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村富
从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到杭州大学、浙江大学历经50多年，所见所闻校级党政人物不下百位。有的额头上贴着个偌大的“马”字，却令人捉摸不透是哪路之“马”；有的业绩平平，确实是大好人，却如云似影，连个痕迹也找不到；有的像戏台上的“戏子”，一路上念念不忘表现自己，他那些“业绩”倒是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学校却为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有的找各种借口赖着不走，为自己下台后的前程安排妥当了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座位；有的还练就了一套背地整人，挑拨离间，借刀杀人，爬坡游水的本事。令人宽慰的是，几十年来我国高校的确涌现了相当一批套路不一的，有魄力、有水平、有威望、有实际功业的，不怕得罪人，也不唯上是从的校领导。在位十年的沈校长就是其中之一。原杭州大学跃升全国省级高校首位，1996年进入“211”，1998年“四校”合并前有2个一级学科博士点（中文与数学），8个二级学科博士点，56个硕士点，之所以有此局面，沈善洪为校长、薛艳庄为书记、金锵为副校长（后因身体不适而辞去）那几年是关键。而在职时间最长，引领全校奔向省级一流名校的就是沈善洪校长。我以自身的体验和观察展开论述。因为这不是一个理论命题，而是一个事实判断的陈述与验证，所以本文的特点是以个人的经历为依据，“论”从“史”出。
我于1976年1月因照顾家庭关系从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来到原杭州大学政治系。1980年分别成立哲学系和经济系并筹划法律系。当时听说有一位专注学问的人，叫沈善洪，“文革”中被打成“反动权威”，遭受批斗后气愤之下离开杭大，在浙江省社科院。之后几年我们虽未见过面，但透过几件事可见其人的学术关注。第一件是动员调到省委综合处工作的庞学铨到省社科院从事科研工作。小庞（他任浙大副书记后，我还是按老习惯叫他“小庞”，就像哲学所仍叫叶秀山“小叶”一样）征求我的意见，我认为省社科院没有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条件，还是回杭大好。沈善洪考虑了我说的几个理由，让小庞回杭大哲学系。第二件事是他虽在省社科院，却很关心杭大哲学系。
从当时的系领导知悉，他很关注严群被一位校政工干部占用的房子（至1978年初还未退还）。严群仅一间房。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叶秀山、王树人受严群老朋友贺麟的委托去看望严先生时，无不为之动容。老两口将东西搬到饭桌和床上，腾出坐椅招待客人；吃饭睡觉时又让用物“官复原职”，一天就这么折腾三次。听说沈还向学校有的人发了脾气，1978年终于落实了政策。我不知道，老沈从什么渠道了解到我正在向严群学习希腊文、拉丁文，帮他（严群）联络商务印书馆，出版严群的柏拉图释稿，还在想法让严群撰写严复回忆录。我从哲学系总支书记范广品处知道，沈善洪很赞赏。第三件事是1983年（或84年，记不准）上半年，一天系主任薛克诚告诉我，省社联召开首届评奖会，我于1980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的论文被评为一等奖。沈善洪、王凤贤和省委党校魏继让都推荐这一篇。沈善洪认为，浙江省、杭大要有一批人多在全国性大刊物上发文章。第四件事为后来获悉，不过事情是发生于1986年沈善洪正式就任杭大校长前夕。1984-1985年教育部暂停职称评审工作，进行整顿。1986年上半年重新启动。其中一个精神是鉴于所评出的教授年龄偏大，要在年轻人中选拔若干人。当时还是薛艳庄任校长，金锵、夏越炯任副校长。一天洪波对我说：“听说，哲学系有一个人直接从讲师上教授，我想肯定是你。”当时的社会风气不像今日，我真的不知道。后来报省学科组和省评委会时，须先过副教授这一关，再按教授申报条件提供五件代表作，让我补充材料，这时我知道是真事。发布以后一段时间，因接待《希腊哲学史》多卷本项目负责人和撰稿人，金锵向他们介绍职称之时，说到沈善洪到任前代表外单位参加杭大评审，之后又担任省学科组长、省评委会领导小组成员之一，他鼎力支持。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当我于1986年下半年一次课后骑车回家路上，听到正在广播沈校长关于杭大发展的谈话时，我不禁停了下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大胆提出“提高杭大知名度”，为此他要采取一系列提高教学科研水平，强化对外学术交流，为有作为的年轻人创造条件，改善办校条件等一系列措施。在当时条件下，不“穿鞋戴帽”，直扑主题“提高知名度”，在有些人眼中就是“校长的办校路线”问题。后来发生的事情确实如此。他支持创办日本所、韩国所、基督教研究中心、德国文化研究所、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心等一批非行政传统研究机构，破格提升一批副教授、教授，派遣些“红色不艳”的年轻人出国深造或短期交流等等，都难免有人或议论，或担心，甚至打小报告。但是看准了的事，沈校长坚持到底，直到1996年6月他卸任为止。究其源，我认为应归功于他的哲学功底、多年的政治历练，对形势和大局的判断，对改革开放形势下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教育该怎么走，有清醒的认识，准确地把握，坚定的信念。这是我本人根据自己所经历的事件而作出的论断。这里谈几件鲜为人知的事。
自从1980年以来，我一直参加由原北大教授、《人民日报》理论部副主任、我的老师汪子嵩主持的四卷本《希腊哲学史》的撰稿工作，直至2010年8月第四卷出版才算“大功告成”。1981年以严群为导师、我为助手招收了首届4位希腊哲学研究生。汪先生老家又在杭州，所以经常来杭。金锵就是汪子嵩的亲戚。由于1986年至1992年国内政治形势比较复杂，而汪子嵩在《人民日报》理论部，所以凡是遇到汪子嵩来杭，沈校长、薛书记、金副校长三人总要相会一面，请汪介绍北京的理论动态和国内形势。我以陪同人身份，几次在场。从言谈中我感到，作为一位校长，政治方面的成熟，理论方面的素养，对社会思潮和风向的准确判断和把握，真是至关重要，关系到他对自己所作所为的决策的确切评估和信念，关系到一个学校“当家人”是否能掌好舵，无所畏惧，排除各方面的干扰，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这样，一个学校也才能不受折腾，少遭损失，达到胜利的彼岸。下面举我承担哲学系主任（1990年9月至1996年10月）期间的两件事证明上述的论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