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好像是曾文正公说过的话。他也没有去查出处，就匆匆在日记里记下了大意，觉得曾文正此话，正像是为他今天获得这份荣耀而说的，他感动地想：“余何德于民而获此，真惶愧无地已。”［注］
［注］本节未加注释或说明的情节和引文均出自《李超琼日记（元和—阳湖—元和）》，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异物初惊
李超琼最初接触现代文明，可能是同治十三年（1874）的初春。那年，他顺江东下，而后北上，参加在京都保和殿举行的朝考。在汉口，他下得那条从家乡一路历尽艰险，把他送出重重峡口的木质平底沙船，登上了上海旗昌洋行的一条靠火力驱动的货运轮船。火轮一日一夜能行千里的强劲速度，以及船上的旋转铁梯、圆形弦窗、机器轰鸣和汽笛尖叫，都使他目不暇接，激动万分。用当时他写下的诗句表达，就是：“盘旋人似入螺舟，异物初惊与目谋”。［1］
在这次航行的终点，上海外滩沿江而立的各色西洋建筑也使他大开眼界。
光绪九年（1883），他考中举人，分发江苏，离开辽东，经上海到苏州府报到时，又有惊奇的发现，在十六铺到静安寺这一路，已经有了电灯。夜幕降临时，那条由电光交织而成的光带，说它灿如白昼，真的一点都不夸张。
世界的变化日新月异。己丑年（1889），李超琼刚到元和任职就碰上了罕见的涝灾，将熟未熟的稻子全都浸泡在水里。庚寅年（1890）开得春来，老百姓就断了粮。元和县赋税太重，“供张”过繁，财政严重亏空，购买赈济粮的钱都拿不出。李超琼想起了一位有钱的同乡陈紫均，决定开口向陈求借三千两银子“以济急用”。事情十万火急，山高水远，用快马递送到成都，没有十天半月哪里办得到！
这时，有位账房提醒，现在有了“电线寄信”一说，不妨一试。于是，李超琼用电报发去九个字“匄三千金（指银两）以济急用也”。钱很快汇到，解了燃眉之急。两年后，陈紫钧的“索逋”信，也是“电线寄来”的。当时，李超琼仍处在财政困境中，收到电报惊出一身汗来，只好回电：“惭汗而已，实无以应”。不管是喜是忧，电报这一利器，都让李超琼领教了现代通讯的便利。
光绪十七年（1891），李超琼在元和县衙署接见了一个俄罗斯小青年。语言不通，临时去弄来一个据说会讲夷话的蒋姓宁波人，做“通事（翻译）”。蒋通事是会说夷话，但此夷非彼夷，不会说俄国话。后来还是靠在纸涂画，弄懂了大概。这俄国人好像是来“乞助”的，李超琼给了他十块银元；作为报答，俄国人“以石印四洲图一幅留此而去”。琢磨琢磨，又像是做了个交易。不管怎样，李超琼第一次见到了世界地图。
十八年（1892），李超琼一口气读完薛福成出使英国、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的日记《出使四国日记》。薛福成，字叔耘，号庸庵。无锡宾雁里人。前后在曾国藩幕府和李鸿章幕府效力多年，关心洋务，主张变法。在湖南按察使任上，被改派为出使英、法、意、比大臣。驻节欧洲期间，薛福成详细地考察了欧洲的政治、军事、教育、法律、财经等制度，将所闻所思详尽写成日记，后据以编成《出使四国日记》六卷。一个中国士人，到了那种国度，究竟会有些什么感受，是李超琼最想知道的。薛福成可能恰恰写得不充分，所以他抱怨薛氏日记“多杂抄，而少体验”。
这一时期，李超琼还读过宋育仁所著《泰西各国采风记》。宋育仁，字芸子，四川富顺人，光绪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二十年（1894）以公使参赞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在任期间，着意考察西方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积极策划维新大计。回国后，参加“强学会”，被誉为四川历史上“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重庆维新运动倡导者。李超琼对《泰西各国采风记》的评价是：“其识议其可敬服者也。”
那一年，李超琼在苏州城里元和辖区的木杏桥北的一座洋房里，拜访了一个叫李佳白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李佳白［2］是来华的美国传教士，毕业于汉密尔顿学院和纽约协和神学院。在李超琼看来，这是一位“美之纽约省举人”。此公“来中国十年，向居山东济南”，着华服，用发辫，“衣服语言皆习我中土者，文字似亦觕娴”。与之交谈，又觉得他“尚明白事理。谓虽习耶稣教，然所敬者君子，所避者小人。不以其教而异之”，“语亦与吾中土但分良莠、不分民教之意合”。见面当天，李佳白“将赴沪回国”，所以，李超琼只是“小坐而别”。但他认定，这个夷人可以交往。
李佳白对于中外语言交流的一些见解，令李超琼印象深刻。李佳白说：“外洋人之来中华，习语言易通，文字则难。中华人则通外洋语言难，而习其文字为易。”这是为什么呢？李佳白告诉他：这是因为西人文字是以二十六个字母组合而成的拼音文字，二十六个字母容易辨识，拼读出来，就能理解意思。
光绪二十二年（1896），李超琼索性延请了一位“熟于英国文字”的张瑞泉先生，来家里专教儿辈英国语言文字，每天下午两点上课，五点才下课。那年年底，老友高楷来信说出了一个想法：“欲令儿辈为日本之游，以资阅历。”李超琼觉得此“亦一道也”，颇以为然。光绪三十一年（1905），他把时年仅十六岁的四子李侃，送去日本留学。
李超琼爱好金石、书法艺术和传统绘画艺术，并有较高的鉴赏能力，收藏家李鸿裔和画家吴昌硕都是与他过从甚密、交往很深的朋友。但是，这一点丝毫都不影响他对西洋造型艺术的喜爱。光绪十八年（1892）六月，他把一位叫海筹的广东小伙子请进元和衙署，让他为自己的母亲“画行乐小照”。行乐小照，应该是一种有情景有情节的人物肖像画。西洋油画在趣味情调、色彩运用、形体把握、透视规则等方面，与中国传统绘画的隔阂巨大，但李超琼不但感兴趣，而且很能欣赏，他称赞海筹的画“神色殊肖”，“其技难能可贵也”。
九月，广东画家海筹再次被请进元和衙署，为李超琼本人画肖像。李超琼坐在紫藤花荫下，摆好姿势，听由海筹在画布上涂抹颜料。秋日的阳光从花叶中洒下来，砖砌上还摆放着几盆盛开的菊花。画家和模特的合作，直到日头西斜才告段落。这应当是一幅色彩非常丰富的作品，可惜，这次小伙子可能太过追求光和色的效果，忽略了人物形象的逼真性。“然未肖已”，李超琼有点遗憾，但始终宽容以待。
这一年，离中国现代油画的先驱者刘海粟出生还有四年。
在天生好奇心的驱使下，饱受儒学教育的李超琼，面对扑面而来的现代文明，似乎从不抗拒也从不怯场。只是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一个意外的小遭遇，使他蒙受了考验。
那天是西历1897年的元旦，李超琼作为地方主官，想到应该对长期在元和工作并作出卓越贡献的外国专家表示一点贺岁之意。于是，他绕道天赐庄，走进了美国医生柏乐文的家。算起来，柏乐文来苏州已经十四年了。他在苏州不但行医，还开办了家“博习书院”，用西洋方式培养医生。
李超琼没有想到的是，当他走进客厅，劈面就看到屋子里摆放着一具赤裸的人体蜡像。那蜡像，不仅赤身裸体，皮肉与筋络“皆可揭视”，而且，它的腹腔是敞开的，腹中器官“无一不具，亦无一不肖”。
这是心脏这是肝脏，这是脾这是肺，这是大肠和小肠，这是膀胱……柏乐文向客人“历历指道之”。虽然明知道柏乐文是个西洋医生，他讲解的都不过是“学医者之当知者”，但是，听着听着，李超琼心跳加快，面红耳赤，只好借口有事，匆促离去。
出门以后，他又觉得有些不安。明明是来向人家祝贺新年的，道贺的话都没说上一句，就匆促离去，实在不合礼数。因为走得急，对客厅里那座裸体人像，“尚未审谛”，更使他感到惋惜。
过了几个月，下一年开春，李超琼终于鼓起勇气，以“乞其治右肘之瘤”为理由，再次走进了柏乐文的寓所。
李超琼身体上的疾患有多种，唯独拿这一从来没有影响过他生活的“右肘之瘤”去请教柏乐文，其中当然含有初试之意。但实际上，他终其一生都没有向柏乐文这位医生老朋友真正求过医，这也说明，在李超琼的内心深处，西医只能治标，中医才能治本的意识还有些根深蒂固。但这点埋在意识深处的怀疑，并不能阻挡他的好奇心。这次，他在柏乐文的客厅里，有事没事地磨蹭了很久，正眼斜眼地把蜡像审视了个够，然后才满意而归。
他和柏乐文的友谊不断发展。那年七月，在一个巡抚和藩、臬两司等高级官员都在场的公共场合，美国医生柏乐文带来一台称重器，向大家展示其功用。李超琼在众官目睹之下，坦然踩上去，让柏乐文为自己称重。称出的结果是“一百三十六磅”。“磅”，是英制的重量单位，“合中土之斤十二两也”，通过换算，李超琼第一次知道了自己身体的确切重量。
那年八月，李超琼的母亲严重便秘，按照中医的处方，服用猪胆汁。折腾多次，痛苦不堪。不得已才去求教柏乐文。最后，是借来洋人的“秽器”，在服下猪胆汁的基础上，在加施西医的“外导法”，才解决问题的。药物是传统的，器械是西洋的，也算中西医结合之一例。
转眼八年过去，他又在柏乐文那里获得了一次真正惊心动魄的体验——见识了神奇无比的爱克斯光。
那天是光绪三十年（1904）二月十六日，江苏巡抚在饮马桥关帝庙主持春祭。时任吴县知县的李超琼约了新到任的苏州知府许子原［3］一起提前离开了活动现场，赶去天赐庄博习医院，柏乐文约他们参观一台新近托人从美国带过来的“电光镜”。
这台电光镜似乎是有个什么西洋名称的，李超琼是当场问过的，但记不住。只当那是个洋人用来“聊塞问者之语”的别称。
那台电光镜被置于墙壁之外。加注些洋油，就开始“翕张上下”地运动。在室内，摆着一个立柜，“四面皆玻璃嵌之”；“内置圆质玻璃，径三尺许，共十二枚，而两两相配”。
随着机器发动，圆轮就飞转起来，发出很尖利的声音。通过磨擦，生出电来。电在铜柱和铜链间相互递送。当竖在外面的铜栏的两端接近时，就会产生爆裂声，光电激射，使火星喷薄。（“机动，则圆轮如飞，其声甚厉。电即磨砺而出。由铜柱铜链互递发，于外竖之铜栏两端近之，即爆裂有声，光激射若火星之喷薄焉。”）
演示者柏乐文举起一个玻璃圆球，苏州知府和吴县知县就看见电光渐渐反射到了玻璃球中。（“又竖玻璃圆球于上，渐见电光溢其中。”）
于是，柏乐文叫人关闭门窗，使房间变成暗室。他伸出手掌，对着被举着的玻璃球，请来做客的知府大人和知县大人用一个类似在街市上见得到的西洋镜对着玻璃球看过去。李超琼和许子原看得分明，柏乐文手掌中的四根骨头清晰显现。当演示者再把手臂伸上去，肘部的两根骨头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此时，知府和知县视力所见，就仿佛演示者的手掌如玻璃，衣袖如水晶，完全没了遮挡阻隔。（“遂闭门窗为暗室。初以手掌对竖球前，就一镜窥之，镜如市中看西洋镜者，则掌中之骨四根毕现。再引而上，则肘中之两骨亦朗朗毕呈。先觉掌如琉璃，继则衣袖亦如水晶，毫无遮碍。”）
柏乐文又叫人拿出两块木板加以遮挡，他的手骨和臂骨，仍旧清晰可见，仿佛木板根本不存在。只是当换一块银元来遮挡时，圆形的银元轮廓，才挡去了部分视线。
在场的许子原拿出自己的搭连袋来做试验。结果，只看到袋中的鼻烟壶，而衣袖、木板，以及布袋都空空不见一物。这真是奇怪了！（“柏又以两木板障之，亦洞澈如未尝有也。惟以一洋蚨夹于内，则见为圆质。太守以搭连袋试之，则惟见袋中之鼻烟壶，而衣袖、木板及袋则皆若空洞无物焉。”）
然后，柏乐文搬来一张小凳。他提议，请哪位大人且往凳子上站一站。李超琼毫不犹豫地走上前去，站上了小凳。许子原在下面惊得目瞪口呆，他竟看见了他的同僚的五脏六腑！
两人再换个位，许子原站到了小凳上。当西洋镜照到他胸前时，虽然冬春之交，身上裘服数重，李超琼还是清晰地看见了他的上司的肝脏和心脏。那颗心脏正在有节奏地跳动。（“后嘱余辈互登一木凳，以镜窥胸前，虽裘服数重，直见脏腑，虽未了了，而心肝毕露，且见跳跃之影。” ）
这次意外的亲眼所见的“肝胆相照”，对李超琼和许子原都是一次从未有过、也闻所未闻的人生体验。
柏乐文的演示还没有完。他请两位大人注意：凳子是木质的，不会导电；而玻璃也是绝缘的，也可以挡住电流。如果换成其他物质，电力就会“外溢”。
他请李超琼再次站上木凳，使他身上贯通电流，处于带电状态。然后，把铜器的一端，移到离他身体几分远的地方。瞬间，就有火花爆发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