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性并非主体以黑格尔式的自我意识的方式或者现象学社会学的视角对主体进行反思，相反，反思性要求对那些未被反思的范畴进行系统探索，同时，又返回超出经验主体的范围而延伸到学科的组织结构和认识结构当中，因为，在对象的建构中所必须探索的，正是深深藏于理论问题和学术判断范畴中的集体性科学无意识，或者可以说，反思性的主体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科学场域，而反思性的对象是整个人类存在的生存空间（社会组织制度和实践）。
布尔迪厄对反思性的关注，既不是自我中心的，也非逻各斯中心的，而是在本质上植根于科学实践并面向社会实践的。他既反对那种自恋式的唯我主义，也反对那种纯客观的所谓客观研究。他总是引导知识者去认识那些支配其思想的特定的决定因素，同时，得以透视他们的观念和行为的地基。在布尔迪厄身上，这种反思性表现得非常透彻，甚至可以说是他整个理论的标志。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把握。
首先，具有强烈的反制度性。布尔迪厄强调，一个人的文化资本正是由于他们受教育的程度而积累起来的，因此，当今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其自身的学术成功使他们处于学术体制的支配地位，从而也使他们局限于该学术体制的简单再生产。法国当代哲学家经历了发生在他们脚下的学校体制的瓦解，“五月风暴”和法国大学的变革，使他们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传统支配体制如何变得如此脆弱并且难以容忍，于是“反制度化”的倾向变成一代学人的学术品格。因而，一种异端思维，一种负向思维，甚至一种揭示社会的畸形存在方式的反思性的思维，在布尔迪厄那里变得日益明显起来。
其次，主体之死。布尔迪厄对萨特的《存在与虚无》、阿隆的《历史哲学导论》以及1968年后所出现的一股复兴主体哲学的运动持保留态度，认为社会科学存身其间的空间不是实事问题的世俗空间，而是真正的国际性的空间和相对的超越时间限制的空间，是一系列社会学大师对自身的存在、对所面临的问题与作出理论贡献的话语空间。正是在这种空间中，一大批虚假的争论寿终正寝，而真正的问题却激发了真正的学者去着手解决。“主体之死”强调的仅仅是作为个体的孤独的主体的死亡，而从另一方面强调了个人性与社会性的密不可分。
再次，学术人的处境。布尔迪厄在《学术人》一书中，提出了学术体制经验的社会，并对此加以深切的反思。学术人的特殊之处就在于，科学的客观对象化一般所要求的工作，是通过对这种客观对象化主体的研究，以及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劳动来实现的。对这样一个对象进行研究，人们必须时时提醒自己，客观对象化的主体本身正在变成研究的对象。也就是说，这些分析问题的人也正在变成问题分析的对象，任何人都不能逃逸反思性的自我批判。因此，那种轻飘的调侃性的轻松愉快的所谓文字，将使学者的重量消解。因为那样的文字只会怂恿人向一种普通的场域观倒退。相反，真正的学术人在进行社会学反思的时候，必得创造一种全新的语言，力图使读者既能像作者一样敏锐地感受到问题症结之所在，又能理解作者深邃的分析；既能感知现象，又能把握概念和范畴，进而把握整个体系。在这里，眼光变得殊为重要。
最后，屈服与反抗。布尔迪厄反对一切形式的二元对立，在屈服与反抗的价值判断和政治导向上，他也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对压迫的反抗或屈服在对立的形式中，同时构成为统治和权力游戏所必需的游戏双方。抵抗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屈服，屈服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抵抗，因为抵抗的手段只是使自己具有被支配者的某些特性。布尔迪厄认为，面对统治压迫，抵抗可能是走向异化，因为只有抵抗才能指认权力和统治制度的有效性，而屈服也许是通往解放的一条曲折的路，因为他以逃离的方式使自己不再构成权力游戏所必需的两个极点。当然，这仍然是被支配者的两难困境，事实上，他们无从摆脱这一权力话语困境。
布尔迪厄的理论有很强烈的包容性色彩，我们也可以将其称之为中庸性特征。布尔迪厄努力超越社会科学中二元对立的方法，使他既避免了客观主义的弊端，又避免了主观主义的弊端；既避免了结构主义的框架（结构的空洞性、非历史性），又避免了存在主义的情绪化独断论色彩，从而提出了很多新的见解和精辟的阐述。布尔迪厄的理论基点是中庸的，具有很强的调和倾向。他有感于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之争所造成的“劣币驱逐良币”的那种情况，而强调一种客观中庸的立场，并将这种客观中庸的立场看做反思性社会学最稳定的地基。
同时，布尔迪厄反对哲学美学化倾向，既批评以激进为时髦的思潮，又批判游戏化的哲学倾向。他与萨特以来的哲学的美学化向度针锋相对。布尔迪厄认为自己批判的不是文化，而是文化的社会用途，即将文化用作一种符号支配的资本和工具。这与巴尔特、德里达、海德格尔或者是泰凯尔小组的唯美主义游戏完全不同。这是一种客观中庸之道，拒绝煽情，拒绝唯美主义立场，拒绝哲学美学化，拒绝社会学的贵族主义倾向。布尔迪厄也批评后现代主义，认为其打着解构和文本批评的旗号，煽动一种不加掩饰的非理性主义，使那种老式的哲学对社会科学的批判死而复生。这种非理性被冠之以后现代或后现代主义者的名号，布尔迪厄对此深加批评。布尔迪厄既对激进主义的理论加以批评，也对保守主义的理论加以批评，同时也对自由主义的理论加以批评。
事实上，反思性是社会理论的真正地基，面对社会科学的发展，任何人都已不可能孤芳自赏，完全置身于社会科学大量成就和方法策略之外。那种炫人耳目、华而不实的理论只会败坏反思性，因为理论反思只有把自己的沉默深藏在他所贯穿的科学实践之中，并与科学实践融为一体，才能真正展现自身的魅力。不妨说，因为对反思性的关注，使布尔迪厄触及华而不实的理论泡沫掩盖之下的社会真实，进而触及个体的身体的真实和社会性的真实。在布尔迪厄看来，这才能使反思性真正体现出文化资本阐释的向度和审美的诗学指向的向度。
身体视域与诗性精神
在现代性社会，人们的思想、哲学和诗学对身体的关注，日渐为一些空洞的逻辑性话语所掩盖，因此，身体视域的隐没和回归，就成为布尔迪厄的工作平台。
当然，就综合性反思、身心关系、个人社会关系、文化自然等关系而言，可以说自梅洛·庞蒂以降，有很多人对其加以关注和研究。尤其是福柯和吉登斯的对身体视域的有深度的分析，打开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和关注世界人生的新的路径，然而，布尔迪厄仍然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和他人所不逮之处。如他对现代教育对身体的培育、塑形和挤压所做的深刻的揭示，对文化资本的积累和文化控制对人的性情、心性、趣味和能力的习性控制，以及生产与再生产社会的规范和更新社会的基本价值尺度方面，都有重要的论述，尤其是他关于“身体资本”相对于其他资本是一种“刚性存在”，以及身体资本合法化与制度化的问题，均值得深加关注。
在布尔迪厄看来，身体的发展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对身体的运用、塑形恰好显示了这种身体背后的权力压迫和文化资本的隐蔽性存在。身体是一种资本，而且是一种作为价值承载者的资本，积聚着社会的权力和社会不平等的差异性。或许，正是在身体成为资本的这种现代性图景中，身体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也可以转化为一种文化资本。在这个意义上，身体是资本，也是象征的符号；身体是工具，也是自身控制和被控制被支配的“他者”，身体还是一种话语的形式，在现代性的状况之中，在身体和社会之间，具有多种的不平等权力关系。
一般而言，身体的延伸和成长是通过个体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及其习性和场域所形成的文化圈而体现出其阶层的痕迹的。
习性被场域塑形，而场域的一些特性又在身体上体现出来。身体往往可以置换成经济资本，因为他通过购买、传递、交换等，可以使谦恭或倨傲的身体因习性、地位和品位不同，体现出不同的身体和身体姿态。这正好成了当今“文化研究”的关注点，即经济资本与身体形态、吃、喝、广告及大众文化等，都无不与身体紧密相关。今天的文化艺术无一不与经济资本和身体形态发生紧密的联系，并体现了社会支配关系。
身体在现代社会当中空前地遭遇到时间和空间的分裂，遭遇到欲望的冲击和现实社会权力的压抑，感受到边缘化情绪性体验。因此，个人身心与制度的断裂，理性与社会的断裂，造成了现代人身体的多种流动变化的踪迹。于是，重生命感觉性，重灵肉分离性，重精神游戏性，成为了当代审美文化和诗学的中心。尤其是大众传媒直接刺激和消费身体性的东西，使得远距离的身体控制成为可能。于是，大众文艺节目、体育盛典和政治狂欢等大众化的节日，成为今日现代高度发展时期的身体欲望话语的再生产。这样，身体与自我问题，身体与心灵问题，变成今日的社会文化研究的重要问题。肉体取代灵魂，灵魂在肉体中沉睡，已然成为今日艺术所关注的救赎与解放的问题。正是在这一节点上，布尔迪厄从社会理论当中跨入了文化研究理论，并进入当代审美的反思性之中。
从身体视域出发的艺术观是一种“自由交流”的艺术观。在《自由交流》一书中，布尔迪厄将自己的视野延展到文化研究的审美视野当中，他从文学家的本质、文化矛盾、美学形式和艺术功能几个方面作出了自己的价值判断。
布尔迪厄非常反感那些虚假的文学家和文学游戏者，他们靠制造事件起家，达到目的后却成为因循守旧的学院派。他们在激进之后的保守时期，却将自己的朝三暮四说成是思想自由的明证。在布尔迪厄看来，真正的艺术家必然遭遇到文化上的深刻矛盾，即最有自主性的作品没有市场，而那些千篇一律的遵命之作却有很好的销路。然而，销路与真正价值无关。于是恪守一种孤独的独立的意识、独立的价值判断，成为艺术家必得秉有的真正本质。
知识分子的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具有一些新的模式，即怎样对待精神生活。因为，缺乏思想的老板和缺乏权力的记者，如今已经按照时髦和落伍，新潮和陈旧的标准去判断艺术家的新颖程度。而其精神产品也不再按照真假、美丑、平庸和独特的标准去看，而是不断地推出时髦的话语、时尚的作品。人们将时装和股票的逻辑带进艺术，甚至将政治权谋逻辑带进艺术，于是，艺术成为时装表演，成为赌博话语的操作，成为无情的煽情。布尔迪厄呼吁，应以反思性取代旧式知识分子的泛批判理论，因为那些过分夸张煽情的浪漫激情尤其容易被新的乌托邦所利用，并与现存秩序相合拍。
就文化矛盾而言，在现代与后现代时期，出现了一种文化一元论，或是一种绝对论、独断论的复归。布尔迪厄强调应该张扬文化相对主义，即一方面是“大文化”与“小文化”的对立，另一方面是西方与东方的对立，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一种自由、宽容的价值体系中去把握自己。当然，布尔迪厄同样强调，他反对那些谴责多元主义的人，也反对那些以多元文化主义为名去扼杀表达自由的人，同样也反对那些文化股票的小持有者，他称之为“文化的白种穷人”。他们因为没有多少文化，便紧紧抓住文化，并处于激烈的文化的帮会的斗争之中。不妨说，文化矛盾是这个时代的疲惫尊容，文化矛盾深层次地表现出文化资本和权力话语运作的内在矛盾。由此，布尔迪厄更深一层地看到了关于文化资助当中的不合理性。他考察后认为，文化资助是一种微妙的统治形式，它之所以起作用，正是因为人们没有察觉到这是统治，这种统治建立在不知不觉之上，也就是说，与被统治者是同谋。而文化研究就应该是揭底，将这种同谋的关系，将文化领域中这种不知不觉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揭穿。
当然，文化矛盾还在于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往往与美学上的激进主义互相联手，而使得真正的批判性思想常常反对那些借批判之名而行保守之实的人。同样，文化的资助者往往资助了庸才，因为庸才更听话，而这种支持无疑是对真正艺术家的一种致命打击。因此，今天的文化矛盾在公共制度之下，在具有自由的时候却出现了不自由状态，如何调整这种形式，为各种游戏规则制定合理的规则，对一些失控的现状加以文化资本、象征资本的调控，将直接取决于反思性思想家的工作成效。
在文化矛盾的主体性方面，布尔迪厄注重艺术精神的自主性和文化批判的独特性，艺术家精神是自由的，他必须有清醒的价值依托，那就是，作为批判的艺术家，他将那些具有社会学性质的意见和思考完全融入艺术创作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