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明的冲突”与美国文明的认同危机
冷战之后，当整个世界一时为“天下太平”松了一口气时，美国哈佛大学的亨廷顿却发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不和谐的声音。他在美国的《外交》季刊上发表了一篇“文明的冲突？”的文章，指出大规模的国际冲突迫在眉睫，而即将到来的冲突将会是发生在世界上几大主要的文明区之间。不同的国家在失去意识形态的阵营之后将按照“文明”重新站队，组合成不同的战斗集团。
他说：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人民和民族正在试图回答人类可能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我们是谁？他们用人类曾经用来回答这个问题的传统方式来回答它，即提到对于他们来说最有意义的事物。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他们认同于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社团、民族，以及在最广泛的层面上认同文明。人们不仅使用政治来促进他们的利益，而且还用它来界定自己的认同。我们只有在了解我们不是谁、并常常只有在了解我们反对谁时，才了解我们是谁。
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部落战争和种族冲突将发生在文明之内。
亨廷顿认为：各大文明之间的战争将更加惨烈和无法调和。任何对和平抱幻想的人只要看看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断层带”上的连天烽火就会相信了。在文章的结尾，亨廷顿提出他的策论：作为西方文明，美欧应当联合起来，拆散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可能的联合，对其各个击破。此论一出，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包括许多美国人民感到很愤怒，纷纷提出批评，指出这是不怀好意的睁眼说瞎话。但是此后美国对中国的种种围堵和对中东地区的步步逼迫，尤其是“9·11”事件的发生以及此后美国在中东的作为，似乎又“验证”了亨廷顿的预言，从而不断激起了人们对这种本来看似荒谬不堪的“文明冲突论”的重视与讨论。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是我写作此书的一个背景问题意识。
但是我并不想直接介入讨论他的观点的正确与否。许多学者已经发表了许多看法了。我关心的是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比如，亨廷顿讲“文明的冲突”，这首先预设了存在着不同的“文明”，而且我们知道它们到底是什么。可是，什么是“美国文明”？（或者，什么是“英美文明”？亨廷顿似乎并不想把所有的西方的“文明”纳入到一个范畴中）这并非一目了然，毋宁说还是个不清楚的问题。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仅是理论的，而且是实践的。因为亨廷顿自己也说，为了避免文明的冲突，最好的办法就是增进不同的文明之间的相互了解：
我于1993年发表的文章在中国和其他地方被批评为可能提出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即文明的冲突由于我预测其可能发生而增加了发生的可能性。然而，任何预测都不是自我实现的或非自我实现的。预测能否实现依赖于人们如何做出反应。
50年代和60年代，许多严肃的和信息灵通的人士认为苏美之间的核战争实际上不可避免。但是这场核战争并未发生。因为人们意识到了它的可能性，并推动了武器控制和其他安排来确保它不发生。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那么，我们东方文明的人真的知道“美国文明”吗？或者说，美国人自己知道什么是“美国文明”吗？进一步讲，“文明的冲突”预设了各个文明区的人们认同自己的文明，以自己的文明为骄傲，甚至企图推广自己的文明，才有可能引发与其他文明的冲突。那么，美国人认同自己的文明吗？以自己的文明为骄傲吗？至少亨廷顿本人并不如此自信。事实上，他对此十分不自信——他很焦虑！他最近出版的引发新一轮广泛关注和争议（这一次主要是在美国国内）的新书——《我们是谁？》——的中心就是“美国认同”（American Identity）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20世纪后期，由于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的新移民浪潮，由于学术界和政界流行的文化多元主义，由于全球化等等，许多美国人（尤其是墨西哥移民）并不认同“美国文明”，而是认同自己的母国文化——各种非西方文明！长此以往，越来越多的人身在美国却心在别国，美国势必“国”将不国！美国似乎正在进入“今日吾丧我”的文明认同危机，堡垒难道要从内部被攻破？
现在我可以点出我对亨廷顿的这些思想的一些评论了：第一，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思想看似讨论的是“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但是其实是一种典型的“现实主义”政治思想。所谓现实主义，就是认为冲突是人类生活的基本事实，和平只是暂时的。所以，冷战也好，热战也好，意识形态冲突也好，利益冲突也好，国家间冲突也好，“大文明区”之间冲突也好……总之，冲突与战争此起彼伏，“永久和平”只是幻觉。
其次，亨廷顿比一般现实主义者更加深刻一点的是，现实主义热衷于讲“国家利益”第一性。但是，什么是国家利益是并无公论的。
为了确定国家利益，首先要确定一个国家的国家本性（Identity，认同）。如果国家认同出现了危机，如果连“国家”都没有了，“国家利益”又从何谈起？“国家利益来自国家特性（identity），要知道我们的利益是什么，就得首先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亨廷顿指出，一般的现实主义“假设所有的国家都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自己的利益，并以同样的方式行动。它简单地假定权力是理解国家行为的唯一出发点，但却没有达到深入的理解。国家根据权力，但除此之外也根据许多其他东西来确定自己的利益。……国家用一种根据经典现实主义理论无法预测的方式来看待自己的利益。价值、文化和体制深刻地影响国家如何界定它们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不仅受其内部价值和体制的影响，也受国际规范和国际体制的影响，在主要的安全关注之上和之外，不同类型的国家用不同的方式来界定自己的利益。具有类似文化和体制国家会看到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第三，亨廷顿看到，美国的国家认同与许多国家不一样，不是依托于“自然”的土地、种族、悠久历史之类，而是建立在“人为”的价值体系上。这套价值是什么呢？在我看来，亨廷顿所如此珍惜的“美国文明”，实际上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政治文明。当然，这么说是简单化了。
许多人——包括亨廷顿自己——都会反诘说美国文明乃是基督教文明，是自由、民主之政治文化等等，理想色彩颇为浓厚，简直是要建立尘世中的天国（“山巅之城”），怎么可以说成是粗鄙的“现实主义”？或者说，起码不是“现实主义”一词所能全部概括的。但是，我的看法相反，我以为“现实主义”即使没有概括全部美国文明的特点，也抓住了其实质。这一点，尤其可以通过“跨文化”研究的角度看出来。中西文明在近代频繁接触和冲突后，东方文明对“西方文明”——美国文明为代表——的最大感触是什么？正是现实主义。褒扬者多看到此，认为这是一种“务实”的文化（潜台词：东方文化过于务虚，应当学学务实）；批评者也多看到此，认为这是“小人文化”（潜台词：东方文明是君子文化；君子打不过小人，但是道义上胜过一筹）。
亨廷顿把美国文明（由杰弗逊提出、后来又经过多人阐释的“美国信念”）概括为以新教为核心的自由、民主、法治、政教分离、代议制、个人主义、工作伦理等等要素的一个体系。我们只要从跨文化的背景看，与天主教文化、印度文化和儒家文化等等进行比照，就可以看出这是“现实主义”：新教与天主教相比，当然是基督教中更为倾向于“现实主义”的教派。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理论早就指出了这一点。新教的现实性不仅体现在新教对现世当中的经济生活的肯定甚至热情上，也体现在它们与大公教会相比更加与现代民族国家具有紧密关系之上。至于美国式的“自由”、“民主”观念，离开了美国特有的、与东方文化相当不同的“现实主义”政治文化（极度怀疑人性善，怀疑公共权力的可靠）就更加完全无法设想。
跨文化研究的方法论首先是一种态度，一种看到和承认异质文化的独特性的态度。亨廷顿自己也强调，西方不应当把自己的文明看作是“普世的”文明。各大文明都是独特的。这样，“跨文化”研究才有必要性与合理性。
第二节 文化诧异：问题的展开
在异质文化的对比当中，容易出现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诧异”感觉，而这是科学研究的最佳出发点。只有有了问题意识，才会有解决问题的冲动。美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论吸引了当代许多其他文化中的人们的目光。其中不乏赞成者和批评者。赞成者认为美国是近代第一个成功地建立了大国民主的国家。一般思想家如卢梭、孟德斯鸠等都认为大国不宜实行民主制，而易于实施君主制。美国却由小州共和进一步建成大国民主。自古以来，共和小国很难联合成稳定的大联邦，如希腊，意大利等，都容易相互攻击而不能一致对外，最终被消灭。而美国却既保持了地方权力或民主的独立，又形成了持久的自由民主大国。一般来说，建立在理想上的国家如法国革命后的国家多难长久维持，然而美国也可以说是建立在理想或理念上的国家，却历经两百多年，至今尚未看到消逝之日。另一方面，反对美国政治制度及其哲学的人认为美国是一个霸权国家，是通过赤裸裸的暴力和掠夺印第安人、黑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民发家致富的，在今天更是暴露出其帝国本性，必将很快走上罗马帝国盛极而衰的老路。有的学者稍微和缓，认为美国国内还是有一定民主自由的，但是到了国际上则凶相毕露，表现出霸道嘴脸，事事唯我独尊，给人反差很大，呈现出令人惊奇的内政与外政的断裂和不一致，并对此感到困惑：美国的政治对内是理想的，对外是现实的。但是，一个国家为什么会“国格分裂”，内外不一？解释有多种，而且争论尚无定论。
无论对于美国政治制度及其理念是持批判态度还是持肯定态度的学者，都试图寻找其中的原因，解释美国政治中的种种表现，解释其内政与外政之间的矛盾。有的人认为美国成功在于其理想主义成分，有的人认为美国的成功恰恰在于它的现实主义，而它的理想主义给自己和世界带来的都是祸害。如果说美国政治的成功有什么值得学习和吸取教训的地方，那就是在政治中要实行现实主义。争论还进一步深化，表现在人们对于到底什么是“现实”，什么是“理想”，并没有一致的看法。比如，冷战究竟算理想主义－意识形态之战，还是现实主义的战争？一般的说法是，冷战是典型的意识形态战争，是不同的理念之间的冲突，并因此受到许多持现实主义立场的学者的批评。但是另一方面，当代现实主义的世界观又是以冷战的持续存在为依托的，正是在冷战中，才产生了“安全研究”这个学科。冷战的结束在许多人看来，是现实主义理论解释力和预测力的失败，或者说大大出乎现实主义理论的意料之外。理想主义的国际关系研究者反而出来宣讲：冷战的结束可以通过理想主义的方式得到完满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