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保证了地震灾区在新起点的科学发展
灾区重建不是重复建设，而是避免过去曾走过的弯路，凸显出了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极端重要性。
救灾重建是坚持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典范。“把抢救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只要有一分希望，就要尽百倍努力！”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震后多次强调的主题；在恢复重建阶段，“把保障民生作为恢复重建的基本出发点”，优先安排住房重建、公共设施重建、基础设施重建、重大产业重建，切实促进就业；灾后第一年，仅成都市就实现了35.3万名灾区群众就业、7311人参加创业培训等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重建过程中，灾区借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技术水平，加快实现跨越式发展，2009年四川实现生产总值14151.3亿元，比上年增长14.5%，比计划提高了5.5%。灾之后却实现超常增长，不能不说是一个惊世奇迹，有力例证了灾区重建对“发展是第一要义”的强烈诉求。灾后重建是全面的重建，物质重建、精神重建、社会重建、生态重建齐头并进；一省帮一重灾县，不是随机分配，而是中央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发展战略，充分考虑支援方的经济能力和受援方灾情程度来合理配置力量；根据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将规划区国土空间分为适宜重建区、适度重建区和生态重建区等等，都生动诠释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丰富内涵。救灾重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从救灾、安置到重建，从评估到规划，从实施到监管，地震灾区都尽量做到了将经济、社会、自然、区域、近期与长期、局部与整体、个人和集体等多种因素统筹考虑，鲜明凸显了科学发展观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实践证明，如果没有科学发展观的正确指导，汶川大地震救灾重建要取得辉煌成就是根本不可能的。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产生了万众一心的强大凝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鲜明优势到底表现在哪里呢？
1．公有制更有利于发挥企业的社会责任
企业的社会责任，是西方经济学近二、三十年颇为热门的一个话题。应当承认，无论是在中国的汶川大地震，还是在美国的卡塔里娜飓风、日本的阪神大地震、台湾的八八风灾等巨灾应变中，都显示出私人企业和慈善组织的重要作用。但是，西方社会不可能承担真正的社会责任。《资本论》早就讲得很清楚，追逐利润是私人企业的本质目标。马克思还引用了托·约·邓宁的话以证明这一点：“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这导致其在提供公共物品问题上存在先天缺陷；由此导致虽也有一些私人企业或慈善组织出于某种目的施行善举，但毕竟缺乏来自于外部的制度性约束，并不牢靠；进而还会产生在面临着救灾重建的庞大资金需求时，私人企业和慈善组织的自发投入往往显得杯水车薪，使得重建过程较为漫长。这些也都被建国前和国外历次巨灾应变历史所证实。
上述局限却恰是公有制企业的优势。因为公有制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能够突破狭隘的私利局限，在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关注社会效益。在汶川特大地震救灾重建过程中，随着中央一声令下，我国各大银行、铁道部、民航总局、大型央企、通讯、国家电网等国有大中型企业，迅速进行支援，共同谱写出了国字号新的壮丽篇章。遵照中央部署，各大银行迅速免除灾区的私人债务；金融资源竟向风险较高、总体还款能力较弱、地处中国西部的灾区倾斜，还处处“特事特办”；铁路、民航等交通部门无偿转运伤员等等，这些在西方国家是难以想象的，也是做不到的。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有力地保障了重大危难时刻举国一体局面的形成
举国一体不能没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党对抗震救灾工作坚强、有力、富有成效的领导，彰显了我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党中央迅速决策，是深受广大群众信赖的领导核心；灾区各级党员干部真正成了救灾重建的先锋和骨干；党组织是真正坚强的战斗堡垒；我党与民主党派团结合作，共同为救灾重建出谋划策。而在“民主”政体下，救灾重建却往往会落入竞争性政党的政治利益算计中。比如，迫于政党之争，马英九在台湾“八八风灾”中可以接受美国的直升飞机援助却婉拒了大陆的民用直升机；更荒唐的是，在野的民进党一方面指责马英九初期拒绝外援，另一方面又对马英九接受大陆援助强烈攻讦。
党的领导地位、党政军和人民代表机关的协调统一、上下一心、科学决策、快速施行局面的实现，需要制度上的保证。这种制度就是民主集中制，这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根本的制度基础，是其他任何制度所不能比拟的。救灾重建中，我国从中央到地方，政令畅通、步调一致，各部门服从大局、密切协作。而在美国卡特里娜飓风中，一些地区竟然拒绝帮助新奥尔良，与新奥尔良隔河相望的格雷特纳在接受了约6000名新奥尔良难民之后决定关闭联通两市的桥梁。2005年8月28日，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就接受了新墨西哥州长提出的派他们的国民卫队参加救援的提议，但24小时后后者才完成必要的请求兄弟州派兵支援的书面文件。9月2日，布什要求路易斯安那州政府将救援工作的管理权交给联邦政府，但路易斯安那州官员经过一夜商讨后又拒绝了联邦政府的要求。72小时的黄金救援期就这样被浪费了。
救灾重建中，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也发挥了重大作用。羌族、藏族等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得到了一如既往的切实保障，少数民族干部也同样是值得信赖的中坚力量。四川灾区大力推行以“强化村党支部领导权、保证村民小组议事权、保障村民会议决策权、落实村委会执行权、完善农民群众监督权”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管村“五权”模式，村党支部工作规范化、村务工作制度化、民主监督程序化进一步加强，基层民主得到进一步完善发展，充分保障了灾区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文化制度极大地便利了伟大抗震救灾精神主旋律的弘扬
在西方社会，媒体也是社会权力的重要部分，但媒体的社会责任也一直是西方媒体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有时为了商业利益，有时为了自以为是的道德价值，西方媒体经常置社会责任于不顾。这在5.12之前的所谓中国“西藏事件”和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就暴露无遗。并且，第一，由于利益的各不相同，私人性质的新闻媒体很难在社会公共危机的报道中形成合力；第二，私人性质的媒体终归要关注自身经济收益，决定了它往往更为关心救灾重建作为新闻的价值，一旦受众关注点转换，或者其新闻报道之经济收益小于投入（但有可能社会收益大于投入），可持续性便会受限。比如日本阪神地震中，就暴露出了报道多集中于灾害强烈、冲击性画面，对总体状况及应急对策的必要信息未能充分传达；各电视台也都派出大量物资、器材和人员到现场采访报道，但实际报道多局限于灾害信息发布等情况。
而在我国，逐渐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和企事业单位依法经营的文化管理体制，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集合各方力量弘扬主旋律。救灾重建过程中，我国的主流媒体，以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中央媒体为首，全国各级地方主流媒体和文化产业不计自己的利益得失，切实担当起了“新闻拯救生命、新闻传递力量、新闻记录历史、新闻捍卫良知”的重大责任，大力唱响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这一民族最强音，生动展现了抗震救灾恢宏画卷、热情讴歌了抗震救灾英勇壮举，及时宣传报道了党中央、国务院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的重大决策部署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应急处置的有力举措，为万众一心抗震救灾重建家园振奋了精神、凝聚了力量。针对杂音噪音，迅即有力积极应对，各种谣言逐一破灭、各种猜疑逐一消释，最大限度地挤压了负面舆情的传播空间。这些也都是西方媒体做不到的。
三、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提供了救灾重建的重要精神动力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取得的重大胜利和辉煌成就，以及蕴涵其中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和丰富发展。
1．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全国人民患难与共的深厚源泉
江泽民同志曾指出：“在我国的历史上，爱国主义从来就是动员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抵御外来侵略和推动社会进步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汶川大地震救灾的重建过程鲜明体现了爱国主义的伟大力量。
伟大救灾重建的精神驱动力有多重，怎样才能确证爱国主义的重大作用？我们认为，可以从三个视角看出来：第一，灾区之外的民众在为灾区加油助力时，是否自觉地将灾区命运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第二，国人关心灾区民众之安危冷暖是否体现了有如关心自己之安危冷暖一样的手足情深。第三，港澳台同胞，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其对灾区的无私援助主要是因为同属于一个祖国的同胞情谊，其表现亦可大致管窥国家和民族凝聚力。
在抗震救灾中，相信有一个场面仍令很多人记忆犹新，北京的群众自发地汇集天安门，激动地呼喊“汶川挺住！”“中国挺住！”“四川加油！”“中国加油！”这也是全国人民的一致呼喊。从汶川到四川再到中国，放大的不仅是地理位置，更是中国人的责任和担当！三者三位一体，正体现出了国人对灾区和国家命运交相关切的浓烈挚情！“我们都是汶川人！”“我们”还是“他们”？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称谓区别，实则反映了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情感认同。以“我们”之灾患视之，实则表明了对“我们”群体——国家的高度认同，对灾区救援是基于作为同胞的手足情深。再看港澳台同胞的表现。震后第三天，香港特区政府就派出搜救队、医疗队、防疫大队和飞行服务队陆续开赴汉旺、映秀等重灾区进行救援，地震两周年前夕，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援建地震灾区资金已超过100亿港元。澳门特区对四川重建项目援助资金总额达到了55亿澳门元，按澳门特区现有54万人口计算，平均每名澳门人的捐赠金额逾万澳门元！在台湾，马英九和夫人周美青还亲自担任接听捐款电话义工。到2008年5月底初步统计，台湾捐款总额超过50亿元新台币，“帮助汶川灾民，一时几乎成了全民运动。”显然，这些事例都远非“人道主义”等原因所能解释，只能说是爱国主义的深厚伟力。
2．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救灾重建的不竭动力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在汶川大地震中，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产生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如果不秉承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救灾重建取得胜利也是不可能的。
汶川大地震之灾后重建，可以说是一个集中展示改革创新时代精神的大舞台。例如，面对突然的灾难，四川电视台迅速启动了编播前移应急机制，摸索终端导入节目管理、频道运作的机制，确保特别节目24小时安全无误播出。成都都江堰市利用城乡建设用地指标增减挂钩的资金筹集新方式，解决庞大的资金缺口问题，都江堰市天马镇通过该方式节约集体建设用地指标1781亩，按每亩15万元计算，可获得2.67亿元灾后重建资金。救灾重建之创新，不仅源于自上而下，也源于自下而上，体现了“草根”智慧。都江堰市大观镇茶坪村村民王全被称为“城里人与受灾农户联建住房”的第一人，新修238平方米的别墅式房子没有花自己一分钱。青川县的“木结构新型农房”更是农民的一个创举，新型农房原料主要来自自家山林，不仅房屋修得特别快，而且比水泥框架房便宜不少，新农房将木柱和木梁等构件用钢板和钢钉固定，抗震性能也非常好。大量的事实证明，解放思想、改革创新不愧为救灾重建的强大动力。
四、社会主义荣辱观，倡导了救灾重建的正确行为规范
“每个社会集团都有它自己的荣辱观。”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有机结合，明辨了是与非、善与恶、尊与卑、荣与辱，界定了社会生活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在救灾重建中展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强大的道德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