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海潮
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初三日下午，一股强台风，裹挟着暴雨，在吴淞江入海口俗称“三角港”的喇叭形海湾登陆。从城隍祠祈晴返回衙署的新任南汇知县李超琼乘坐的轿子，差一点在狂风中被掀翻。
江、浙二水奔腾向东，在入海口汇流一处，形成一个锐角，称“南汇角”。现代考古发掘在南汇角发现过一条断断续续的地下砂带，沿砂带有大量的唐代器物分布。这说明，南汇角后面的那片濒海沧桑之地，也就是如今的上海浦东，一千多年以前就已经成陆。
雍正四年（1726），南汇设县。南汇县当时是江苏东部沿海距离海岸线最近的县邑，是江苏人向大海争夺生存空间的最前沿。它的首任知县叫钦琏。钦琏上任的第一要务，就是修筑沿海圩塘。他领导修筑的圩塘，全长一万五千三百二十丈，地方史志对此有浓墨重彩的记载。它的名称也有多个，“外捍海塘”、“小护塘”，叫得最响的是“钦公塘”。
事实上，在钦琏之前，南汇人已经有过无数次仅靠人的血肉之躯筑塘捍海的业绩。那条埋在浦东地下上千年的砂带，很可能就是筑于唐朝开元年间的一条古捍海塘的遗迹。有了钦公塘以后，它被改称为“内捍海塘”和“老护塘”。在条件简陋、技术落后的古代，每次筑塘捍海，其实都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宏伟大业，只是难见记载而已。
南汇是冲积平原，都是泥质软沙。海塘累筑不易，筑成了也难挡大潮。即使是宽座高墙，也往往不堪一击。千百年来，当地人都是在这种沿海土塘的屡筑屡毁、屡毁屡筑中生存下来的。钦琏时代的筑塘技术有所突破，当时人们采用了新的工具——一种可以由多人合力向上抛起的巨大石硪。石硪落下的冲击加大了夯土的力度，可以大大增强圩塘的坚固性。尽管如此，钦公塘也只挺立了一百多年。
光绪十年（1884），又有一个县令挺身而出，在钦公塘以外，再筑新塘，他叫王椿荫。王椿荫筑塘，从南汇角的泥城一直筑到川沙界，全长一万一千三百八十八丈，人称“王公塘”。李超琼到任时，王公塘也已经屡坏屡修，垂垂老矣。
圩塘的功效，一是抵御海潮冲力对人畜生命的危害，二是把海水带来的盐碱挡在塘外，以保护塘内的农田。沿海冲积平原每年都在向东延展，人们就一次一次在老圩塘之外再筑圩塘，客观上又是在一次一次地向外“圈地”。被圩塘圈进的土地都是几十年内无法耕作的不毛之地，明朝时大多被用作盐场。清朝时，人们发现，重盐重碱之地可以通过“养”而使之逐步变成农田。这个过程至少要二十年，先要逐步退去土中卤碱，慢慢让新土地变成只长芦草的“荡溇田”，再变成勉强可以种木棉的“脊薄田”、“次田”、“准熟田”。而成为可耕作的“熟田”，还需要更久的时日。新土地由生变熟，就靠一代又一代人的血汗。他们是谁？是一批又一批在浦东本无立锥之地的新的外来移民。
俗谚有云：“海潮风，年年大，只怕秋风交白露。”李超琼上任的那个夏秋之交，南汇县淫雨连绵，田里木棉的花铃已经“悉为所伤”。
南汇县城离海仅只三十里。那年，自八月初一日起，城隍祠里，祈晴仪式天天都在举行，羽士咸集，涌经之声不绝。城里所有的屠宰之事已经一概禁止。这一切，只是为了向老天祈求个晴天。至于可能来袭的海潮灾难，那是“沧桑大数”，非人力所为，所以人们连想都没去想。
八月初三入夜，风雨尤岌岌，若有墙倾屋倒之势。
南汇县衙署长年失修。因为地势低矮，官舍里布满绿苔。新知县李超琼在卧室一角蜷伏瑟缩，竟夕未能交睫。
二更后，大雨飘袭不止，风力如千军万马搏战空际，又如狂涛巨浪卷地而来，直从屋面飞过，澎湃撞击，令人心胆俱碎。树叶飞落如密点，杈桠亦多催折。器物碎裂声、门窗开合声，四面震动，终夕不稍停息。
次日黎明，雨又大作。作为县令，李超琼天不亮就冒雨出南门，他必须去祷告神灵。先祭龙神祠，再拜城隍祠。他乘坐的轿子几度为大风所颠扑。返回衙署，天也亮了，他看见县衙上房的北墙，已在昨夜风雨中倾塌将半。
这时，才听得有人来报：“三团四团地方昨夜更深，风狂雨骤，海潮上荡。老塘之外、新塘之内，棚居沙民一时走避不及，被淹毙至二百数十人之多。”
隔日，邻近川沙的七团又传来消息，初三海潮袭来时，因川沙塘被冲决，水势奔灌，七团“淹毙人口约将近百。其逃出者亦多失所”。
“团”，是明朝盐场留下的老名词。当时盐民以“灶”为单位聚集在一起煮海取盐，官方为便于管理和收税，把若干个灶编成一个“团”。后来，盐民因水淡、产量不高，而放弃了煮盐，改为割苇、种棉或其他营生，但“团”作为区划的地名仍被沿用下来，成为南汇沿海外塘以内、内塘以外的荡溇和脊薄之地的地名。
南汇沿海从南往北数，有大团、二团……，按序数到最北，与川沙厅比邻的是七团。其中，只是三团另有别称，因为与南汇县城厢所在地的“城西乡”位置相对，它才跟着城西乡，被叫成了
“城东乡”。昨夜，海潮呼啸着越过王公塘，吞噬东城乡的汹涌澎湃之声，在县衙里听起来惊心动魄。
“沙民”，是指在我国东南各省沿海冲积平原的沙田上耕作的民丁。海潮退去后露出的沙土，含卤渗碱，经过改造而成的瘠薄次田，就是沙田。耕作其上的多为逃荒过来的外来移民。他们生存条件极差，居所就是在田沟路边用竹木芦席搭建而成的“滚地龙”。他们人数众多，因为游离在赋税和户籍管理的边缘，数量很难确定。突如其来的海潮冲上陆地，然后迅速退去。这一冲一退之间，沙民就像蝼蚁一般被裹挟而去。在南汇角，退走的海潮分两派散开，一派向南涌入钱塘江，一派向北汇进扬子江。所以，海潮过后沙民“淹毙之数”的统计，只是当天能够收集到的尸体的数量，实际数字要大得多。
海潮溢塘时，究竟有多少沙民在睡梦中葬身海底，其实永远不可能会有确数。
李超琼来到靠近王公塘的三团大港口勘视灾情。那里离县城十八里，原本有沙民四五十家，他们依塘建屋，自成小聚落。所谓的“屋”，大多是草席芦棚，难得有一两间瓦屋。但在八月初三夜里，海水突然溢过圩塘压顶而下，那些芦棚，立时顷圮飘散，死者狼藉，浮尸随波漂流；生者哭逃，老老少少像蝼蚁一般，爬到在海潮一波一波猛烈撞击下的一线危堤之上挣扎求生。
李超琼驾船赶到时，亲眼目睹了灾后的悲惨场景。圩塘破损，沙民聚落“惟瓦屋尚存，而墙壁亦颓败不堪”；浩浩黄流中，浮尸“在在有之”，“男女长劬不一”，“其形皆胖胀渍变，惨不可言。”小船还未及抵岸，李超琼已经触目坠泪，“悲哽不能出声”。
他知道，当务之急是两件事：“为死者急棺殓掩埋”，“为生者谋栖息赡给”。前者请三团乡董陈望三、七团乡董周国平负责，后者请四团乡董王锦堂、方伯周负责。采购棺木和安置灾民，这两件要务都是要钱的，而李超琼一时“支拙”，根本拿不出钱来。他在无锡和吴县任上，都曾留下过严重的财政亏累，连向钱庄借贷也没有可能。但是他自有办法。
在忙得“几无寸暇”的情况下，李超琼没有忘记利用电报向外界报送消息。除了每天向松江府、上海道、江苏巡抚衙门发送公文，他也向上海的新闻报馆发文叙述南汇灾情。上海的《中外日报》，很可能是最早向公众报道南汇海潮灾难的媒体。它的前身，就是因提倡变法而风行全国的《时务报》。九年前，《时务报》刚刚创办时，李超琼曾以私人身份为它在苏州做过代销。
《中外日报》的报道，很可能出自李超琼的手笔：“南汇来函：初三日晚，飓风挟潮，南邑海溢，漫过圩塘，并有数处冲成缺口。自沙岭以东，水高二三丈。如是者，二团至七团，南北四十里，东西阔者十四五里，最狭处四五里，漂没沙民无数。间有踞屋顶、抱门板，漂至沙岭得生者，亦嗷嗷待哺，朝不保暮。”南汇“死千余人，庐舍、牧畜、浮厝，漂没无数。”“现在死者暴露，棺殓不验，且将飘泊入海，尸骸无著。而生还者亦庐舍荡然，风餐露宿，沉灶产蛙，炊烟俱断。深恐不日亦将就毙。如此奇灾，近百年来所未有。”
对八月初三南汇海潮灾难，李超琼还有自己独特的报道。那是两首乐府诗，都是根据亲眼所见的写实。
其一是《灾后书事》：
秋仲魄哉生，风雨亦可恶。龙吟破长空，鼇动震广莫。午夜天艳如，仿佛哭声作。惨栗不能寐，疑虑数惊愕。唯时东海上，蛟龙放肆虐。黑浪翻空来，一扫万家落。顿令膏沃产，悉被阳侯掠。哀哀沙畔氓，不论强与弱。命尽梦未醒，水急路难索。上树忽覆巢，踞瓦惊解箨。盘涡一旋起，残喘又飘泊。呼号气早喑，力敢鼋鼇搏。圩塘迳百里，齧溃等刓削。保障既不存，吾民复焉托。圩西哭且逃，揭厉不遑顾。圩东哭不闻，欲逃亦无路。人言崇沙民，结茅濒海住。地思与水争，比户皆亲故。呼啸带刀耘，犷比兽易怒。一宵葬鱼腹，骨肉难重遇。悬知入溟渤，骸骼正无数。可怜圩旁室，椽桷皆倾仆。死者皆狼藉，生者方暴露。危堤一线间，老稚争蚁附。爷娘犹串呼，子女偶惊晤。鬼影晓憧憧，恍惚见沿溯。胡然没雾中，迄未临津渡。魂魄隐余悲，冤苦向谁诉？……
其一是《狗背儿》：
狗背儿，水中惨死吁可悲。面目腐变肢无皮，束缚坚牢深入肌。谁家稚女不可知，其情不难臆揣之。深夜水大至，举家逃死无津涯。哀此无辜未五尺，居平黄犬常倒骑。仓皇忍惨痛，故故如儿嬉。冀儿躯轻犬善没，奋跃可出南沙湄。岂意黑蛟白鼋毒噬恶，狗终毙命犹负尸。徒令见者骇叹，闻者涕洟。不须追咨若爷若嬢太左计，试念抱儿牵犬心摧泪坠时。［1］
初六下午，李超琼巡乡回城，迎面遇到两条大船。每条船上都载有十几口棺木。一问得知，这是大团乡绅王裕洲自发采购来的棺材。因为是紧急临时向各店铺或私家采购的，其中不乏料大而且做工精美之器。李超琼感叹：“人之好善，谁不如我！欲为水死之民稽首声谢也！”所谓“稽首”，是传统“九拜”中最隆重的跪拜礼。
初八，江苏巡抚陆元鼎回电。电文指示：“亟为棺殓收恤，无使一夫失所”。同时，也明确：“款由省拨”。藩台衙门拨付五千两银子，也随即到位。
陆元鼎，长期在江苏为官，曾经做过管财政的藩台，多次因为公务与李超琼有过磨擦。今天这个官居高位的“老冤家”，面临大灾，“痛众之切”，拿出这样异乎寻常的姿态，这使李超琼倍受鼓舞。他马上部署衙署里的大小胥役，一部分去各团开设粥厂，“以食饿者”；一部分四处采购芦席，分运各团灾民安置点支搭芦棚，“以便栖息”。
乡董王锦堂、方伯周、周国平都是当地富户，每家都收容灾民数十人，还发动其他有条件的人家腾地让房，分头安置。两三天以后，当各团临时安置点因缺粮纷纷告急时，新场镇富户夏梅舫募捐的五十石大米及时运到。接着，著名慈善家施则敬［2］从上海募集到的两千两银子的义赈款和来自各方的多宗私人捐出的小额赈款和米面实物也都先后到位。
到八月底，灾民都得到了起码的临时安置；官赈、义赈的钱粮已经发放多次，水上浮尸也都收恤入殓，南汇县做到了巡抚陆元鼎要求的“无使一夫失所”。
耳顺之年
六十一岁那年，李超琼有过一首自题影相的七律：
肝肺槎枒入梦惊，自伤愧悔送平生。三年技就朱泙曼，一往途穷阮步兵。频涉忧危人事苦，终安义命道心清。华冠盛服中无有，賸见须髯雪样明。［1］
意思是，照片上的那个我明显老了。官场上那套复杂而无益的所谓“屠龙之术”，没什么可稀罕的；可贵的是喜怒不行于色，在缄默和隐忍中，始终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和强烈的道义之心。照片里的那个自我，华冠盛服只是表象。倒是颌下这把胡须，像映衬着阳光的白雪一样明亮抢眼。
从南汇海潮开始，李超琼向来的那种严厉、顶真、执着的形象，似乎有了些许变化。
八月初三，筑于光绪十年（1884）的王公塘被海潮严重冲毁，南汇县失去了屏障。修补海塘成了南汇县的第一要务。在李超琼的动员下，成千上万灾民刚刚收拾好亲人的尸体，就拿起扁担和铲锹上了补塘工地。但十天以后，情况起了变化，补塘工地突然人心溃散，正在挑土、打夯的民工成批成批地丢下工具，撤下塘去，争先恐后地奔回到各人自家半淹在水中的田里去采摘棉花。原本来热火朝天的工地一下子冷却下来。
原来，随着海水逐渐退去，浸泡在水中的木棉露出了水面。南汇农作物的比例一向是“棉七稻三”，木棉是最主要的生活来源。就那些在王公塘以东大片盐碱地上讨生活的沙民而言，棉花差不多就是他们整年劳作的全部收获。受灾前，大多棉铃已经绽放，有的已经开始吐絮。浸水受潮固然是重大损失，但花铃还在，只要采摘下来，晒上几个太阳，多少还能挽回些损失。于是，民工队伍瞬间溃散，拦不住，也唤不回。筑塘工程拖拖拉拉，个别塘段拖到十月份才完成。
工程拖延，令出不行，似乎有损于刚到任新官的脸面。但李超琼却并不见怪，还替民工开脱：“灾民亦幸水退可以薄收，各事所事，遂不能踊跃赴工。亦可原也。”
这件事，被一些同僚以为是李超琼进入耳顺之年的标志。宽容冲淡，诸事将就，得过且过，耳顺之人莫过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