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渭生
先秦诸子时代结束以后，儒学有两次发展高潮，一是汉代，二是宋代。自汉经魏晋南北朝，历隋唐五代，儒学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至宋代，儒学划时代的新发展，即为新儒学，通称宋学。宋学是汉学的对立物，形成与汉学迥然不同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学风，开创了学术探索的新局面。宋学博大精深，涵蕴广大，学派众多。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或学术文化思潮，有其酝酿、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进程。这与唐宋之际和北南宋时期社会的巨大变迁密切联系在一起。
宋代新儒学的形成与发展，是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深刻变化，儒道佛诸家思想相互对抗又互为融合，以及民族矛盾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也是该时代社会知识和自然知识的综合与概括。本文拟就此作较全面的考察。
一新儒学兴起的时代背景
自中唐以降，尤其是两宋，为我国中世纪变化最大的时期。近代著名学者严复写道：“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
中国之所以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宋代上承汉唐，下启明清，处于承上启下的新起点。
如果说，唐朝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宋代则显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关键性时代。从整个宋文化上言是如此，就宋代新儒学的形成、发展与演变而论更是如此。
在这个总的历史背景下，新儒学的勃兴与下列诸因素密切相关。
（一）新儒学兴起的社会环境
其一，宋王朝的政治需要。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加强中央集权，文德致治的需要。赵宋开国伊始，为防止分裂割据局面的再现，集兵、政、财、文大权于中央。同时，尊孔崇儒，增葺国子监祠宇，塑绘先圣诸贤神像，强调武功克定，须文德致治。真宗即位，追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读经祭孔，称儒学为“帝道之纲”，等等。无疑促进了儒学的向前发展。二是重建纲常的需要。赵宋王朝虽是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的割据战争，但以往社会分裂和混乱，造成固有伦常破坏，道德沦丧，人们无法遵循，且削弱了维系社会稳定的道德准则。这就急需借重于儒者来重建纲常，以维护统治秩序。三是“尊王攘夷”的需要。赵宋虽统一中原为中心的广大地区，但却不如大唐帝国那样一统天下。先是严复：《致熊纯如信》，《学衡》第13期。
在北方有契丹建立的辽朝，继而在西北有党项建立的西夏，其后女真崛起，建立金朝，灭辽攻宋，与南宋对峙，最后又有蒙古的威胁。民族矛盾和斗争严重存在。欧阳修说：“四夷不服，中国不尊。”因而儒家经典《春秋》成为宋儒研究的热门，传注最多。“尊王攘夷”，维护大一统，是当时政治需要的热点。四是要求改变“积贫积弱”局面的改革需要。宋朝官僚政治体制造成的弊端，至真宗后期业已暴露。仁宗时，朝野上下要求改革的呼声愈益高涨，这对儒学向通经致用转变，讲求实际，适应革新需要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高宗赵构说：“太祖以英武定天下，仁宗以惠爱结天下，此朕家法”，其设施之详可见于世。这包含了广泛的内容。此一政治大气候，即有利于新儒学的形成与发展。
其二，社会巨变的有力推动。唐宋之际，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一场经济和政治的大变动。宋初以来，社会生产关系的改变带来社会的巨大变化。主要表现为三：一是门阀士族地主下降，庶族地主上升，地主阶级上中下各阶层关系都有所变化。二是因土地买卖之盛行和土地所有权转换的加速，出现新的土地占有制度和租佃剥削关系，形成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客户（劳动者）与主户（土地所有者），在法律上平等，过去人身依附关系变为双方自原、来去听便的契约关系。三是新的社会经济结构为政治的和精神的基础，从而引起整个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各种典章制度乃至风俗习惯都出现了深刻的变革。如“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科举考试强调公正性，相对抑制势家独占科名，一般地主和自耕农子弟登第入仕者多。这些，大大促进了社会流动，公开竞争，以及人们对学术自由的追求。反映在下层，农民的“均平”要求，体现社会阶级对抗的新特点；反映在上层，士大夫自由议论成风。新儒学的出现，即是社会巨变引起的有力推动。
其三，科学文化教育发展的有利条件。宋代整个社会普遍重视文化教育，读书求学，蔚然成风。学校教育（官学、私学）的发展，特别是书院之发达及其独特的讲学模式，大有利于学术思想的研究与繁荣。与此相联系，宋代科学技术也很发达，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尤其是活版印刷术）等发明创造，都在这个时代完成，其他诸如天文、数学、医学、农学和建筑等各类工程技术均有超越前代的进展。科学昌明和印刷事业的发达，为宋儒进行学术创造提供了有利条件和良好的社会环境。
同时，宋儒的研究成果又反过来促进科学文化的发展，形成互为因果的良性循环。
（二）疑古思潮与儒学复兴运动
疑古思潮与儒学复兴运动是宋代新儒学兴起的两大巨轮，交相为用，向前推动。它集中反映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术进步的一大趋势。
其一，关于疑古思潮。儒家经学，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处于独尊地位，成为治国之学。不可否认，这是儒学发展的一个高潮。但东汉以后，经学向训诂方面演变，特重章句注释。汉儒治经，不论今、古文，都是笃守师说，不敢说半个不字。自汉经魏晋至隋唐，经学注释繁琐不堪，分文析字，死板僵化。唐初，孔颖达编撰《五经正义》，仍袭此家法。他写《正义》是用来解释传注的，但不敢与传注有出入，这叫做“疏不破注”。他把今文、古文、郑注、王学统一于《五经正义》，作为定本，实际上更束缚了儒学的发展。不突破这种束缚，经学便没有出路。这正是东汉以后经学逐渐衰落的原因。
有识之士不满这种状况。自中唐以来，先后有学者提出疑议，先是“舍传求经”，后则发展为疑经、改经、删经。这个疑古思潮虽始于中唐，但至宋初《五经正义》仍在沿用，学术风气沉寂。真宗时名士贾边参加礼部试，因对《当仁不让于师论》作了新解，与注疏异，即以“特立异说”被黜落。自真宗后期、仁宋朝开始，学风转变，才从“疏不破注”突破为“舍传求经”，进而由疑传到疑经，形成一股强有力的疑古思潮。其代表人物众多，诸如范仲淹、欧阳修、刘敞、孙复、石介、王安石、司马光、李觏等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推欧阳修、刘敞、王安石三人。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他既是疑古思潮的代表人物。又是北宋古文运动的文坛领袖。在新儒学的形成过程中，欧阳修的贡献是很突出的。欧阳修早在景祐四年（1037）所撰《易或问三首》，就怀疑《系辞》非孔子所作。其后，著有《易童子问》三卷，用问答方式揭示疑古思想，系统论证《系辞》、《文言》、《说卦》均非孔子所撰，有破有立，富有精辟的新解。又撰有《毛诗本义》十六卷，对《诗经》之《小序》真伪提出怀疑，专攻毛、郑之失，阐明自己的见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写道：“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推原所始，实发于修。”欧阳修还对《周礼》、《礼记》、《尚书》、《论语》、《孟子》，乃至《春秋》等儒家经典提出许多疑问，独创新见，开一代学风之先。苏轼说：“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刘敞（1019-1068），字原父，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人。庆历进士，擅长《春秋》，撰有关《春秋》之著作五种四十一卷（《宋史》作“为书四十卷”）。刘敞解《春秋》是沿着中唐啖助、赵匡等人“舍传求经”的路子而来，但他择善而从，“不尽从传，亦不尽废传”，自出新意，所训释远胜唐人及同时代的孙复。刘敞是“北宋以来，出新意解《春秋》”最有成就的开创者。敞学问渊博，“自佛老、卜筮、天文、方药、山经、地志，皆究知大略”。除（春秋）外，刘敞对《诗经》、《尚书》、《三礼》等儒经亦很有研究。所撰名著《七经小传》，更是疑古思潮中影响很大的重要论著。《七经小传》不仅自出新意疑传解经，而且改经就义，以自圆其说，颇有启发意义，开宋学风气。清代《四库》馆臣批评说：“盖好以己意改经，变先儒淳实之风者，实自敞始。”正道出宋学的新精神，说明刘敞的新贡献。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才华盖世，早有通经济世的宏伟抱负。安石认为：“世之不见全经久矣，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主张要广泛吸取各种知识，有所舍取，“以明吾道”。他说：“善学者读其书，惟理之求，有合吾心者，则樵牧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孔所不敢从。”王安石敢于突破旧规矩，探求新学问，以义理为取舍标准，但求其“理”，以“明吾道”，正是宋人开创新儒学的一大原则。他被宋神宗赏识而重用，主持变法，着重抓了两件大事：一是改革教育与科举制度，培养新政人才；二是加强学术理论工作，为新法探求理论根据。王安石冲破汉儒传注的旧传统，把重新解释儒家经典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亲自主编《三经新义》，撰释《周礼义》。他在《周礼义·序》深刻地论述了它的学术价值。此为王安石新学最重要的著作。王安石撰经义，虽不改经文，亦不讲章句，但先儒传注一切废而不用，而断以己意《新义》以说经。《三经新义》非但远胜旧疏，阐发新观点，而且颁于学宫，用于科举考试，以行政力量付之实行。从这点上说，王安石新学堪谓宋学初期疑古思潮由孙复、欧阳修、刘敞至王安石，已形成足以改变一代学术面貌的高峰。
宋学诸位学者几乎对所有古代流传下来的经典，都以怀疑的观点加以审视和质疑，重新研究，创发新见。除上述者外，如司马光撰《疑孟》，批评孟子，提出质问。自北宋中期到南宋中期，非孟与尊孟的论争，绵历一百多年，亦为宋代儒学的一种新发展的反映。
陆游说：
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锗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议经，况传注乎！王应麟指出：
自漠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
这种反对迷古、立意创新的疑古思潮犹如春风吹绿了宋代的学术园地，成为推动科学文化向前发展的“发动机”——新儒学兴起的标志。
其二，关于儒学复兴与古文运动。由中唐韩愈、柳宗元开启的古文运动，至宋初成为宋人纠正晚唐五代以来盛行骈文艳丽的文风，倡导诗文革新的先道。此谓古文，即散文。韩、柳等唐代古文家固以传道为己任，且倾慕于古文的写作技巧，故倡复古文。宋初，先是柳开，接着是石介、穆修等人，他们继承韩愈的古文传统，开北宋复古文之风。柳开说：“文章为道之筌。”古文是儒学传承和传播的工具，不能不注意。
石介反对西昆体，更强调这个观点。他们主张文章要“明道”、“致用”，是为文学革新的先驱。在革新初期，真正在散文写作上取得成就的是王禹偁。王禹偁的古文“古雅简淡，真宗以前，未有及者”很有特色。北宋中期，与疑古思潮相“犄角”，古文复兴运动出现了新局面。
欧阳修是当时文坛的一面旗帜。他主张“文”与“道”并重，“道”是金玉，“文”是金玉发出的光辉。欧阳修的散文很有独创性。他熟练地运用散文写议论、讽刺、批判乃至抒情的文章，自立新体。“修之文章，遂为天下宗匠”。苏东坡说：“士无贤不肖，不谋面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与欧阳修同时代，稍有先后的散文家有：范仲淹、苏舜钦、宋祁、司马光、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等。宋代古文家从一开始即称：“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欧阳修更明确主张“我所谓文，必与道俱”。
“文以载道”，即以古文作为载道的工具。假古文运动以明孔子直到韩愈的儒学之道，而儒学又给古文运动以新鲜的内容，二者相辅相成，表面上是两回事，实质上是一回事，古文运动是使古代哲学获得新生命的儒学复兴运动。它在与骈文辩论、同佛老斗争中发展起来，并直接为革新政治的现实斗争服务。这与新儒学的兴起关系极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