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隔》剧里出场人物只有三个鬼魂：加尔森、伊奈司、埃斯泰乐和一个旅馆（象征地狱）的服务员。剧情主要描写加尔森、伊奈司、埃斯泰乐三个鬼魂，偶然地相逢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旅馆大房间里。加尔森生前是一个自诩和平主义者的报社编辑，他虐待妻子、背叛祖国，最后被12颗子弹枪毙。伊奈司是个凶残的同性恋，曾经导致他人共同丧失生命。埃斯泰乐是个自私的色情狂，曾经因为个人的放荡而溺死亲生女儿。这样三个生前苟且于现实诱惑、胆怯于自由选择的卑鄙家伙来到地狱，仍然是互相折磨、彼此摧残，从而形象地表达了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又一个重要命题：“地狱，就是别人。”不少人曾经从认识论的角度，认为萨特一针见血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从本体上无法沟通与理解的社会现状。但从价值论的角度看，萨特的这一命题，却是“存在先于本质”命题的自然延伸和扩展。“地狱，就是别人”所表述的仍然是关注个体生命选择的人生态度问题。如前所述，在西方人极其漫长的文明史中，上帝、理性、历史派定了每一个个体的固定扮演角色，因而扼杀了人的生命存在的本体价值。这种扼杀功能在人类社会中除了一般文化意识形态的毒化外，更是通过人与人关系的纽带而得以实现的。换句话说，人类文化传统对人的愚弄常常是通过人与人的相互自欺实现的。
人常常不能把握自己，常常试图通过他人的眼光来折射出关于自己面目的揣测和摹写。或者说，借助于他人的评判来断定自己的所作所为。为此，他们经常不得不为了取悦于他人，而戴上为大家所共同认可的人格面具。久而久之，这种假面的塑造力量，甚至使他们自己也完全认同了自己呈现给他人看的面貌，从而完全剥蚀了自己的个体本性。就在这个人们戴上后取不下、也根本不想取下的假面下，社会导演了无尽的人生悲剧、喜剧、闹剧。这是人自己人为设计的又一罪孽的遮阳伞。在它的荫庇下，多少皇帝新衣的丑剧在众目睽睽之下匆匆登台上演。萨特在1956年为《间隔》灌制唱片时，曾在其前言中说：“世界上的确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生活在地狱里，因为他们太依赖别人的判断了。”
“正因为有许多人因循守旧，拘于习俗，旁人对他们的评论，他们感到不能忍受，但是他们又不想方设法去改变这种情况，这种人虽生犹死。”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地狱，就是别人”。要进一步洞悉萨特这个命题的深意，我们还必须注意萨特这部戏剧作品中反复出现的“镜子”意象。
剧中的主人公之一加尔森随招待员进屋后，沉吟片刻，便自言自语道：“没有镜子，没有窗户，当然啦。”后来平静下来后，又自问自地说：“究竟为什么要照镜子呢？”
另一主人公伊奈司来到后，她与加尔森的对话也这样说：“我说什么，我心里有数，我照过镜子。”再后来的埃斯泰乐也问加尔森：“先生，你带镜子了没有，大镜子，或者随身带的小镜子，随便什么镜子都成，有没有？既然你让我一个人在一边儿待着，至少得给我一面镜子照照。”为什么他们都尽力找寻一面镜子呢？埃斯泰乐说出了谜底：“要是我不照镜子，尽管摸到自己，我也不能肯定我究竟是不是真的存在。”
于是，伊奈司让埃斯泰乐坐近自己并告诉她说：“往我的眼睛里看，你看到你自己没有。”
“没有哪一面镜子会比我这双眼睛更牢靠的。”旁人的眼睛也就是镜子，镜子里显出了外在的你、我、他，但旁人的眼睛同时也编织了囚笼和罗网，它诱惑你就像古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那喀索斯一样，在顾影自怜中失去了生命的存在。镜子甚至就像古希腊神话中的女妖墨杜萨的头颅，让你在瞧见它的同时，就吸吮了你的生命精髓，变你为冰凉冰凉的石头人。所以，剧情中的埃斯泰乐与加尔森拥抱在一起时，伊奈司恶狠狠地威胁说：“我看见你们了，看见你们了，我一个人就能代表一群人，代表众人。”于是，剧情引出了这样的对话：
加尔森：这里老也不黑？
伊奈司：永远不黑。
加尔森：你老是能看到我？
伊奈司：永远看得到。
加尔森：……那一双双眼睛像是要把我吃了……啊！你们不过才两个人哪？我刚才还以为有好多人呢。原来这就是地狱。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们的印象中，地狱该有硫黄，有熊熊的火堆，有用来烙人的铁条……啊！真是天大的笑话！用不着铁条。地狱，就是别人。
埃斯泰乐：我的爱！
加尔森：别缠着我。咱们之间，有她挡着呢，只要她看得见我，我就没法爱你。
这段话包含着几层意思：一是文明的进步，给每个文明人戴上了成批制作的假面，它遮蔽着人的本来面目，使人在千人一面的交际往返中，感到自己与自我的疏离和陌生。于是，人们厌烦了这种众目睽睽之下的躲躲闪闪，他们渴望黑夜的降临，从而借夜幕的遮掩，露出属于自己的狰狞面目，趁黑夜的掩护，发一声属于自己孤狼似的长嚎。二是同处于一个顽固、周密的文化圈中的人，始终不渝地怀着相互的提防和戒备。共同的规范煅就了他们共同的自我羁绊，谁背离这种规范，谁就会被视为异端而逐出文化圈。于是，人的本能的生命冲动，男女的恣意交欢，皆属于文明规范所不容的邪恶行径。因为旁人的眼睛将会阻止、枯萎你的激情，让你驯顺地压抑自己属于感性生命的欲望。三是旁人的眼光、旁人的注视，会使人不自觉地将自己的脸，捂得更严实、盖得更周全。甚至于不惜磨蚀自我的灵魂至麻痹的程度，并逐渐自觉地将假面所显示的自我误以为是自己的本相，从而从根本上失去了自我生命的自由性。正是从这三层意义上，可以说“地狱，就是别人”。《间隔》中的三个人本来就是三个人生的懦夫，他们注定要惧怕他人的眼光。他们不管生前死后都在地狱中绝望、彷徨。只有不惧怕下地狱的人，才能走出地狱而重返乐土。就像但丁《神曲》中的地狱门前铭文：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魔鬼与上帝》则是萨特存在主义自由观的代表性作品。剧中的主人公葛茨无论作恶还是行善，都只是为了证实自己的自由。这里既无洞察人间善恶的上帝的引导，也没有魔鬼的诱惑，甚至就连上帝与魔鬼，善与恶的区别都是极其模糊而又虚幻的。因为这些其实都是人在历史与现实复杂境况下的人为虚设。这种虚设居然诱人自以为自己在其中肩负着多么神圣、庄严的角色任务。葛茨要证实自己的自由，因而他作出了自己“恶”的选择。传统文学中的“恶”常是人受本能欲望的功利性驱使。但葛茨却是为恶而恶，他只是为证明自己的自由而作恶。他捣碎了银行家三十年来信守的原则：主宰世界的是利益。也抛弃了人们对天堂的向往和对地狱的恐惧。他要以作恶来换取上帝给予他下地狱的判决。他想象地狱是一片荒野，等待着他去充实。所以当海因里希向他指出世上的人其实全部都在作恶，地狱就像热闹的庙会，只要待在床上就可获得下地狱的资格，却从来没有人行善时，他便毅然决然地与海因里希打赌行善，以期确保他无羁无绊、与常人不同的自由。后来他发现，他所选择的所谓行善，其实是将自己摆放于人类世界之外。面对现实人生中的饥饿、愚昧、贫困、战争与屠戮，自己毫无所为，同时也毫无责任，因而也毫无人的自由性。其实，洞察善恶的上帝根本不存在，葛茨忍不住高声叫道：“上帝不存在，我太高兴了……我把我们都解放出来了，再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了，只有人间。”的确，世上根本不存在一把外在的善恶尺度来判定人的行为。既无天堂、地狱，也无历史目的和理性允诺，更无他人的感恩报德。人只有背负着与生俱来的亘古不变的自由，面对着人间的诸多境遇，逼自己作出属于人间的自由选择。葛茨最后回到了人间，回到了残酷、血腥的杀戮与争战之中。剧作所表述的思想是对西方传统历史主义的超越，它摈弃了西方人对历史目的性的乐观坚信。在萨特看来，人类历史不过是人为编织的谎言与自欺。他曾经在另一部戏剧《涅克拉索夫》（1956）中，通过主人公乔治·瓦莱拉自己编纂另一段欺瞒人的历史，自鸣得意的同时，却掉进了当局所编纂的更大的历史骗局之中，骗人者最终成了受骗者。这种由人自己编造的所谓上帝、历史的神话，居然让一代代的人盲目地为之奋斗不息，或搏斗于生死之间，或陶醉于得失之内。葛茨的大无畏行为，就是要人领悟到人类自欺自娱的假面游戏，从而勇敢地打碎这个人为的羁绊。由此，萨特的存在主义无疑从消极悲观的终点，走向积极乐观的新起点。或者说，从认识论的透彻的绝望，走向了价值论的崭新的希望。它无异于向人们宣示：世界是毫无理由的荒诞，人生是毫无内容的虚无。但反过来，正因为世界荒诞，才显出人直面荒诞而活下去的勇气和伟大。正因为人生虚无，才需要人以自己的顽强追求去充实，从而以自己的活动赋予人生以意义。
萨特存在主义的自由观，还由于强调选择所必须承担的责任，而将其本体论的思想辩论转向了社会伦理和道德的领域，从而为自由的抽象性寻找到了历史与现实的基点。在人类社会中，个人与集体终归是一对互为艰难的矛盾。因而，任何人的自由并不意味着为所欲为。自由总是与责任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不管你听从还是拒绝自由的召唤，它都是你自由选择的结果，都有与之相应的责任须承担。因为，人区别于动物的伟大，就在于他的自由选择是属人的自由选择。而人毕竟又是社会性的存在，他被抛入社会之初，对任何人或物都不负责任。但当他一旦作出注定要作出的选择后，便肩负着对世界、对人、对自己的责任。当然，这个责任不是对上帝、不是对习俗的服从，而是对自我生命的自由负责，同时也对别人的生命自由负责。萨特曾这样说过：“存在主义者坦然说人是痛苦的。他的意思是这样——当一个人对一件事情承担责任时，他完全意识到不但为自己的将来作了抉择，而且通过这一行动同时成了为全人类作出抉择的立法者——在这样一个时刻，人是无法摆脱那种整个的和重大的责任感的。”所以，就有了懦夫与英雄的区别。英雄就是《苍蝇》中的俄瑞斯忒斯，他一方面作出了自己勇敢的自由选择，另一方面又无所畏惧地承担了责任。此外《魔鬼与上帝》中的葛茨也是这样的英雄。懦夫就是《苍蝇》中那些自甘愚昧、堕落的阿耳戈斯人，他们怯于选择，因为他们惧怕由选择而生的沉重责任，他们宁可用无尽的空虚忏悔来编织自己的生命理由，来掩盖自己的怯懦。
他的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论述虚无问题；第二部分论述为自身的存在；第三部分论述为他人；第四部分论述有、做和存在。
萨特将存在分为“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两种。一块石头是一块石头，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少。就石头来说，它是其所是，这件事物的存在总与它本身相合，这就是“自在的存在”。“自为的存在”实际是指人的存在。在萨特看来，今天的我和昨天的未来的我不一样，我的意识总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人正因为有意识，所以人的本质就不固定。人一生下来，他没有本质，而只好作为存在体存在世界上，本质是后天的，是通过人的意识自由选择的，意识选择是纯粹个人化的事情，每个人的选择都不相同，因此，人的本质也不相同。“存在先于本质”的意思就是这个。
但是人总不能忍受人的本质的不固定性，这种情境造成人的不安全感受，所以，人要努力寻找使自己由“自为的存在”变为“自在的存在”，变得像那磐石一般有不可动摇的坚实性。然而这可能吗？萨特沮丧地看到，由于人有意识，所以人总是摇摆不定。只要人活着，他就找不到他的坚实性。人的存在的极端不稳定性和偶然性是他命中注定，是悻论。于是，人面对着虚无。没有他自己时，世界对他是一片虚无，有了他自己，这个自己却是本质空缺的自己，所以他面对的仍然是虚无的感觉。不过人类特有的尊严在这里诞生了。萨特自豪地说：正是这种虚无才是行动意志的基础。于是，“自由”的概念被提了出来。
萨特的自由是一种无限的自由，一种绝对的自由。他说：“人的命运是自由的。意味着人要做上帝。”“一旦自由在一个人的灵魂里爆发了，神明对这个人就无能为力了。”这些响亮的口号不难想象在战后一片价值废墟之上，是如何振聋发聩了。人生而自由，是不应该受到奴役的，德国法西斯是倒行逆施，两次世界大战彻底摧毁人类对于上帝的信仰，所以，小知识分子由衷地感谢萨特为他们提供一种非传统的思想。存在主义号召人们面对恐怖与荒谬的现实而又能看到人的尊严并保持自己的特性，对他们来讲，这是一条十分理想的自救之路。
“他人即地狱”是萨特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思想，个体有了自由，必须面对他人。我们两个人不能成为一个人，其根源是我们的意识多样性。你想的和我想的不一样，这使我常常觉得恐慌，因为我看见我所设定的世界突然间从我的手指尖逃脱了，逃向另一个人的设计之中，这个人不断地注视着我，因为我也是世界的一部分，所以他也企图设计我，于是我被迫要变成他者的存在，我原始的堕落就是因为他者的存在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