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场经济的兴起，最初源于自发性。这种自发性投射到地方党组织和政府身上就是表现为“看不清”。“看不清”的第一个意思是指不知如何管理。面对着急速而起的千家万户家庭企业发展局面，长期习惯于依靠发号施令和“瞎指挥”、对经济生活实行行政干预的温州各级政府变得不知所措、无所适从，只好采取默许民营经济发展的放任自流态度。“看不清”的第二个意思是指“政治正确”与否无法确定。在无法判定政治上是否正确的情况下，该怎么办？这里，就表现出地方党组织、地方政府的政治意向和政治智慧来了：坚持人民的主体性维度，放任人民群众的自发性创造。这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巨大转变：从无所不为、越俎代庖到无为而治、超然物外。温州市一位主要领导后来曾这样向前往“取经”的人们介绍经验：“说实话，在‘左’的思想未清除前，领导不管就是最主要的秘诀。”“在当时这种复杂的情况下，也只好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任其发展。”我们今天有理由将此视为尊重群众的自主选择和首创精神。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个地方政府敢于“领导不管”、“不闻不问”，比之于事事都管确实也需要更大的胆略、勇气和冒险精神。
而最终的实践表明，20世纪80年代初温州地方政府的无为而治是产生了十分积极的效果的。
（三）从自发走向自为，积极建设市场大省
随着党和国家农村政策的进一步放宽和发展个体经济政治风险度的降低，同时也由于当地经济生活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大约在1983年以后，温州地方政府逐渐放弃“无为而治”方式，开始对民营工商业发展给予某些必要的引导、扶持并提供一些服务，在放开价格、市场和流通、实行浮动利率、土地有偿转包使用、打击假冒伪劣等方面进行管理和各种作为。
不过，总体上说，直到1987年前，政府职能转变总的来说是被动地试图适应微观经济变化，在调控手段、行为方式上的主动创新不多。可以说，这个阶段是从“无为而治”向“有所作为”转变的过渡时期。
1987年以后，是温州地方党组织和政府“积极作为”的阶段。这是因为，第一，在1987年，正式建立“温州试验区”，确定了“从温州的实际出发，发挥当地的特点和优势，探索一条主要依靠群众自身力量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路子”的指导思想。这为温州各级政府以合法身份大胆进行探索试验、开拓创新提供了难得机会和必要条件。第二，自发的市场体系已逐渐暴露出它自身的局限性，完全依靠“看不见的手”来调节数以万计的农户和民营企业，难以使刚刚转入市场轨道的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无法实现规模经济、节省交易费用和减少经济外部性的负效应。
温州市地方党组织、人大和政府的积极作为，在以下方面发挥了明显的积极作用：
1．运用法律手段调节和管理经济
1987年先后出台一系列规范乡镇企业制度和市场秩序的法规：《温州市乡镇企业管理暂行规定》（2月），《温州市关于深化工业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2月），《温州市劳动市场管理暂行办法》（3月），《温州市关于鼓励在龙湾出口工业区投资的优惠规定》（6月），《温州市挂户经营管理暂行规定》（8月），《温州市利率改革试行方案》（9月8日由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批准试行），《温州市私人企业管理暂行办法》（10月），《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11月）。1988年以后，股份合作企业制度建设成为试验区工作的重点，几乎每年颁发一个红头文件，如《关于私营企业和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通知》（1988年8月），《关于股份合作企业规范化若干问题的通知》（1989年11月）、《批转栀关于股份合作企业若干政策规定的报告枛的通知》（1990年6月），《关于大力发展股份合作企业的规定》（1992年12月）等等。这些不断充实完善的地方性法规在保护财产权利、促进企业制度建设、鼓励投资方面，在维护市场秩序、规范经济行为方面，均收到了积极成效。
2．规划、组织和投资基础设施、公益设施建设和城镇建设
由于历史原因，温州基础设施、公益设施严重不足。1987年以来，各级地方政府在交通（道路、机场、码头等）、通讯、能源、供水、污染治理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加强了规划、实施、组织领导的作用。近6年全市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达20多亿元，相继建成了一大批重点工程。现在，该市海陆空立体交通网络基本形成，电力和通讯条件大有改观，对外开放的投资环境明显改善，1992年还被国家评为全国40个最佳投资环境的城市之一。
温州基础设施、公益设施的改善与大规模城镇建设密切相连。在小城镇建设中，各级政府大力依靠广大农民群众的力量，“人民城镇人民建”，使建制镇从1981年的22个发展到1992年的134个。10多年来用于建制镇建设的总投资共达20多亿元，其中80%以上的通过个人投资、合股投资、无偿集资、有偿集资及实行土地有偿使用等方式由农民出资的。据估计，总投资中的40%左右即大约8亿元被用于兴建各种公共设施。
3．组织建设市场，发展市场中介组织，为农户和企业提供销售、技术、检测、信息和法律等服务
遍布温州城乡的各种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从无到有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各级政府所作的大量工作。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我国其他地区商品市场的蓬勃发展，温州商品市场发展由于竞争秩序混乱、产品质量不高、交通规模扩大没有其他地区快，这促使地方政府更加重视市场建设工作。选择具有产业优势、交通通信便利、基础设施较好的地方扩建或新建了如柳市电器、龙湾纺织品、瑞安工业品、竂东粮食批发、市区综合工业品中心、夜市中心等一批市场。1992年，全市新建扩建市场50个，1993年又集资1.5亿元用于25个市场的新建或扩建。同时，继续推进流通、劳动用工、金融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大力加强对市场的管理、监督和服务工作，促使市场体系朝着健康的方面发展。
此外，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会计师、审计师和律师事务所、公证和仲裁机构、产品测试和质量检验机构、资产评估和产权转让咨询服务机构、行业协会、企业家协会等等市场中介组织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在服务、公证、监督、沟通方面发挥了作用。
4．积极探索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有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与其相配套。温州市从1987年开始探索退休养老保险制度，并于1991年和1992年分别出台社会养老金保险和职工待业保险两个暂行办法，在全市范围内，不受所有制限制推行一体化的社会养老、待业保险制度。到1992年底，全市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职工和城镇个体工商户36.33万人，占应参加保险总人数的95.2%；参加待业保险单位10374家，参保人数达32.4万人。这对分配制度改革和经营机制转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也有长足发展。
1992年全市有4209家企业参加企业财产保险，81.23万户居民参加了家庭财产保险，有146.94万人参加了人身保险，各类财产承保总额619.08亿元，比上年增长165.6%；保险费收入1.95亿元，增长58.5%；保险业务总支出1.11亿元，增长2倍，其中已决赔款9173万元，增长194%。1994年又开始进行福利和住房制度改革，进一步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
温州市场经济的兴起和发展是全省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就全省范围来说，省委、省政府不仅积极稳妥地引导支持个私经济的发展、公有经济的转型，而且积极作为于市场体系的培育和构建，积极改革流通体制，大力发展商品交易市场。浙江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注意改革过于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缩小了指令性计划范围，扩大了指导性计划范围，以发挥市场对经济的调节作用。1985年，根据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浙江加大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力度，到20世纪80年代末，指令性计划产品已压缩至40种，国家统配物资大幅度减少，企业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大部分通过市场购入。在逐步缩小计划调节的同时，不断放开商品价格和收费价格，有国家统一定价、在统一定价基础上的浮动价、工商企业协商定价、农产品加价、议价和集市贸易自由价等多种形式，下放了部分商品价格的管理权限。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僵化的流通体制不断被打破。
1985年，为打破条块分割的流通体制，全省国营商业系统和供销合作社系统所属的二级站统一合并到所在城市实行统一管理：站司合一。全省在商业、供销、物资等系统共建立了148个各种类型的贸易中心（批发市场）。实践证明，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一种有效形式，有利于搞活商品流通和改善国营商业企业的经营作风；有利于减少批发层次，节约流通费用和流通时间；有利于生产企业进入贸易中心参与交易活动，促进产销直接见面，节约生产企业的推销费用；有利于工厂按照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和打开产品销路。
同时，这一改革也进一步促进商业流通体制向多渠道、少环节转变，使商品流通进一步活跃。1985年，全省商业网点有了更大发展，社会上的商业、饮食业和其他服务网点达到52.9万个，比上年增加9.8万个；其中零售网点达到38.1万个，增加7.8万个。城乡集贸市场发展到2345个，比上年增加104个；全年成交额达到44.03亿元，比上年增加2.6倍。城乡以农民为主体的集贸市场的不断发展，既是对国营、合作商业的必要补充，又是社会主义市场欣欣向荣的标志之一。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义乌小商品市场、绍兴柯桥轻纺城等专业市场脱颖而出，并成为浙江市场经济的象征。
在消费品市场迅速发展的带动下，各类生产要素市场也开始发育和发展。其中生产资料打破传统的计划调拨模式，开始作为商品进入市场。1991年，全省各类生产资料市场发展到308个，年成交额约40亿元。生产资料市场的出现，打破了国家物资部门独家垄断的局面，为乡镇企业从获得生产资料到实现产品销售，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也为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突破计划经济束缚，进一步转向市场经济，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资本市场也得到积极发展。1991年，全省已有省级资金拆借市场1个，市级资金拆借市场7个，同业拆借累计达699亿元。省内的国家专业银行普遍开展了同业拆借业务，净拆人资金不断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全省地方经济的发展。各种金融机构发展迅速，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不断壮大，杭州、宁波、绍兴设立了综合性的交通银行。证券市场也有步骤地开放，到1991年底，全省证券交易机构发展到150余家，证券发行余额达61.9亿元，证券转让累计成交额达15亿元。各种形式的金融机构的建立和发展，对于活跃金融市场、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技术市场、信息市场也开始发育和建立。1988年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超过1亿元，还有大量的技术交易活动在市场外进行。技术市场的兴起，对于促使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特别是推动城镇集体企业和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劳务市场也逐渐兴起，全省各地建立的职业介绍所达240余家。
概而言之，计划体制的退出、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发展，是人的主体性逐步得以确立和实现的过程。这一过程的进行，首先依赖于浙江人民的冒险、创造精神；同时亦有赖于浙江地方党对人民和群众冒险、创造精神的尊重；更有赖于浙江地方各级党组织始终坚持以人民和党员主体地位为基本维度，坚持“三个有利于”的价值取向，不断突破思想禁区，引导支持全省人民、党员群众走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竞争共同发展之路，引导和支持全省人民、党员群众坚定不移地构建市场体系、发展市场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