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建明
第一次领略沈善洪校长的风采，是在1986年学校安排新到任的他和机关各部、处以及各系干部的见面会上。那是一个可以容纳两百名学生的大教室。沈校长坐在讲台上，列宁式的脑袋饱满而鲜亮，脸庞红润，讲话中气充沛，声音洪亮。个性凛然，有魄力和决断力，是给多数听众留下的第一印象。后来我被安排在校长办公室，有幸在沈校长和其他学校领导的直接指导下工作了一阵。有关沈校长的办学思想，以及在班子团结、学校建设、鼓励科研、奖掖后进等方面的绩效，已为大家熟知，我受感染至深的是沈校长的品格和操守。
第一印象确乎很快得到了印证。沈校长上任不久，教职员工中就颇有关于他一言九鼎、锋芒犀利的传闻。的确，沈校长对工作上的重大失误，会批评得让人当场下不了台。有一个重要部门搬迁，时限一超再超，严重影响正常的教学和科研秩序。沈校长亲自带队到现场办公。该部门负责人反复强调客观原因。沈校长当即沉下脸来，给了不容置辩的批评。专业职称评定是高校最敏感的话题之一。学校职称评定委员会有位委员，私下将评审的内幕透露给了当事人，造成非常被动的局面。沈校长亲自出面找这位委员谈话，态度之严肃可谓罕见。对尊师重教中出现的问题或者学术不端行为，沈校长也是深恶痛绝。有个部门因工作需要，向副高职称以上的教师发函，信封上没有写任何尊称，光写了个姓名。这似乎是一个不经意的疏忽，但沈校长却把它看做是不尊重教师的机关唯大作风，在办公会议上当场严厉批评了该部门的负责人。有渠道反映个别人学术研究中有剽窃行为，沈校长既鄙夷又生气。他亲自翻看资料查证，并在职称评定中予以披露和阻止。
沈校长关爱年轻一辈是人所共知的，但对年轻人的缺陷，他也不回避。我在校长办公室工作那阵子，正值年轻气盛，负责协调的部门又多，难免有误解和不和谐，从我的角度看似乎责任多半不在我这一方。有一次和沈校长汇报到这个情况，感叹道：“工作不太好做，协调不容易。我想想自己总算好说话了……”话没说完，沈校长即时打断，直接地说：“不一定吧。”我顿时哑然醒悟，知道在部门协调过程中，自己肯定有不足和需要反思之处。这促使我开始注意自己的工作态度和方法。我离开学校，若干年后略显稳定，去看望沈校长，向他汇报自己的近况。他默默听完我的叙述，一针见血地点评道：“你有满足感。”我心底一时涌起羞愧。我知道自己在事业上并无可夸耀之处，过去曾经涉足过的学业早已荒废，身心则是自我宽慰的怠惰，真是无言以对。现在，我远离校园，身处教学科研之外近二十年了，还在尝试文史方面的努力，这固然因为大学专业浸润形成的兴趣，但沈校长那次点评不能不说是振聋发聩的动力。
但是，上述沈校长处事的风格，只是其完整性格的一面，与这种威严和谐共存的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沉稳淡定、雍容大度。
当代中国大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学校办社会。除了教学科研，举凡基本建设、后勤服务、人事职称、三产开发、学生管理等，师生员工的吃喝拉撒睡，都得由学校负直接的责任。因此大学校长一般都很忙碌，会议接连不断，事无巨细，样样无法推脱，个中甘苦唯有亲历才可体会。沈校长原来担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管理内容相对单纯，科研时间也比较有保证，学术成果年有递进腾跃。到了杭州大学，面对近万名师生员工，工作千头万绪，纷繁驳杂。在这种工作和科研环境的截然变幻中，沈校长选择的是事业，在自己的学术研究方面做出了牺牲。在与王凤贤先生完成《中国伦理思想史》的巨著后，沈校长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已有鸿篇框架——这在他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几次反思》一文中已经提纲挈领。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和得力的助手，他这个宏大的构想是能够实现的。但是大学校长这个繁忙的岗位，使他不得不将大量的时间花在行政事务上；在当时研究生名额有限的情况下，以身作则的操守使他没有为自己截留任何一个研究生名额。一项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系统研究就此夭折，这对学术界是一个损失，对沈校长本人的学术生涯无疑也是一个缺憾，但是沈校长对此无怨无悔。有人会偶尔和沈校长议及这个情结，沈校长总是淡然一笑，没有一丁点儿的遗憾和忿忿，从来没有像有些人那样，喋喋不休地埋怨世道不公，责备繁重的杂务摧毁了自己可能取得的学术成果。一个富有建树的学者，为了一份公益的责任，可以如此看淡自己的学术生命，没有一定的境界是难以想象的。
在生活中，沈校长是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人。他的日常生活完全由师母打理，除了抽烟，喜喝浓茶，没有别的嗜好和需求。每当师母到外地出差，师母会把几天的菜预先做好，放在冰箱里。沈校长会按照师母的吩咐，循序拿出来热着下饭。但是由此认为沈校长是不谙世事的迂夫子，那就错了。他是一个极其关注社会现实的学者，平日和任何人交谈，个人琐事通常一晃而过，话题驻足的是国际、国内大事，社会百态或者是学术探讨和研究。他交往的人多，信息来源广，对国情有更深和更高层次的了解。比如他对那时各行业初创阶段粗糙的隐情，对某些厂商“精妙”的作假，对官场和学术界的流俗，日益彰显的声色犬马现象，都有比我们更为详尽的了解。但是这都成为他开拓眼界、认识现实、比照研究的对象，而从来没有对此产生过任何比附效仿的兴趣；至于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物质和金钱的回报，更是连概念都没有。我的感觉，他是一个深谙世事，但是超凡脱俗，站在高处俯瞰着世态百相的大智者。
我至今感慨的是，当时杭州大学的领导班子，包括薛艳庄书记、夏越炯常务副校长、马裕祥副书记等，可以说是当时走上高级领导岗位的，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缩影。他们既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修养，又受过党的长期教育，富于社会责任感，操守纯正。有人把现今科教文卫领域的斯文扫地归咎于市场经济的日益侵蚀，这不无道理。但是在沈校长执掌杭州大学的1986年至1996年，商品经济已经日益展示魅力。虽然那时物欲涵盖的质和量不可和今天同日而语，但是因为当时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滞后，社会各领域受到的冲击极其无序，在科教文卫系统（包括杭州大学内）已经出现程度不同的污浊现象。回望杭州大学当时的领导班子，相当朴实脱俗。无私便无畏，他们对自身名利物欲的淡然，对事业的负责精神，不仅维护了他们自身的纯净，也使他们在骇浪中勇于承担关爱年轻一辈的重任，至今令人感佩！剖析当今高校系统乃至各行业腐败案例中的那些人，首先缺乏的不就是这份源于内心的对物欲名利的淡然吗。
作为有影响的中国文化史学者，基于深厚的学术功底，沈校长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演变，有自己一贯而独特的见解，并且从不因为社会时尚的变化和流俗的侵袭而动摇。但是对学术界各种观点的相互碰撞，沈校长却相当淡定和宽容，不会在学术界横眉龇牙、生恨结怨。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是大热门，各种观点相互对立，辩论激烈。有个别观点对立的学者到杭州大学讲学，会在讲堂上刻意点出自己与沈校长见解的不同之处，以求加深听众的印象。既然在沈校长的“地盘”内，当然马上会有人到沈校长那里报告，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某某打上门来了。但沈校长听后通常微微一笑，把手一挥说：“让他讲好了”。有一次，有位和沈校长持相反观点的学者出了新著，我拜读后和沈校长聊起读后感。沈校长对其基本观点不以为然，但是对其中某一部分却评价说“这部分还可以”。沈校长的这种淡定和宽容，既源于对自己研究结论的自信，又出于对学术进步需要百家争鸣的真切理解，更是一种敞亮的胸襟。
沈校长希望年轻人在学术上有更好的建树，但是对年轻人的进取方向却持宽泛的价值尺度。我到校长办公室工作后，沈校长建议我参与文化研究。虽然我的功底浅薄，还是愿意一试。但是当时我对文学创作的热情不减，偶或有三流水平的短篇小说在文艺期刊上发表。因为追随作专业文化史研究，而小说创作不是学术，有悖专业，因此我并不向沈校长说起文学创作的事。有一天早上，我到他办公室送文件，他突然问我：“你写小说啦？”当时我有一个短篇小说在本省的文学期刊发表，但并没有向他提起过，因此奇怪他怎么知道？他指着桌上的期刊说：“我看了。”原来这家省级文学期刊每期都向他赠阅，而他会认真浏览。我觉得很有几分尴尬，沈校长却说：“写得还可以。”
然后相当专业地谈了他的见解，并鼓励说：“继续写吧。”后来他还在一次年轻教师的小会中专门提到我的文学创作。可见沈校长对年轻人并不以学术划界，他赞许年轻人任何方面正当的进步，展示了一个慈和长者和导师的风范。
在这里，我还要提到沈校长在繁忙的工作中不经意展示出来的博学强记，清趣雅操。记得刚开放大陆学术界和台湾学术界交流的时期，台湾大学有位教授访问杭州大学。晚上，沈校长在专家楼宴请接风。席间两位学者大聊中国古代哲学，兴致盎然。语涉义利之辨，那位教授随口背诵孟子《梁惠王章句上》的一个章节，背到某处做一停顿。沈校长接口，不假思索将这章背诵完毕。两人随即发出会心的微笑，泻出学术知音、棋逢对手的快乐。沈校长不仅对中国哲学和伦理学有深刻的研究，他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也很深厚，许多名篇都能背诵。在特定的场合他会脱口吟咏像《木兰辞》、《长恨歌》、《岳阳楼记》这样的篇章。他的心灵深处还有一种文人的情趣，只是公务实在太忙而不得不隐没下来。有一年正是春光大好季节，他从外地开会回来，我和司机去飞机场接他。
他吩咐司机绕西湖白堤一圈，说：“间株杨柳间株桃，白堤桃红柳绿了，去看一下吧”。那时白堤还没有隔断为步行道，司机载着我们在白堤上缓慢地绕了一圈。沈校长打开车窗，对周遭景致看得很投入，毫不掩饰内心深处那种由传统文化和大好河山共同孕育出来的，对大自然的亲近和愉悦之情。
沈校长还是一个洒脱自在和风趣幽默的人。君子坦荡荡，因为心底无私，操守洁净，因为没有需要刻意隐瞒的阴暗和卑下，无论是在公务还是私下场所，沈校长都是襟怀坦白，洒脱、泰然和自在的，没有任何的矫揉造作。他自然而本色地行走在社会道德规范之内，颇有“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因为心理健康乐观和举重若轻的决断力，他的日常言谈风趣而幽默，这在学校机关是人所共知的。无论是校长办公会议还是书记校长联席会议，只要不是特别严肃的议题，都会因为他的幽默和风趣而形成民主宽松的讨论气氛。
沈校长研究的是中国哲学、伦理学和文化史，他的可贵之处是在研究的同时，将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精神和品格沁入骨髓，形成一种对国家、民族，对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对自身名利物欲的深度淡然，和对学术、对社会的理智宽容。而我之所以要同时忆及他的情致和意趣，乃是觉得情趣的康雅与否，亦直接关乎人品的高下。一个人格健全的学者和领导，一定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情趣必定是健康和高雅的，这和担当事业的责任心，淡泊于名利的品格完全一致。在我们这样一个浮躁的五光十色的时代，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作者简介]滕建明（1957-），男，杭州大学历史系毕业，在杭州大学工作十年，曾任杭州大学校长办公室副主任，现从事企业管理工作。高级经济师，江西省浙江总商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