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亦如此。古代中国不仅民间有从事医疗活动的，而且专制王权也设有专门医疗行政机构，即通常所说的太医院。专制王权有力量组织编写一些重要的药书。如唐朝组织苏敬等人编纂而成的《新修本草》，载药9类844种，是中国第一部、也是世界最早的药典，比国外最早的药典——佛罗伦萨药典早835年。同时，也为医学研究提供便利。如明代李时珍曾在太医院工作过，浏览许多医药书，在此基础上，结合自身经验和调查研究，编写了《本草纲目》。它收药物1892种，医方11096个，堪称中国药物学的集大成之作，并被译成多种文字流传世界。当然，这些中医学知识主要还是经验性的知识，满足了专制王权需要。
至于技术发明，无一不是源于生产生活，又应用于生产生活，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即它们都停留于经验技术层面，科学理论的含量少，表现出浓厚的实用性。
这更契合了专制王权的需要，因而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如在专制王权统治下，古代中国的技术发明不仅众多，而且遥遥领先世界。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就列举了包括四大发明在内的26项领先于西方的中国古代技术发明，领先的时间少则三四百年，多则上千年。其中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和印刷术四大发明更是饮誉世界的技术成就，并对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马克思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
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总之，由于专制王权的偏好和规制，那些与生产实践和国家事务紧密相关的有用的知识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而那些理论性的知识和量化研究却因不能满足实用需要而被轻视，发展缓慢。需要说明的是，这种片面强调经验性知识，轻视科学理论的做法，导致了科技发展的孤立、偶发和零碎的状态，也限制了科技向更高水平发展。
第六节缺陷
在古代社会，建构起以权力主宰一切、运转有序、比较稳固的社会秩序。特别是在古代中国表现得更为明显。自秦帝国建立后的2000余年里，君主专制、宗法等级、小农经济和独尊的思想四位一体，构成了异常牢固、极其严密、网络状的统治体系，形成了超常稳定的社会状态，高度扼制了个人自由。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帝国都无法比拟的，也是当时科技和生产力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在这种社会秩序下，社会的单极化和一元化不仅趋势明显，而且得到了空前强化。无论是至高无上、不可动摇的君主权威，还是异常严格的等级制，独尊的思想以及对异己的排斥、打击和迫害，都鲜明地昭示着这一点。究其实质而言，生存性社会是一个绝对性的社会，强调的是权力的绝对性、无条件性和不受限制性，任何对权力，特别是最高权力的限制约束都将遭受到无情的惩罚，甚至是杀身。生存性社会发展阶段只强调国家，准确地说是强调君主一人的权威和利益，造君主一人之神，不允许任何相对独立于君权之外的权威存在，包括学术权威也要臣服于其脚下。否则，要遭受到严厉的打击和残酷的迫害。不存在也不可能尊重民众的独立人格，相反，视民众如草芥，予以任意的践踏，他们只有单向的义务，没有相应的权利，其人身自由、思想自由和创造自由都受到严格的限制。因此，生存性社会发展阶段否定人的价值，缺失了“人”的精神，即缺失了对人的生命、尊严和命运的关怀，更缺乏对人的理性追求和创造能力的肯定。科学技术也因此发展得非常迟缓，甚至是停滞不前。其中中国君主专制起点早，持续时间久，堪称单权威的典型。因而，其缺陷也较其他帝国更明显、更烈、更大，对个人创造力的遏制也更强大，对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的阻碍程度也更严重。下面就以古代中国为例来具体讲讲古代社会的缺陷。
首先，君主专制对个人创造力和科技发展的制约。我们知道，中国君主专制起点早，持续时间久，权力高度集中于君主一人之身，国家的一切重大事务均由君主独裁专断。君主的思想就是全体臣民的思想，君主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意志，君主的命令就是国家的法律，所谓“口含天宪”、“金口玉言”。君主一言可以兴邦，亦能丧邦，个人的生死荣辱也同样掌握在君主手上，完全随君主的意志和性情改变而作出不同的决定，具有极端的任意性。这是一种彻头彻尾、完完全全的“人治”。帝国高度发达的文官官僚体系只是驯服于君主的政治工具，对君主是绝对的崇拜和无条件的服从，君主的旨意是绝不能违背的，更不要说反对了。在这种官僚系统里，上级对下级颐指气使，下级对上级阿谀奉承，奴性十足。在这种一级驾驭一级的政治格局下，他们之间根本谈不上对彼此人格和权利的尊重，有的只是单向性的命令和控制，彼此间的关系也异化为人身依附关系。至于普通民众，不仅地位低贱，而且，帝国对其实行愚民政策以及牢固的人身控制。在官贵民贱的导向下，他们只能匍匐于权力的脚下，安于被奴役的现状。总之，在君主专制的体制下，个人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独立生存空间和独立发展的可能性，独立思想的能力和自由批判精神也被阉割，个人的创造力受到极大的束缚和限制。
中国的君主专制对知识分子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它一方面对知识分子实行高压政策，这在前面已述，不再赘述，另一方面给了知识分子发展的空间，不过这种发展的空间日趋畸形，使知识分子的创新精神和科学精神丧失殆尽。
中国君主专制为知识分子确立了唯一的人生价值，这就是“入仕”为官。知识分子也把它看做人生的最高目标。在他们看来，只要“货与帝王家”，受到君主的青睐，就意味着自我价值的实现。这使得他们一开始就无须以自由意志进行个人奋斗，同时也极易养成依附于君权的人格。同时，君主专制也为他们设计好了实现该目的的唯一途径，也即他们“货与帝王家”唯一途径，就是科举。科举一个最大的特点是，考试的内容一般仅限于经学、史学等，其中又以《四书》《五经》为主，而理论性以及涉及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科技知识则被视为末学，是淫思臆想，一概加以排拒。这使得知识分子将毕生的时间投入到儒家经典的研习中去，而把从事科学研究当做是一种业余爱好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结果是娴于治经赋诗的知识分子众多，思想也千篇一律；同时，又无法形成一支崇尚学术自由、能独立思考的科技人员队伍。特别是到了明清极端君主专制的时代，科举考试已趋僵化，特别是八股文的盛行，考生只能在程朱理学的圈定范围内“代圣贤立言”，不能自由发挥，严重束缚、僵化了知识分子的思想，也使得他们的主体意识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丧失殆尽，彻底沦为君主专制下的奴才。
同时，科举的导向作用还深刻影响了知识分子的教育。早在儒家成为正统后，“明人伦”就成为学校教育的中心任务和主要内容。隋唐以后，科举取士，这一教育的总目标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不仅官学，而且私学和书院讲授的都是儒家知识，它们都没有把培养真正意义上的科技人才当做自己的要务。而自然科学知识在中国古代教育中又被归入三教九流，当做雕虫小技，是不能入学校的大雅之堂的。这种只强调道德教育，忽视排斥科学技术方面的教育，一方面不利于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导致社会不认可科技的价值，妨碍了科技的发展。如明代地理学大家徐霞客用30年时间完成了科学巨著《徐霞客游记》，但由于不被世人重视，直到他逝世150年后，其书稿才得以刊印出版。再如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写的《天工开物》，被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书写成后，不仅知识分子不屑一顾，而且被帝国列为禁书，在中国埋没以致绝迹。
伟大著作的命运尚且如此，其他的就可想而知了。
其次，宗法制的消极影响也是明显的。宗法制在财产继承方面规定诸子平分，它使得男性后代都能从父辈手中继承一份家业，在封闭的区域内，依据前辈及个人的经验，在狭小的耕地上从事简单而又程式化的劳作，无需不断进行生产技术的变革，就能基本自给和获得温饱。这导致国民满足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习惯于固守家业，安于现状，以守成为通例，而不愿意冒险扩展，开拓进取，也不愿意接受新事物，并反对任何人、任何形式的革新。这种生活还一代复制给一代，即父祖辈和下一代的人生历程是既定的、不变的、遗传的，强化了广大民众对它的认同、接受，压制了新事物的产生。总之，在世代的绵延中，后代和前代一样，在同一环境中过着不变的生活，从事着相同的劳作，复制着同样的人生道路。
结果是养成了国民安于现状、因循守旧和不思进取的保守心理，扼制了创新思维的产生，导致整个社会像铁板一样固化着，没有发展和进步。
宗法制强调崇敬祖先，因此，家族前辈如族长、家长备受尊敬，往往被看做经验和真理的代表，具有绝对权威性。家族前辈的这种地位，使其具有裁决家族内一切是非曲直的权力，而且裁决的结果是不能怀疑的。而最高的家长——君主则有最终的是非裁判权。这使得国民易产生崇拜权威或“唯上”的心理。同时，家族前辈总是要求后辈承继传统，沿袭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后辈因为前辈的权威性不会有所反对，一般都会表示认同接受。久而久之，就会高度认同并继承上一代的传统。由此造成了人们保守安分、厚古薄今、尊崇传统的社会心理。其缺陷也是一目了然的。因为，如果一切创新活动包括科学研究不是出自于上，或未经上头恩准，就不能进行，或者权威绝不能怀疑，传统绝不能违背，一切向后看，那么，创新精神和科学精神就招致了扼杀，科技就永远得不到发展，社会就永远不会有蓬勃的创新生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