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苏格拉底将“自然”转化为“心灵”，那么，柏拉图就把老师的“心灵”转化为“理念”。这种转变具有重要意义。在心灵中，一般和个别没有分离，理念是一般；心灵要以客观事物为前提，而理念却先于客观事物，并且是客观事物存在和变化的理由。在苏格拉底那里，认识你自己，就是要认识心灵，认识自身的局限性。而在柏拉图看来，认识你自己，就是要认识理念，理念是不可穷尽的范型。从方法论上看，理念具有重大的批判性功能。柏拉图正是通过理念的概念，力图为一个处于解体边缘的伟大文明，重新确立一种思想和行为的准则。正如英国著名哲学家K．波普尔在谈到柏拉图的“理想国”时指出的那样：“一个理想的国家不是一个幻想，不是一个梦，不是‘我们心中的观念’，而是由于它是恒定的，因而它比那些在流变中的并且容易在某个时候消失的衰败社会更为真实。”
在柏拉图的晚年著作《法律篇》中，他指出人类曾经经历过一个自然世纪，那时，人类作为牧人生活于独居的家庭生活状态，当时并没有使用多种多样的技艺。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说，“在我看来，城邦的起源从这样一个事实就能看出：我们每个人都不能自给自足，相对于我们自己的需要来说，每个人都缺乏许多东西。”正因为人们需要食物、衣服和住房，所以至少需有农民、织工、鞋工和建筑工。可是这“四工”不会自己制造自己所需要的工具，因之就须有专为这“四工”制造工具的匠人，于是铁匠、木匠等等就产生了。以上这些需要在一个城邦里难以满足，因此就需要从其他城邦输入物品，这就产生了商人。专门从事输入物品经营的商人不能空手出国，便携带了一些对方需要的产品，这样本城邦的居民就还得为其他城邦生产，于是国际贸易发生了。而国际贸易一方面满足了对精通航海的人们及造船的需要，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对国际通货——贵金属的需要，从而又需有专门从事采矿的匠人。这种“匠人的城邦”产生的基础是“单纯的个人”：“一个人在适当的时机从事与他品性相适应的工作，而不去从事其他职业……”，即使具有多种潜能，他也充当一种角色。这种城邦是健康的，同时也是原始的。
他们自己要造房子，一般说来，夏天干活老是赤膊光脚，冬天则穿很多衣服，着很厚的鞋。他们用大麦片、小麦粉当粮食，煮粥、做糕点、烙薄饼，放在芦竿或干净的树叶上。他们坐在简陋的小床上，床上铺着苔藓和桃金娘叶，跟儿女们欢宴畅饮，头戴花冠，高唱颂神的赞美诗，儿女的人数不多，免得供养不起，陷入贫困或战争。
这里没有调味品、没有香料与歌妓，也没有戏剧和高档家具。因此在贵族看来，这是一个“猪的城邦”。如果满足了上述需要，在柏拉图看来，这是一个“发高烧的城邦”。这个城邦最大的特点就是人们已经不会节制自己的欲望，需求远远地超过生活必需品的界限，于是战争由此起源：“如果我们想要有足够的牧场与耕地，我们势必要从邻邦那里抢过来；而我们的邻邦若是同样无视生活必需品的界限，无限制地追求财富，那么他们势必也要夺走一块我们的土地。”所以，这样的城邦需要一个新的阶层，于是护卫者出现了。护卫者的工作是区分敌人和朋友，从本质上讲这与他们的“哲学本性”相关，即关于何时、何地对何人应当和不应当行使其技艺（攻击和护卫）的知识本性，而这种本性与生活必需品的生产无关，也不是如“四工”的单纯的技艺。护卫者“温和而勇猛”。护卫者需要像经历“狗”向“警犬”的转变过程，需要教化。不然，“一旦无人管束，或者饥饿，或者遇到别的情况，它们自己就攻击和伤害羊群，倒像是豺狼而不像牧羊犬了。” 所以，有智慧的哲学家对护卫者的教化工作负有特殊使命。教化的任务在于使护卫者超越生存之必需，达到爱智慧和爱权利的统一的境界，超越自身的利益，达到为他人而存在。教化的结果产生三个大的阶级：统治者、护卫者、手工业者和农民，从而出现了新的、独特的人类现象：政治的存在。这就是“好和正确的城邦”或“教化的城邦”。
柏拉图把分工的原则看做是立国的基础。然而，他认为分工是由人天生的禀赋决定的：“我们之中没有两个人按其本性是完全相像的。我们的能力各不相同。有些人适于做这种工作，另外一些人适于做那种工作”。在柏拉图看来，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金制的、银制的、铜和铁制的。其中第一类人的天赋灵魂是理性，最适合执行立法、行政、司法等任务，充任统治者；第二类人的天赋灵魂是激情，最适合从事征战和防御，充任武士；第三类人的天赋灵魂是欲望，只能充当为社会提供产品和劳务以及贸易的生产者、商人。在柏拉图看来，所谓“正义”，就是以“天然禀赋”为基础的等级划分，各司其职，不介入其他部分的事物。马克思尖锐地指出，柏拉图的“理想国只是埃及种姓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
柏拉图这样说是有历史理由的。当时的雅典，是一个阶级对抗的城邦。内忧外患使雅典充斥着贫困、腐化和普遍的堕落。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是不存在这些现象的。在柏拉图那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不是消除阶级差别，而是把这些差别永恒化、固定化、自然化。
尽管所有人在这个城邦里都是兄弟，但神在塑造那些适宜担当统治重任的人时在他们身上掺了一些黄金，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是最珍贵的，神在那些助手身上掺了一些白银，在农夫和其他手艺人身上掺了铁和铜。虽然他们都有亲缘关系，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父亲就会生下什么样的儿子，但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情况，金的父亲生下银的儿子，银的父亲生下金的儿子，其他的也有类似情况，可以互生。因此神给统治者下的命令中首要的一条就是要他们精心保护和关注自己的后代，不让他们的灵魂混入低贱的金属，如果他们儿子的灵魂中混入了一些废铜烂铁，那么他们决不能姑息迁就，而应当把这些儿子放到与其本性相对应的位置上去，安置在手艺人或农夫之中。还有，如果手艺人和农夫竟然生了一个金的或银的儿子，那么他们就要重视这个儿子，提升他，让他担当卫士或助手的职责。须知有个神谕说，铜铁之人当政，国家便要倾覆。
柏拉图反复强调，在理想国中，应该让每一个人只从事一项符合本性的行业，即“一人一职”，农夫不应该自己制造犁、锄及其他农具，而只应该耕田锄地。柏拉图对“模仿”十分反感，因为模仿是一种诱惑，诱惑着人们离开原来的行业，这很可能就是原有分工的瓦解。只有这种“一人一职”的总体，才能构成合乎正义的分工体系。柏拉图没有考虑分工所产生的特殊的社会与经济方面的问题，如人的片面性和成本降低等。对他来说，分工的自然后果主要是满足了社会各个阶层的需求，使大家相安无事。
从柏拉图壮年时所著的《理想国》到老年时所著的《法律篇》，柏拉图对分工体系中的工商业的看法是有变化的。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还承认商业和商人可以加快物品的流通，因而商业利润具有合理性。但在《法律篇》中，他却主张禁止为获利而进行的商业，他认为工商业者的身心中带有粗野生活之印记，与公民义务存在不相符合的性质。善良的人们去从事这些行业，会亵渎他们的尊严。
柏拉图轻视工商业的观点与他的财富观念相联系。他继承了苏格拉底的伦理传统，将财富分为三等：精神财富，如知识；肉体财富，如健康；物质财富，如物品、金钱。其中精神财富居于首位，肉体财富次之，物质财富再次之。下等财富是为上等财富而存在的，而精神财富则是其他两类财富的根据。一般的物质财富，如果其所有者不是公正而有德性的，就不能称之为财富。柏拉图认为：把物质财富放在首位，这正是出现灾难和纷争的根源。而手工业，特别是商业把金钱放在首位，就会导致城邦的解体。在《理想国》和《法律篇》中，柏拉图还以道德原则为依据，坚决反对贷放取息。他把高利贷者比喻为蜜蜂，而借贷正如将蜂针刺向借债人。高利贷使因借债而沦为贫困的人和依靠借债为生而懒惰的人遍及城邦。这是西方经济思想史上首次出现的反高利贷的呼声，对于后来近千年的利息观念有极大影响。
在柏拉图的体系中，最容易引起争论的莫过于他的“共产主义”学说。柏拉图的共产主义的根本特征是，财产原则上属于国家，即属于整个统治阶级。前两个等级的个别成员绝不允许拥有私有财产，因为在他看来私有财产是形成和巩固个人特征的经济前提。而统治阶级应以城邦的利益为自己的根本利益，城邦的幸福就是他们的幸福，除了城邦的利益他们不能有其他的利益。所以他们需要过一种简朴的禁欲主义式的生活。他们不应该拥有或接触金银。这是因为：
你们的灵魂中已经有了来自诸神的金银，所以不再需要凡人的金银了，你们不需要把神的金银同世俗的金银混在一起，使之受到玷污，因为世俗的金银是罪恶之源，心灵深处的金银是纯洁无瑕的至宝。城邦居民之中只有他们经手金银是不合法的，他们甚至不敢碰它们，不敢和它们同居一室，不敢在身上挂一点儿金银首饰，或者用金银酒器喝酒。过这样的生活，他们才能拯救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国家。要是他们为自己搞到一些土地、房屋或金钱，他们就会成为业主和农夫而不是卫士，他们就会从同胞公民的助手蜕变为公民的敌人和暴君，他们会生活在仇恨和被仇恨、打倒和被打倒之中，在恐惧中度日，他们会惧怕人民超过惧怕国外的敌人，其结果自然就是他们和国家一起走向毁灭。
但对于第三等级，柏拉图认为，应该允许他们有适度的私有财产，因为这个等级的人民必须提供生活资料给前两个等级，这就必须满足其赢利的欲望。而没有私有财产，这些欲望就很难满足。然而，即使是第三等级的私有财产，柏拉图都认为贫富差距不能过大。他的理想国是和谐一致的，而现实的希腊城邦却处于分裂之中：一个是穷人的，一个是富人的。
要是一个城邦的极大多数人对同一事物能以同样的方式说出“是我的”或“不是我的”，那么它就是治理得最好的国家。
使柏拉图的名誉受到严重损害的，是他的“公妻制”方案。柏拉图认为，从整个国家的根本利益考虑，父母、夫妇、子女同财产一样，都应是公有的，这样就排除了“我的”和“不是我的”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往往使城邦陷于分裂。由于排除了个人的快乐和痛苦，大家就有了共同的喜怒哀乐，对一切事物的看法就可以保持高度一致，整个世界就进入太平盛世。另外，采取公妻制还可以避免因性关系而发生的嫉妒和争斗，还可以避免统治阶级的“种族退化”。这里，柏拉图以一种残酷的方式，第一次提出了优生学的思想：“要使人种尽可能完善，就要尽量让最好的男人和最好的女人住在一起，要尽量让最差的男人不和最差的女人住在一起，前者生育的后代必须抚养成长，而最差的男女生育的后代则一定不要抚养。”据说，这里的“最好男女”的年龄，男人从30岁到55岁，女人从20岁到40岁，这是男女身心两方面都已成熟并且精力旺盛的时候。如果在这个年龄段以外生育，就是不虔敬的和不正义的，他们的孩子就得不到男女祭司和整个城邦在正式婚礼上举行的那种祷告和祝福。
应该指出的是，柏拉图在西方思想史上第一次对私有制进行了认真的探讨，他指出私有制的种种弊病，并把雅典城邦的衰落看做是私有制的必然结果。但是他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与古希伯来先知们的方案类似，即是唯心的，也是荒谬的。柏拉图的“共产主义”浸透着对远古氏族公社的深深思念。这种“共产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原始共产主义和奴隶社会的一种奇特的综合，柏拉图也许已经意识到他的“共产主义”很难实现，但他坚持认为最重要的是对理想国的向往，至于它现在存在还是将要存在都没关系。
柏拉图晚年，历经了屡屡失败的政治实践后，终于开始修正《理想国》的观点。在《法律篇》中，他又提出了一个“第二好的国家”的方案。在这个第二好的理想国中，有公民5040人，被划分成12个区，“12个区的平等性应当通过这样的方法来保证，土地比较肥沃的地区面积应当比较小，土地比较贫瘠的地区面积应当比较大。然后他要进一步划分5040份土地。每一份土地又由两块组成，一块较近，一块较远，组成一份土地……每个公民必须有两座房子，一座靠近国家的中心，一座靠近边境。”
柏拉图主张在坚持国家所有制的前提下，放弃财产上的公有和公妻制，根据抽签将土地和房屋的使用权分配给全体公民，由他们各自进行耕种，同时向公民供给足够数量的奴隶。公民依据财产的多寡分为四个等级。如果有人发财或变穷，依据相关法律转入相应的等级。法律禁止任何个人拥有金银，只能拥有日常交换的货币。个人手中的外国货币必须上缴国库，私藏外币属于非法。不得收送嫁妆。不得将货币存放在私人那里牟利，也不能放高利贷。但是法律允许限定利率的借贷。允许人们拥有财产，但不允许牟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