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13)

然而，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制度后，无休止的战争和掠夺，对落后民族的惨无人道的屠杀，劳动阶级的极端贫困，统治阶级的腐败与堕落，使追求平等的人类仍然生活在不平等的社会之中，这不符合先驱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的期待。

马克思超越了资本主义思想体系，使人类解放的理想有了新的方向。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一个异化的、充满着剥削和压迫的社会，既不自由，也不平等。首先，现代社会的每个人都生活在异化的社会关系之中，人类对于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只能服从，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是被束缚的，是不解放的，是不自由的。其次，在这种不自由的社会状态下，人仍然区分为富人和穷人，形式上人与人法律面前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法律平等地保护私有财产实质上是对不平等的保护。马克思提出，必须超越资本主义的形式平等，达到人与人之间的事实的平等，必须克服异化、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实际问题；科学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发展战略、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等重大问题；是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覆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国防、外交、统一战线、祖国统一、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凝结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它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和价值观。

二、主体主义精神与“和”精神的差异

主体主义是西方现代思想的灵魂。近代以来，西方发动了一场主体性运动。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儿首先开启了“我思故我在”的哲学主体性转向，通过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实现了主体“人为自然立法”、“人为道德立法”，经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到“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最终实现了主体主义的自我完成，主体性精神大获全胜，发展到巅峰。

在主体主义的现代社会，人从自然的束缚、宗教的压抑、专制的统治中解放出来，获得了空前的独立性、自主性，人的能动性、创造性得到了空前的发挥，主体主义的现代社会对人的发展赋予了最积极的意义、最优良的环境。

伴随着理性、科学的发展，工业化的成就，现代人主体意识空前膨胀，人成为绝对的、疯狂的主体。把人预定为主体意味着把人之外的一切统统归为客体，成为供人认识、改造、征服、占有、支配的对象，人成了目的和价值的中心，自然万物成了满足人的需要的消费品。人失去了与世界的正常关系，从而引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三重关系紧张冲突，造成了人类的生态家园破坏、社会家园失和、精神家园的荒漠，最终，人成了孤家寡人。

与主体主义、主客体二元分裂、对立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是中国文化的“和”思维、“和”精神。2008年在中国举办的奥运会开幕式上那个大大的“和”字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价值观。

“和”思维及其精神贯穿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礼子用，和为贵”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先秦以后，“和”的思想进一步得到发挥，汉代董仲舒构造“天人感应”的大一统体系；魏晋南北朝郭象以“独化论”“和”了名教与自然的论争；宋明理学和心学，道器、理气、心物的对立在形而上的理性思辩或良知践履中达到“和解”；明清崇尚“和”，皇宫大殿以“太和”、“中和”、“保和”冠名，普通百姓也以“和”为贵，讲究“平和”、“和气生财”、“和顺”、“和美”、“和睦相处”、“家和万事兴”。近现代革命建立的国家谓之“共和国”，就是要体现各民族、各阶层的民主平等与普遍和谐。

传统的“和”思维渗入每一位炎黄子孙的血液中，中国人用“和”思维来认识把握事物，按“和”思维行事，“和”思维、“和”精神凝聚了亿万中华儿女，维护了国家的和谐统一，对中国国民心态的塑造起到潜移默化的深入、持久的影响。

中国文化的“和”思维明显明智、聪慧于西方文化的主体性思维，“和”思维及其精神在扬弃人类中心主义的人性智慧层面上，彰显出它的现代价值。如果握有现代科技利剑，雄踞主体宝座的现代人能够实现由主体性思维向“和”思维的转换，必将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对立、紧张关系的“和”解。“和”精神在全球化的当代，对于国际交流、合作、对话，对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对于启迪人类选择一种合理、合乎人性、文明而不是野蛮的社会生活方式将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在我们今天倡导的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理念中无不渗透中国传统文化“和”精神。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兼顾；和谐社会的各个社会阶层、集团利益的协调、平衡，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物质与精神等方面均衡发展，无一不包含着 “和谐”、“调和”、“中和”、“和合”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和”精神。

三、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差异

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社会主张个人欲望、个人权利和自由，成为时代最强劲的呼声。个人主义构成了西方现代性的主导理念之一，与理性主义的“理性至上”、人道主义的“人性至善”相对应的是个体主义的“个性至尊”。启蒙运动之后，追求个性解放与自由成为现代性的基本价值目标。

西方中世纪封建专制和宗教蒙昧压抑了人的个性。个体主义实现了从封建社会的“群性”、“整体性”向资本主义社会的“个性”的转变。正如西方社会学家格里芬所说：“现代性总是意味着对自我的理解由群体主义向个体主义的一个重大转变。现代性不是把社会或共同体看成首要的东西，‘个人’只是社会的产物，仅仅拥有有限的自主性；而是把社会理解为达到某种目的而自愿地结合在一起的独立的个人的聚合体。作为一种理想，人们一直强调的是个人独立于他人的重要性”。 个体主义为摆脱人的依赖性、为个体独立性的生成和人迈向自由个性的发展做出了必要的准备。

现代社会，个体主义使个人追求自己的权利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导致了自我中心主义、极端利己主义，这就从根本上瓦解了社会的合作关系，使人与人之间出现了由利益不同而导致的对立冲突；私欲膨胀，不择手段地实现个人的目的，产生了极其严重的社会后果——道德沦丧、人格分裂、功利抬头、价值错位、信仰迷失等；人与人的社会冲突体现到人与自我的精神层面，个体注定要承受存在主义的生存焦虑与虚无主义精神困境的现代命运——既然坚持个人主义的信条，那么一切抉择都得自己负责，自我成为自己唯一可靠的上帝，没有任何外部的权威，不存在任何什么值得信仰和敬畏的超越存在，生命必然处于孤立无告的窘境。

封建社会整体主义侵害、压抑、束缚和奴役个体；资本主义个体主义破坏人类共同体的整合力；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超越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对立，协调了社会整体和个体成员的关系。

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是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个人主义”的社会物质基础，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下形成的社会道德观。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人们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就决定了人们共同行动的高效率、巨大的集体力量。这是个体主义价值观的西方社会无法比拟的。

社会主义社会，个人与集体密切相连。个人离不开集体：集体使个人得以生存；集体为个人力量的发挥提供了用武之地；集体使个人利益得以满足；集体为个人的发展创造条件，集体作为一种环境，对个人的培养、教育和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集体也离不开个人：集体由个人构成；个人力量发挥的程度影响集体的力量；个人利益满足程度影响集体利益；个人才能、品质的状况也会影响集体。

在个人和集体的协调统一的关系中包含着互相联系的两个方面：集体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个人对集体、社会的责任和贡献。其中，集体、社会对个人需要的满足，归根到底要依靠每个人首先把它创造出来，因而，在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中，个人对集体的责任和贡献是更为重要的一方面。社会主义的道德原则是集体主义的，我们倡导在个人和集体利益关系上，要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利益放在第二位，因为只有集体的发展强大才能更好地保证个人利益。

四、基督教宗教信仰与实事求是哲学信仰的差异

西方人的信仰、精神寄托是宗教，宗教在西方文化中处于核心位置；中国人淡于宗教，哲学始终在中国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

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基督教认为，人性是恶的，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果，被上帝逐出伊甸园，人类作为亚当夏娃的后代，一生下来就具有“原罪”。人类有原罪，人类禁不住诱惑，因而需要一个在人之外全知全能的上帝来拯救人类、主宰人类，所以西方人信仰宗教，西方国家被称为基督教国家，西方文化被称为基督教文化。

在欧洲中世纪的800多年里，基督教一统天下，神权甚至大于王权，人们按照上帝的旨意生活。到了近代，文艺复兴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启蒙运动，新兴的资产阶级激烈地反对宗教蒙昧，推翻了神权统治，尼采说“上帝死了”！但是，近代新兴资产阶级没有抛弃基督教，而是用人道主义改造了基督教。16世纪欧洲掀起的一系列宗教改革运动诞生的基督教新教，使与封建制度相适应的基督教（天主教）转变成与资本主义精神相一致的基督教（基督教新教）。基督教成为“推动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生活态度普遍发展的、可以想象的、最有力的杠杆”。

与西方文化相对立，中国文化主张性善论，人性是善的，所以人不需要外求，人只需要向人心之内内求，发掘出内心的良知、良能，修心、正身，就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就能外王，所以，中国人不需要一个外在于人的神来启示人们。在中国，宗教一直不是思想文化的核心。

中国人淡于宗教。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孔子注重现实的人生。儒家的精力全部放在现实生活上，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是现实生活。中国文化的代表——儒家，毕恭毕敬于现实生活，而宗教毕恭毕敬于上帝。在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儒释道传统文化体系中，儒家文化始终处于核心、主导地位，宗教（佛教、道教）虽然对中国人的心理、精神境界、价值取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始终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在当代，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人的信仰仍然是哲学。当代中国人信仰的哲学是来自中国传统文化实践理性精神，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为中国革命领袖毛泽东和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的实事求是哲学。纵观历史，实事求是哲学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真实地发挥着作用的哲学思想。

在邓小平那里，实事求是不是追求普遍规律，也不仅是唯物论的一个逻辑推论，更不是离开人的现实生活的中性方法论。邓小平把实事求是看作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邓小平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精髓……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 。

实事求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思想，实事求是哲学贯穿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教育、外交等方面思想之中，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深藏着实事求是哲学的智慧；邓小平的“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的“猫论”，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摸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的“不争论”，都出神入化地诠释了实事求是的求真务实的精神实质；实事求是是解决中国现代化建设中一切重大理论、实践复杂、疑难问题的妙药良方。

随着毛泽东时代乌托邦的社会主义构想的挫败，今天的中国老百姓已然从对未来虚幻、浪漫的理想回到当下的社会现实。不再被蛊惑、不再轻信、盲从，从自身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过好自己的生活，已成为中国百姓的世界观、生活理念。

综上所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观指导西方国家取得了现代化的成功，同时又引发西方社会灾难性的“现代性问题”。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的“和”精神、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精神、实事求是哲学在指导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真实地发挥着作用。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了成功，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就会得到全世界的尊重和认可，同时也将强有力的证明，西方的价值观不是普世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