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学铨
第一次见到沈善洪先生，是在他上中国哲学史的课堂上。那天，他穿着一件白色短袖衬衫，一支烟，一杯茶，面对学生，精力充沛，态度自信，不停地从讲台的一边踱到另一边，边思考边娓娓道来，谈吐缓慢，字字珠玑，条分缕析，要言不烦，几乎不看置于讲台之上的几张讲义，偶尔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几个关键的字眼。时间在身边悄悄流过，先生讲述的内容已轻轻印入脑海，也在心中由衷生出一种对他的敬重、对学术的向往、对未来的憧憬。转眼间，这已是数十年前一个秋天下午的事了，但这课堂上的情景，至今感觉仍清晰如昨日才发生一般。
毕业后我留校工作，也有了较多请教并与先生接触的机会。先生1986年初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院长转任杭州大学校长后，我又有机会在他直接领导下学习做事，耳濡目染，脑海里逐渐形成一个比较清晰的印象：先生是一位始终持守学者视野与品格的校长，同时又是一位在校长岗位上实践济世理想与情怀的学者。到1996年6月因年龄原因离任，原杭州大学在他主政的十年里能够合乎高等教育规律地获得快速发展，从原来以师范为主，兼办文、理，发展成为以教学科研为中心，文理为主，文、理、商、法、工、管多学科协调发展，基础比较雄厚，综合实力较强，办学效益显著，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在国内外具有一定影响的综合性大学，毫无疑问，是党委与行政领导班子的团结和全校教职工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显而易见，与先生这种融学者与校长于一身而形成的教育理想、管理理念以及人格魅力密切相关。这里所记述的，是我几点特别深刻的印象和感受。
一
20个世纪80年代初的杭州大学，与全国其他高校一样，经历十年“文化大革命”浩劫，刚实行改革开放不久，可以说是百废待兴。这里说的“兴”，一是要立足当下，解决学校发展的关键；二是着眼未来，培养素质优秀的学生。
作为一个造诣精深的哲学学者，先生接任校长后，十分清楚当时学校发展面临的最主要制约和困难是教师队伍青黄不接，后继人才严重缺乏。20世纪70年代，学校教职员工共1758人，仅有教授24名，副教授49名，“文化大革命”十年，使原有的大多数教师荒废了业务，年轻教师完全断层，1983年开始恢复评定职称，能被评晋升职称的微乎其微；恢复高考后入学的1977、1978和1979级毕业留校的青年教师，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也不过三四年时间。面对此种情形，先生主张不拘一格，广纳人才。在他的倡导和推进下，学校一方面重视依靠年长一代专家学者，充分发挥各个学科原有的中老年教授、副教授在教学、科研中的主导和带头作用，其中一些人不久就以其显著成就成为国内相关领域的知名学者；另一方面大力扶持年轻教师迅速成长，严格把好毕业生选留关，使一批政治素质好、学习优秀、热爱教育事业的校内外优秀毕业生充实到教师队伍中，为学校的今后发展打下了人才基础，特别是对毕业留校工作不久，已在教学、科研领域显露才华的年轻教师，予以热情关注和大力扶持。这种关注和扶持，在先生这里，不是停留于一般的号召，而是深入了解相关个人的教学情况和研究成果，以学者的视野和眼光考察了解他们的研究潜质、思维能力和专业特长，对全校崭露头角的年轻教师的情况，了然于胸，并尽量创造条件，使他们拥有一个潜心教学和研究的学术环境与氛围。1987年6月开始，学校在全国高校中较早实行职称破格晋升，经过评审并公布了首批破格的四名副教授，我亦受惠于此项政策，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此后，学校坚持实行这项卓有成效的政策，1987年至1995年，有180多人次破格晋升教授、副教授，其中40岁以下的教授21人，35岁以下的副教授93人。
期间，学校制定了一系列教师培养的规定，在国家恢复学历制度后，又鼓励在职青年教师攻读学位，提高现有教师学历和学位，引进高职称高学历人才，在充分发挥年长教师作用的同时，在职称评聘上继续对青年教师实行倾斜，不搞论资排辈，坚持公开、公正、公平原则，对国外学成归来人员，按其学术成果和科研水平，开通绿色通道，实行随到随评。1994年下半年，学校又决定实行100名跨世纪人才工程，第二年确定首批53名年龄在4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为跨世纪青年学科带头人；同时在扩大与国外校际合作的基础上，积极选派教师到国外高校访问进修学习。
经过数年努力，到1995年，全校教职员工2729人，教师占教职员工总数的47％，有教授160名，副教授479名，有高级职称的教师占教师总数的42％，平均年龄下降到43.7岁。全校主干课程已形成年龄结构、知识层次比较合理的教学梯队，硕士点、博士点绝大部分已建成老中青结合、有发展活力学术梯队，许多青年教师担任了院系和学校职能部门的负责人，青年教师在学校的各项事业中发挥了重要的骨干作用。学校同时着力改善干部队伍的结构，采用不同形式培养年轻干部，使一大批年轻教师成为教学、科研骨干，其中一些人同时在各级管理岗位上发挥积极作用。
但是，在开始对年轻教师实行这种倾斜政策时，教师和管理人员中并非就完全取得一致的认识，包括一些年长的教师在内，存在着一些不理解不支持的情绪。先生作为学者，坚持和践行自己的座右铭：独立思考，不随风转；脚踏实地，面向未来。作为校长，立足于学校未来的发展和教师梯队的培养，坚持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上述做法，逐渐取得了校内上下的广泛认同和支持，使之成为学校发展的一种重要规范和措施。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当时这种在职称晋升上对青年教师实行倾斜的做法，不仅打破了论资排辈的现象，体现了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同时也宣示和提倡了一种评价和选拔人才标准的观念：主要着眼于年轻教师研究成果的水平和质量，而没有将是否承担课题、获得何种奖励以及成果的数量多少等作为（破格）晋升的必备条件。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有一位青年教师发表的文章较少，但有一篇文章在新华文摘上被全文转载，并产生了一定影响，在是否破格晋升其职称时，曾有不同的看法，先生在征询相关领域专家对该文章的评价后，坚持主张予以晋升。我自己当时以一个“工农兵”学员出身得到破格晋升，也主要是此前在《哲学研究》等杂志上发表的几篇文章。当下，对优秀年轻教师在职称评聘上的倾斜，已经成为人们的常识和学校人才培养的常规，对年轻教师的支持也已不只是表现在职称评聘方面的倾斜了；与现在对年轻教师的要求相比较，当时的那种要求显然也是相对较低了。这是时代的发展和变化。然而，在市场经济的浪潮开始涌起，高校中量化考核的方式也开始显示威力的时候，当时那种评价和选才的观念，是需要一种学者兼教育家的眼光与勇气的，这种眼光与勇气着眼于年轻人的学术素养和未来，着眼于他们的潜力和发展，也无疑鼓励和引导了广大年轻教师潜心学习与研究，使一大批年轻人在教学科研中脱颖而出，成长为有比较深厚的学术功底、热爱教育事业、有朝气有潜力的年轻学者，其中不少人成为合并后新浙江大学各个学科领域的学术骨干，一些人同时担任了浙江大学及浙江省一些高校的各级管理工作。至今，许多人回想起当年先生倡导和力推的这项举措，在这种管理理念下的学术环境中从事教学与科研，回想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过程，都倍感珍惜，亦心怀感恩。
二
随着教师队伍青黄不接、人才断层的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作为校长，先生与领导班子成员一起，又着手推行教学改革，着力于提高学生培养质量的工作。
先生在学术上主治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在他看来，这一领域内框框很多，除了传统的汉学和宋学的框框之外，还有各种形式的新框框，对于不合理的内容和框框，要敢于摒弃，敢于怀疑，要独立思考，敢于创新，浙江的学术传统就在于反对因循守旧，敢于怀疑，能独立思考。以这样的学者气质和治学理念，先生担任校长期间，对如何提高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扩大学生知识面，培养学生的基础知识和综合素质，颇费了一番心思，也采取了有力的措施。
学校在培养人才方面，始终把德育放在首位。同时，经过几年的探索，形成了有特色的人才培养基本模式：“打好基础、拓宽知识、加强实践、培养能力”。围绕这个模式，学校相继实施了一系列措施：成立了5个基础教学部，意在加强基础教学；规范教学内容和计划，编制了全校360门专业基础课教学大纲，制定了各课必读和参考书目，着手进行面向21世纪的100门重点课程建设，至1995年，自编教材565部，在1988、1992、1995年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材评选中，获奖教材数均居全国高校前列；实行学分制，培养学生独立自主学习的意识与习惯，营造相对宽松的自主学习环境；试行主副修制，建立并逐步完善与学分制相配套的教学计划、课程建设、教学管理、学籍管理；加强社会实践环节，与社会相关单位和企业合作，建立学生实践基地近百个；注重文化素质教育，1993年开始，增设了近100门选修课，仅文化艺术类就有24门，在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方面发挥了切实的作用；在同一学科内推广“两年共同基础、两年分流培养”的模式；1994年开始，人文学院招收了贯通文史哲学教学的七年制学生，在培养复合型人才方面迈出了有益扎实的探索步伐。这些改革措施，大大促进和加强了学生自主独立的学习意识和能力。与此同时，在先生的主导和推动下，学校重视引导和培养本科学生的科研能力，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设立学生科研基金，每年召开全校性学生科研论文报告会，逐步形成了学生积极参加科研的意识和风气。1993、1994年，学生发表科研论文数居全国高校前列，全国“挑战杯”大学生课外科技作品大赛，连续几年取得好成绩，1993年总分列全国高校第9位，综合性大学第3位。学校还同时探索研究生培养新模式，注重交叉培养复合型人才，在文史哲七年制试点基础上，数学与经济学科联合培养“数理经济”方向的博、硕士生，哲学和历史学科联合培养“中国文化”方向的研究生。
在今天看来，这一些教学改革的观念和措施已算不得什么，有些甚至已经与当下的现状和要求不相适应了。但回到二十余年前高校发展面临的现实状态与发展要求，却显示了它们所包含着的探索勇气、前瞻观念和实践智慧，使学生培养的途径和方式发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也使在这种探索氛围下毕业的学生，拥有宽松活跃的学术氛围，受到严谨求是治学精神的熏陶，接受了真正大学意义的自主学习意识和习惯的培养，学会独立思考、主动学习和寻获资料的方法与能力，从而在成长的道路上有了更坚实的基础，无论在知识积累、素质提升还是独立能力的养成上，都能较好较快地适应将要承担的各种社会角色。学校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曾进行过一次大规模毕业生调查，结果表明：90％以上毕业生得到用人单位好评，认为他们政治素质好，基础知识扎实，适应力强，有一定潜力和后劲；大部分毕业生已经成为各行各业的业务骨干，许多人担任了省、市、县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不少人取得了显著成绩，被授予各类各级学术、业务和政治的荣誉；物理系89届毕业生马余刚26岁被中科院破格晋升为研究员，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具有教授级职称的科学家，还有多人荣获中科院院长基金和科协青年奖。
三
先生曾明确表述过自己的治校格言：“坚持‘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治校要占领制高点，放眼未来，放眼世界，要以提高全民族科技、文化素质，让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目标；治校又要面向现实，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为两个文明服务，在服务中吸取营养，发展壮大自己，逐步使杭州大学立于世界名大学之林。”这是先生担任杭州大学校长十年间逐步形成并践行的理念。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学校立足浙江，面向全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调整学科结构，使专业建设得到合理布局和快速发展。
当时杭州大学学科与专业的现状是：以文理为主，虽然在中文、历史、教育（包括心理学）等一些学科有较好的基础，但在提升综合实力、扩大影响力中存在着不少制约和困难。学科结构比较简单，发展状态相对落后，便是其中主要问题之一。因此，学科调整与专业建设需要着重处理如下三个问题：如何对待传统学科与专业，如何面向经济建设的需要拓宽专业领域，如何处理传统学科与新兴学科的关系。这既涉及学科建设本身的问题，也涉及如何看待大学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既是学术问题，也是办学理念问题。学校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后确定了专业建设的原则：提高质量、优化结构、拓宽面向。具体地说，即是：稳定提高基础学科，重点发展应用学科，积极扶植新兴交叉学科，建设若干学科群，大力提高学科的整体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