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上海还在电力时代的前夜，油灯和煤气灯照耀下的外滩夜空和黄浦江上的万舟灯火，已使李超琼感叹不已：
长江万脉此归墟，黄埔南来一尾闾。四十里中金碧炫，泝流疑到蜃楼居。
当然，他不可能想到，若干年以后，他本人会成为上海知县，而上海会成为他人生的最后归宿。［注］
［注］ 本节未加注释或说明的情节和引文出自李超琼《石船居古今体诗剩稿》家山集卷和北行集卷，苏州工业园区档案馆馆藏。
天子脚下
李超琼从上海换乘海轮北上，经烟台，抵达天津。
天津进京有驿道。赴京赶考的士子是允许在驿道上雇车代步的，且享受公费待遇，由公家应资车船，所以人们把赴京应试的士子称为“公车”。从塘沽通往北京的驿道上，牛车马车都有，只要出钱就可搭乘；沿途还有骡马店，歇脚过夜之后，可以租匹骡马或驴子代步。但在从小走惯山路的李超琼眼里，在平地上一口气行走上两三百里地，实在算不了什么。于是，他背上书匣和装行李的竹筐，一路步行，朝京都走去。走近北京时，才搭乘了一辆马车。
终于，三月六日那天，他远远看到了京都的永定门。此时，他离开大山深处的合江老家，已经超过了两个月。
京都皇城，大清帝国的心脏。来自四川山里的读书人李超琼越是走近它，越是感觉庄严肃穆。
永定门，城楼形制一如内城，楼台通高三丈。楼阁为重檐歇山式建筑，屋顶还饰以灰筒瓦和琉璃瓦脊兽。城墙顶宽两丈。两外角为圆弧形，东西宽五丈。箭楼为乾隆年间增建。箭楼之下，有一券洞门，洞门南北进深四丈，乃是从南部出入京城的通衢要道。
永定门的洞门里，各色人等，出城进城，往来如织。李超琼满脸尘土、饥肠辘辘，又困又乏，偏偏在城门前被守城兵勇横刀拦住。
有个当官的挥刀一指，命令他站到一边去接受盘查。
李超琼满心委屈，自己好歹也是一名由地方省份贡入国子监的生员，经过朝考，说不定还会获授一官半职。荡荡朝天路，凭什么阻挡我？他浓重四川口音的愤怒申辩，反而遭来兵勇们的辱骂和揶揄。
守城兵丁掀翻了他的书，踢倒了他的竹筐，翻检所有的物品。然后，喝令他双手叉腰，任凭搜身。兵丁搜到了几个叫“赤仄”的四川小铜钱，就要没收。李超琼叫嚷起来，这是我一路步行省下来的车马钱，不能搜走！
兵丁们竟哄笑起来，没事儿，进了城就是天子脚下，这玩意儿根本用不着！
羞辱和折磨，从中午持续到黄昏。天傍黑时，李超琼总算被允许穿过黑呦呦的洞门，进入北京城。
他透过飞扬的尘土，频频回望那一堆一堆衣衫褴褛、因再也搜不出什么油水而被拒之城外的老百姓。料峭的寒风中，他们正蜷在城墙脚下瑟缩发抖，何时放行还不好说。
踏进京城的那一刻，“天下无道也久矣”的悲愤，充斥着四川士子李超琼的心，皇城的庄严肃穆感和进京赶考的激情已经冷却。
同治十三年（1874）的优贡生朝考六月二十六日在保和殿举行。各省优贡生可以参加，经过朝考后，按成绩直接任以知县或县教职。这一规定，到李超琼赴考时，已实施十二个年头了。
天不亮，各省士子就早早地等候在紫禁城外。午门巍峨耸立在夜幕之上，静悄悄的，没人敢说话。黎明时分，宫门打开，众士子从侧门鱼贯而入。经金水桥、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直到保和殿。一路上，很少有人敢抬头张望。
保和殿重檐歇山顶，上覆黄色琉璃瓦。殿堂空间开阔，宝座居中，上悬乾隆帝御笔“皇建有极”匾额。
点名、散卷、赞拜、行礼之后，发策题。策文不限长短，起收及中间的书写均有一定格式及字数限制，书写必须用方正、光圆、体大的“馆阁体”。
殿试仅一天。日暮时分，太监来掌灯了。李超琼最后验看了一遍试卷，起身交卷。当他退出保和殿时，整个紫禁城都已在夜色笼罩之下。
步入金銮大殿，在天子的亲自监考下，当场作文应试，是李超琼平生第一次。五十岁那年，他在一首诗中回顾了当年参加保和殿朝考见到皇帝的情景：
草茅何幸入瞻天，御笔亲除博士员。云里龙颜疑禹瘠，雪中鹤语怅尧年。
怎么读，都让人感觉想象的成分大于现实描述。
当然，在殿内吃到由皇帝出资提供的两顿饭食，倒很可能是李超琼平生第一次直接地领受皇恩。一顿是早餐，四个馒头一碗汤；一顿是中餐，四张饼子两个梨，还带一巡茶。不管怎么说，这样的经历，合江东乡李氏家族的祖祖辈辈都不曾有过。但在李超琼心目中，金銮殿、紫禁城和永定门的门洞一样，都是黑黝黝的一片。
殿试的结果差强人意，李超琼列二等二十一名，奉旨“以教官用”。又去吏部注册候选，吏部的分配方案出来，李超琼的分配去向是四川南川县教谕。
好不容易离开大山，现在又要回到大山里去。这显然不是故乡亲人的愿望，也不是他自己的志向。他渴望飞得更高。于是，他选择了留京漂泊，在京都尽量再捱些时日，继续寻找机会。
在森严的科举制度下，“优贡”、“举人”和“进士”，都是不同“出身”的标志，终身不可移易，只有通过考试，才能使这些标志晋级。有人打过比方，在科举制度下，读书做官有“三重门”。乡试是一重门，通过者可以获得一张写着“举人”或“优贡”的门票，凭票可以进入官员候选人大厅。会试是一重门，通过它，就能得到一张“进士”门票，所有拿到这张门票的人一般都能安排官职。殿试又是一重门，它再把所有的“进士”分出一、二、三等，分别发给或“进士及第”，或“进士出身”，或“同进士出身”的官场身份证，然后根据各自的成绩与表现，朝廷安排不同的官职。
他知道，自己虽以优贡身份参加了朝考，并且根据成绩可以获得八品官秩的县教谕，甚至七品知县资格，听候朝廷选用。但只有跨进“进士”门槛，获得“进士出身”，才算“金榜题名”，才是读书人追求的最大体面。
下一年（1875），光绪开元，万象更新。按惯例，新皇帝登基一般都会特别开恩，为天下士子增加一次额外的入仕机会。于是，这一年朝廷增开一届“乡试恩科”。
在明清科举考试体系中，绝大多数文官仕途的第一步，都是从乡试中举开始的。不管日后如何出将入相，位极人臣，这第一步总是有着特殊的意义。
明清两朝都有士子只能在本省参加乡试的严格限定。如果隐瞒籍贯去它省参加乡试，就是“冒籍”。一旦被查出，就会受重罚。但只有国子监贡生是例外。国子监设在京师，非京籍的各省贡生都可以以“国子监贡生”的身份，去应京师所在地顺天府的乡试。
顺天府是一个特殊的行政建置。清代地方行政分省、府、县三级。乡试为省级科举考试。顺天府在级别上高于府，而略低于省，但顺天府尹可以像地方督抚一样，有权直接向皇帝奏事。顺天府乡试可以接受来自各省的贡生参加，实际就是面向全国的省级科举考试。规格也特别高，它的主考官必须由进士出身的一品二品大员担任。能够出任一届顺天府主考，就是文官毕生莫大的荣耀。
乡试合格叫“中式”，“中式”后才可以体面地走进候选官员序列。康熙二十九年（1690）规定，江南、浙江两省的中式比例是六十比一。乾隆九年，又按大中小省确定中式比例，大省为八十比一；中省为六十比一；小省为五十比一。大学问家、大诗人沈德潜康熙三十三年（1694）得中秀才，经历过十一次乡试失败，直到乾隆元年（1736）才中式而成举人，此时，其人已经六十七岁。
在顺天府贡院的考棚里，考房局促如鸽笼，房前无门，内设茅坑，都跟四川成都的贡院差不多。所不同的是，入场要搜检，抄身不算，还要脱鞋脱袜。唱名之外，还要测试口音，防人冒籍。夜里睡觉，称为“归号”，要求做到“孔孔伸头，房房露脚”，否则，哪怕是半夜三更也会引来官呵吏骂。当时京都市面上有部小说《儿女英雄传》到处流行，书中感叹顺天府贡院：“假如不是这块地方出产举人、进士这两桩宝货，大约天下读书人哪个也不肯无端的万水千山来尝恁般滋味！”
在顺天府贡院，李超琼经历了自己人生的第四次乡试。
他从偏远的山村走出来，万水千山到了京都皇城，视野大了，识见多了，想法也就不再单纯，对时局、对国是、对亲身遭遇或听闻的世间不平之事，有太多的话要说，难免会在试卷上有所流露，这一切又难免会使他的考试风险陡增。
从贡院考完出来，他就感觉不好。回到租住的四川会馆，厅堂里静悄悄的，几盆金黄的菊花正在绽放。打发出去探听发榜消息的童仆迟迟未回。偶尔听得一拨又一拨的人们闹哄哄地从街面上经过，他们敲着铜锣，举着报喜红纸，高声唱着喜庆的贺词。东邻西舍，那些有考生租住的屋子里，时时会有欢笑声和道谢声传出……但是，这些喧闹都不是为他而来的。如预感的那样，他的这次考试又失败了。
还好，为了给失意士子们以出头之日，朝廷规定，可以在落第的举人（或贡生）中挑选优秀者，由吏部直接授予官职，派往各地担任八品的学正或教喻，高的可以授七品的知县。这一政策安排，俗称“大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