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学校的所有这些变化，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大趋势，得益于学校所实行的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概括起来大致有六个方面：重视依靠年长一代专家学者，大力扶持年轻教师迅速成长，弥补了学术断层状况，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学科梯队；在保持基础学科传统优势基础上，重点建设了一批直接面向社会经济发展的应用性、技术性学科专业，促进了与国民经济主战场的接轨；推行以学分制、学院制和研究所制为中心的教学与管理体制改革，促进了学科交叉联合；走校内外、国内外联合的开放性办学道路，探索并形成多种联合办学模式，扩大和增强了学校的办学资源与力量；深化校内管理体制改革，凝聚了人心，调动了教职员工的积极性；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将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与教学、科研和培养全面发展人才密切结合起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先生主政的十年间，是原杭州大学发展的最好时期。这也是原杭州大学的师生和了解学校发展历史的人们普遍的看法。
这十年间，先生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学校的建设，将自己的全部智慧奉献给学校的发展，体现了作为“学者·校长”的品格与魅力。
这种品格与魅力，在我的感受和印象中，有三点尤其深刻鲜明：
一是无私。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哲学，特别是中国伦理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1980年主编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概要》，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内较早出版的一部具有新见解的中国哲学史专著。20世纪80年代开始，与王凤贤合作出版《王阳明哲学研究》，并先后在《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研究》、《浙江学刊》等刊物发表了一系列重新评价阳明学的论文，推进了对浙学和浙东学派研究。他与王凤贤合作的《中国伦理思想史》被张岱年、冯契等老一辈同行誉为“创新之作”、“传世之作”。他主编的《黄宗羲全集》是国内首次对黄宗羲著作进行全面整理的成果，受到学术界的广泛欢迎和好评，并获国家优秀图书奖。自1993年起至今，兼任学校韩国研究所所长，推动了我校对韩国乃至东亚文化历史的研究工作。可以说，若是继续专门从事自己所擅长和喜爱的研究工作，先生完全可能取得更卓越的学术成就。
然而，担任校长后，先生几乎投入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为原杭州大学的办学规模、学科建设、学术水平的提升与发展呕心沥血，无私奉献，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这种无私，不但体现在全身心地投入学校的管理工作，还突出表现在先生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学术上的名利，为自己所从事的学科谋利益，无论是研究经费、研究队伍，还是研究平台，他都没有给自己所从事的中国哲学或中国文化的研究领域谋取任何特权和不当利益，他为原杭州大学的学科发展、硕士博士点的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却没有为自己的学科争取和建立博士点。
在有些人看来，在位时不为自己所在的学科或单位争得点经费或谋得点什么，这是遗憾、不值，甚或在脑子里缺乏点什么，而在先生看来，从事学校行政领导岗位工作责任重大，就要埋头苦干，不计较个人利益，全心全意为学校的发展作贡献。这样的胸怀和品格，对于一位掌握着学校各种学术和物质资源的一校之长来说，是多么难能可贵啊，实在让我从心里肃然起敬，由衷赞佩。
二是魄力。作为一所大学的校长，特别在百废待兴的情形下，面临的问题千头万绪、错综复杂，需要独立判断，敢于决断。决断是一种魄力，它来自于对事情对问题的周密分析和准确把握。如同高明的医生，能给病人作出明确肯定的诊断和治疗，而绝不可能含糊其辞、模棱两可，这是因为他有高超的医术，有对病情的清楚了解，这是真正的胸有成竹。先生对学校重要学术和专业问题的看法与解决，包括对某个人学术成果甚至其做事为人的评判，从不含糊，也不曲意回避或隐瞒，总是在充分了解和思考的基础上，明确表态，敢于拍板和承担责任，在没有充分的反对理由的情况下，勇于坚持，没有圆滑，没有敷衍，没有讨巧，更没有阿谀奉承，对下属、对同事，对上级，都是这样。这正是先生的个性，在我看来，这种个性具有独特的魅力，也是人们发自内心敬佩先生的原因之一。有些人因此认为先生在校长任上处事有些武断、独断。其实，这种决断的魄力同样来自于他对高等教育规律的深刻了解，对解决问题的明确观念和思路，而不是盲目的武断，自负的独断。先生当年大力培养青年人才的态度，调整学科结构、实施改革教学、排除困难建立出版社等等一系列举措，既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实事求是的优良品质，又显示了他对高校办学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实际上，只要你有充分的理由，先生是乐于改变和放弃自己的主张或决定的。记得当时讨论新教学主楼的位置时，先生开始时力主建在正对大门的中心花园处，班子中一些领导也支持这个意见。在最后一次讨论时，有同志提出不同意见，主张移到现在的主楼所在位置，先生认为有理，便当即放弃了原来的意见，从而避免了破坏校园整体格局的可能，此事至今在我脑子里仍印象深刻。
三是尊重。作为校长，先生对教师尤其是长期从事教育事业、为学校的发展尽心尽力的老教师，表现了自然的发自内心的尊重。在涉及学科建设、教学改革和学术问题的重要决策上，先生总是主动征询相关教授的意见，听取他们的建议；在科学研究上，先生尽可能为教师特别是为卓有成就的老教授和肯刻苦有潜力的年轻教师创造宽松良好的条件和环境，让他们有自由的时间潜心于自己喜欢领域的研究，而不是经常为人为制定的这样那样的考核所迫，为领导们这样那样的临时要求所累；在培养年轻教师上，先生充分信任和发挥老教授的传帮带作用，可以说，原杭州大学年轻教师的成长，同样因了老教授的无私关爱和扶持；对年轻教师的提携和培养，实际上也是对他们的尊重，尊重他们的刻苦努力与研究成果。这是出自一位学者对他人的尊重，对学术的尊重。也正因此，这样的尊重，便是纯粹的不带任何功利和世俗的色彩。这也正是先生作为一个学者出身的校长所自然拥有的人格与精神，这样的人格与精神，无论在何时，都诚为可贵，都值得敬仰与推崇。
在与同事和下属合作中，先生同样体现了这种尊重别人的人格与精神。在当时学校的领导班子中，他和党委薛艳庄书记之间的相互尊重、信任和支持，是大家都能真切感受到的。也正因为两个一把手的精诚团结、信任与合作，学校班子讨论问题时的不同意见可以充分表达，有时还会争得面红耳赤，但都围绕工作，出自真诚，充满着一种和谐的气氛。对于班子里我们几个年轻人，先生和书记也都充分信任，放手放心让我们做事，这样的经历和事情有许多至今依然历历在目，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作者简介]庞学铨（1948-），男，浙江大学哲学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现代德国哲学、休闲学的教学与研究。曾参与原杭州大学党委、浙江大学党委的领导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