等我再也不想当孤独者了。我很明白我做得太过分了。我认为一个人是不能够为孤寂“留下位子”的。这并不是说我在睡觉以前要张望一下床底下，也不是说我在半夜里害怕我的房门会突然打开。可是，不管怎样，我感到不安；半个钟头以来我避免望着这杯啤酒。我看上面，看下面，看右面，看左面，我就是不愿意看见它。我也知道得很清楚，所有在我身边的这些单身汉一点也不能帮助我，因为已经太晚了，我再也不能够逃到他们当中躲避了。他们会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会对我说：“这杯啤酒怎么样？它跟别的没有什么不同。它是斜角形的，有一只把手，杯身上有一个小盾和一把铲子，在盾上写着德文‘铲牌啤酒’字样。”我知道这一切，可是我还知道有别的东西。差不多看不出的一点东西。不过我再也不能够把我知道的解释出来。不能对任何人解释。我知道的是：我慢慢地滑进水底，向害怕滑去。
我孤零零地在这一片快乐和正常的人声中。所有这些人把他们的时间花在互相解释和庆幸他们的意见相同上。我的天，他们多么看重所有的人意见相同这件事。只要看看他们的样子就够了：有一种人眼睛像鱼，神气仿佛有神经病，这是不可能和别人意见相同的一种人；如果有这样一个人在他们前面走过，他们的样子就十分难看。我八岁的时候在卢森堡公园玩耍，就有这样的一个人走来坐在一个小亭子里面，亭子背靠着沿奥古斯特—公德路的铁栅。他并不说话，可是不时把一条腿伸出来，用一种可怕的神气注视着自己的脚。这只脚穿着一只半筒靴，另一只脚穿着一只拖鞋。园丁告诉我的叔父说这个人原来是一个学监，他被辞退了，因为他穿着院士制服到班级里宣读学期考试分数。我们看见他十分害怕，因为我们觉得他是孤独的。有一天，他向罗伯尔微笑而且远远地向罗伯尔伸出臂膀，罗伯尔差点儿昏了过去。我们害怕的不是这个家伙的可怜的神气，也不是他的脖子上有一块肿瘤摩擦着他的假领的边沿，而是我们觉得他的脑子里有螃蟹或者龙虾般的思想。一个人居然能够根据小亭子，根据我们滚动的铁环，根据矮树丛等事物形成龙虾般的思想，这是叫我们害怕的。
难道等待着我的就是这种情况吗？我第一次由于孤独而感到苦恼。我想在为时未晚以前，在我还未使小孩们怕我以前，找一个人来谈谈我的遭遇。我希望安妮在这里。
这真奇怪：我已经写满了十页，却还没有说出真话——最低限度没有把全部真话说出来。我在日期下面写上“今日无事可记”的时候，我是昧着良心写的。实际上，有一件小事情，一件既不可耻又非异常的小事情，不肯让我写出来。“今日无事可记”！我真佩服一个人能够头头是道地说谎。当然，下面的一件事如果不算作什么事，也是可以的：今天早上，八时一刻，我从春天旅馆出来要到图书馆去的时候，我很想捡起地上的一张废纸，可是我没有能够做到。这就是整个事实，甚至说不上是一件事。可是，说实话，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想我再也不是自由的了。在图书馆里我曾经竭力摆脱这个念头，可是我没有达到目的。我想到马布里咖啡馆里逃避它，我希望灯光能够使它消失。可是它继续留在我的身上，像一个沉重而痛苦的负担。就是它使我写下了前面的几页日记。
为什么我没有把这件事说出来？大概是由于自尊心的关系，此外，也有点由于笨拙。我没有把自己的遭遇重温一下的习惯，我这样做的时候，我想不起事情怎样前后连贯，我也分不清什么是重要的。可是现在一切都完了，我把我在马布里咖啡馆写的日记重看一遍，我感到羞耻；我不想有秘密，也不想有心事，更不想有说不出口的事；我既不是处女也不是教士，我不必把什么事情都藏在心里。
我要说的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我没有能够捡起一张废纸，如此而已。
我很喜欢捡起栗子、破布，尤其是废纸。我觉得愉快的就是把它们捡起，握在我的手里；甚至差点儿我就会把它们放进我的嘴里，像孩子们所做的那样。有时我拿着纸张的一角，把大概沾上了粪污的华贵的厚纸掀起来，安妮就气愤得要命。在夏天，或者在初秋时分，在公园里有许多被阳光晒焦了的破报纸，干燥而脆薄得像枯叶一样，黄得使人以为是被苦酸浸过的。另一些纸张在冬天被踏烂、粉碎、弄污，回到土地里去了。还有一些纸张是全新的，甚至是光滑的，全白，跳动着，像天鹅似的停在那里，可是泥土已经粘着它们的下面了。它们绞扭着，挣扎着，从泥泞里脱身出来，可是又在不远的地面上落下去，再也挣扎不起来了。所有这些纸张都是值得捡起的。有时我只是轻轻地抚摸它们，凑得很近地望着它们；有时我把它们撕碎，倾听它们的悠长的破裂声；如果它们很湿，我就用火烧它们，——这倒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然后，我在墙上或者树干上揩干净我的沾满泥泞的手掌。
今天，我注视着一双灰褐色的皮靴，它穿在一个刚从兵营里走出来的骑兵军官的脚上。我的视线跟着皮靴，看见一个水潭旁边躺着一张纸。我以为这个军官一定会用脚跟把那张纸踏进水潭，事实却非如此，他一步就跨过了那张纸和水潭。我走近一看，那是一张画着横线的纸，毫无疑问是从小学生的练习簿上撕下来的。雨水已经把它淋湿和卷起，上面布满了水泡，水肿着，像烧伤了的手一样。页边的那条红色边线已经褪成粉红色，有几处墨水已经溶化了。这页纸的下边埋藏在泥泞里。我弯下身，我已经体会到接触这块柔软而新鲜的泥团的快乐，我要用手指把它揉成一只只灰色的小圆球……可是我没有能够做到。
我继续弯着腰，停顿了片刻，我念纸上的字：“听写：白猫头鹰”，然后我站直了身子，两手空着。我再也不自由了，我再也不能够做我要做的事情了。
物件没有生命，不应该有“触觉”。我们使用物件，把它们放好，在它们的中间过日子，它们对我们是有用的，只不过这样罢了。可是对我说来，物件能接触到我，这是令人无法忍受的事。我害怕和它们接触，仿佛它们是有生命的动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