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新中国与整个资本主义阵营的经济关系中也存在另一种趋势。这一方面是因为新中国此时尽管对西方国家采取了一定的报复措施，但并没有关闭与西方国家经济交往的大门，不仅在报复中留有余地，如在宣布管制美国在华财产、冻结公私存款时又提出要保障美在华企业与公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费用，对美个人存款不超过3千万元（旧币，下同）、企业存款不超过5亿元者动支时不予限制；对个人存款超过3千万元、企业存款超过5亿元者允许其每月动支一定数目；而且在直接贸易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采取了以香港、澳门为中介的转口贸易，并想方设法与西方国家开展民间贸易往来；另一方面，对于西方国家的进出口商而言，其目的毕竟是追求利润，对于一个存在巨大利润的中国市场，他们毕竟是不愿意放弃的。更重要的是，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也引起了另一种效应，由于敢于与世界第一的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对抗，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明显的提高，新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在亚非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明显增强，这样就反而引起了这些国家对于对华经济关系的重视。此外，一些中北欧的国家如瑞士、瑞典、芬兰等本身就没有跟随美国。故而，这一时期，与新中国签订贸易协定的国家反而增加了。1951年5月，新中国与印度签订了政府间大米换麻袋的贸易协定；1952年4月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期间，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民间工商界代表不顾政府的反对，纷纷与新中国商业代表团探讨贸易问题，并有英、法、西徳、比、意、荷、瑞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尼、巴基斯坦、芬兰等十一国的代表团与新中国签订了总额达2亿余美元的贸易协定；后来日本代表团又赶到北京与新中国签订了总额达6千万英镑的贸易协定；1952年锡兰又与新中国签订了政府间“米胶贸易协定”。以上贸易协定虽因各国政府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阻挠而导致大部分未能实现，但极有利于新中国与资本主义阵营经济关系的保持与恢复，特别是由于双方的努力，新中国与亚非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往来则不仅没有因为朝鲜战争而恶化，反而在该时期得到了良好的发展。新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额，1951年为5.8亿美元，占新中国外贸总额的29.61%；1952年在部分发展中国家被迫对华进行禁运后亦达3.2亿美元，占新中国外贸总额的16.24%。1953年后，新中国不仅与亚非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而且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提高。
二、新中国与社会主义阵营经济合作的加强
新中国直接出兵介入朝鲜战争，除朝鲜外，最大的获益者实际上是苏联。本来，美国介入朝鲜战争后，苏联便处于两难境地，任由战争的发展北朝鲜必败无疑，那苏联则不仅将失去一个重要的势力范围，而且在美苏冷战中将可能因此而居于全面劣势；出兵干涉则将与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对抗，继而可能使其面对整个西方阵营的军事压力，如果战败，则极有可能丧失其在二战后根据雅尔塔协定所取得的很大一部分利益。当新中国应朝鲜和苏联的请求最终出兵时，也就解开了苏联的两难，于是，新中国在苏联以至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明显地提高了，苏联彻底消除了中国可能走“铁托主义”道路的疑虑，加强与新中国的合作，全面增强新中国的国力也就成为其必要和必须的选择；而对新中国而言，由于与西方的全面交恶，加强与苏联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合作也就显得更加重要。故而，这场战争带来的另一重要结果则是新中国与苏联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经济合作的明显加强。
为了建立双方相互信任、平等互利的合作基础，苏联首先全面兑现了中苏新约中有关归还中国财产的承诺，1950年底，即中国出兵朝鲜后不久，苏联就将大连市苏联方面临时代管或苏方租用之财产、苏联经济机关在东北自日本侵略者手中所获之财产以及过去苏联在北京兵营的全部房产全部无偿移交给中国。后又于1952年将苏联政府以前共同管理之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及属于该铁路的一切财产无偿移交给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也只是应中国政府之请求才决定延长双方共同使用期限，从而使双方经济交往中的不平等状况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
与此同时，苏联又大力加强了对新中国的经济援助。1951年，苏联向新中国提供了3090万新卢布的成套设备，使1950—1952年由苏联供应中国各种工业装备及器材的议定书得以全部落实。为了使这些设备得到充分的利用以及直接向中国输入苏联先进的生产技术，1951年以后，苏联再次向中国派出了大量专家，1952年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共达一千多人。这些专家的到来使新中国的许多重大工程如鞍山钢铁公司、哈尔滨麻纺厂、乌鲁木齐汽车修配厂等在1951、1952年间得以顺利破土动工或建成投产；同时很多方面的生产技术得以迅速提高。此外，在资金上，除落实1950年中苏新约中规定的贷款外，1951——1956年间苏联又先后向中国提供了10笔新的贷款，共11.4亿美元，这些贷款虽有半数左右用于在朝鲜战争中向苏联购买军事装备，但也有很大一部分用于购买生产设备，极大的有利于新中国加快工业化进程。
在此期间，中苏之间的贸易合作也得到了空前的加强。解放初新中国尽管提出要把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放在首位，但实际中国外贸的主体仍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1951年后，这一状况就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该年6月15日，中苏签订了1950项贸易协定，其中规定双方交换的商品总量比1950年增加了近一倍，为了保护这种贸易的持续稳定发展，其中还特意规定，除少数商品外，双方交换的商品价格均按1950年合同作价，新增加的商品亦按1950年《中苏贸易协定》签字时的国际价格作价，这样就避免了因资本主义市场的价格波动而造成的不利影响。以后签订的贸易协定亦基本上坚持以上原则，并在商品交换的总量上不断增加。此外，为了适应两国贸易的迅速发展，两国又加强了货物运输上的合作。1951年3月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铁路运输联运协定》；后又于1952年9月中、苏、蒙三国决定共同修建集宁——乌兰巴托——乌兰巴德铁路，1954年中苏又签订了修建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协定，通过以上措施，中苏之间的贸易很快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对苏贸易在新中国外贸总额中的比重，1951年为51.67%，1952年达62.60%，苏联显然已成为中国外贸的主体。
受苏联影响，该时期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也大力加强了与新中国的经济合作。1951—1952年间，基本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与新中国签订了贸易协定，双方的贸易额很快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如果说1950年新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在新中国整个外贸中的比重还无足轻重的话，那么1950后这种贸易就已经成为新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在新中国外贸总额中的比重，1951年迅速由1950年的2.6%上升到13.73%，1952年竟达18.47%，由此，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贸易在新中国外贸中占据了绝对优势，标志着新中国对外贸易重心的彻底转移。新中国从这些国家特别是其中的东欧国家输入的商品，主要也是成套设备、生产器材和工业原料，这种贸易的扩大使新中国获得了除苏联外的又一重要工业设备的来源，无疑极有利于中国的工业化。当然，更重要的是，随着这种经济合作的加深，双方之间的经济关系也逐渐改变了单一的贸易方式，其他经济合作方式也逐渐发展起来。1951年6月，鉴于西方国家对我国封锁禁运加剧及对我国的航运管制，继与苏联创办了几家合营企业后，新中国又与波兰合办了中波轮船股份公司，后又于1952年底在波兰格丹尼亚成立了专管远洋运输的中波航运办公室，这对我国重要物资的接货转运安全起到了极大的保障作用，并由此开启了新中国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间多种方式的全面经济合作的序幕。
三、统制外贸体制的演变
朝鲜战争的爆发及随后的中西之间的全面对抗，也给新中国总的经济指导思想带来了重大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经济上独立自主意识的进一步加强。本来，新中国建国之初主张积极地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关系，除了西方国家对华积极接触这一重要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中共中央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没有完全解决中国独立自主的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经济上完全不依赖外国了，才算是最后解决了这个问题。”而要做到经济上获得广大的发展，除了依靠苏联的援助外，也可以通过发展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来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但是，正如列宁所说，“经济上落后的国家暂时对发达国家的某种依赖是为了最终不依赖，是为了自立自强。”而中西关系全面恶化后，西方发达国家事实上已经不能依赖；另一方面，中西全面对抗局面出现后，新中国经济上完全独立自主的任务就更为迫切。而根据中共中央的理解，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关键是要建立自身独立的工业体系，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于是，在经济上迅速走向独立自主思想的指导下，外贸为工业化服务的方针也就得到了进一步强调。而为了彻底落实这一方针，在当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看来，就必须进一步加强对外贸的管制。于是，朝鲜战争也造成了新中国外贸管理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严密和集中。
继1950底全面调整海关系统，建立了完整的海关管理体系后，新中国又为海关管理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而加强了这方面的法制建设工作，1951年相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暂行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这些法律法规的颁行不仅使海关的行政管理制度更加完善，而且使货物进出口的控制更加严格。1952年9月，新中国外贸部正式成立，1953年7月，新中国外贸部与海关实行合并，从而使新中国外贸管理工作在“领导上、组织上更加统一与集中”。当然，上述措施在促使新中国外贸管理体制不断向集中化方向演变的同时也使外贸为工业化服务的方针得以全面落实，为工业化而进口的机器设备在新中国进口商品所占的比重，1951年为35.1%，1952年高达55.7%。
在外贸为工业化服务的意识不断加强，外贸管理体制日益集中的同时，各种经济成分的进出口贸易在整个外贸体系中的地位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中西之间全面对抗开始以前，新中国尽管也确立了国营外贸的主体地位，但私营外贸仍占重要地位，对私营进出口商，中共中央尽管也看到了他们唯利是图的一面，并采取了一定的限制措施，但主要看到的还是他们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且根据新民主主义经济指导思想中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思想鼓励其发展。而1951年以后，这种状况就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这一方面是因为外贸为工业化服务的意识日益增强，而进口工业器材、机器设备的业务本就是由国营企业垄断的，因此私营进出口商的地位自然就会降低；另一方面，国际上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矛盾的加剧也引起了国内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加剧。从1951年底开始，中共中央连续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许多不法的资本家受到了严厉的打击，即使是守法的资本家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整个资产阶级在中共中央心目中的地位明显降低了，此时看到更多的是他们唯利是图的一面。私营进出口商作为整个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也就自然会受到这两场运动的影响，再加上他们直接和外国资产阶级相联系，这种影响也就更甚。如1952年1—2月，《人民日报》就连续发表社论批判私营进出口商的不法行为。指出：在对外贸易中，“有些进出口商勾结外国资本家，伪造商情，虚设骗局，背叛国家和人民利益，窃取国家和人民的财富，达到他们卑鄙的目的” ；“部分不法资本家竟丧心病狂地将某种出口物资的情报出卖给美国政府，所以正当我们出售此物资时，美帝即压低价格，使中国遭受损失。”在这种情况下，私营进出口商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另外，私营进出口商的业务对象基本上是资本主义国家，其中主要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1951年后新中国与资本主义阵营贸易比重的下降特别是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关系的急剧恶化也就必然会给私营进出口商的经营带来极大的不利影响。由于以上各种原因，这段时期私营进出口商在新中国整个外贸体系中的地位明显下降，其贸易额在中国外贸总额中的比重急剧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