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春夏，我们还到平遥县的香乐村搞了一段“四清”复查。这是一个很大的村子，工作却十分落后。香乐是著名歌唱家郭兰英的家乡，大队喇叭里经常播放郭兰英唱的歌曲。最有趣的是播放《小二黑结婚》中小芹唱到“清凌凌的水”时，许是唱片太老了，便一直“水”啊“水”啊“水”啊地唱个不停，引得人们发笑。
全省农村的“四清”，1965年全面展开。省文联的大部人员都下乡参加“四清”，马烽带一队人马到原平县的施家野村，西戎带一队人马到曲沃县的白店村。我随西戎来到白店村。这次省委赴曲沃的“四清”工作团分三个工作队：省委组织部队进驻南西庄村，省妇联队在郭马大队和在白店村的省文联队。队长西戎还兼工作团的副团长，副队长是程曼、王世荣、陈志铭。我是工作队的团支部书记，兼工作团的团委委员，后被提为工作队的副队长（被提为副队长的还有赵士元同志）。队员有文联的陈令霏、曾长青、郭奎兰和孙良等，另外还有曲沃县的几名干部以及从农村借调出来的几位同志。
白店是个大村子，共分九个生产小队。这儿属晋南平原，生活自然比离石强多了。这个村还有个独特现象，有十多位北京来的插队青年，个别同学还兼任了生产小队的政治队长。其中有个女同学叫李志农，是个瘸腿，也被插了队，却事事都要争先，做出一心要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样子。
白店大队的“四清”从1965年9月初开始，到1966年夏“文革”开始后结束。
“四清”的具体过程，不再详述了；对“四清”的评价，也不是我所能做的。两年多的农村工作经历，对主观上愿意到农村经受锻炼的我来说，应该说还是很有益处的。我虽然出身农村，但并没有农村工作的经历。两年多中，真正和群众做到了同吃、同住、同劳动。和农民群众的感情更加深厚、融洽了。自己出生在较富裕的晋南农村，在生活特别艰苦的晋西离石县，我十分愿意和农民一个锅中吃饭，体验农民群众的艰苦生活，一点也没有被动的感觉。如何和农民群众谈心做朋友，怎样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分到生产小队，独当一面开展工作，都使我受到了很好的锻炼和提高。记得在白店时，一个生产小队的工作打不开局面，包队的同志还邀我去帮助开展工作。在后东旺坪一年多的“四清”中，我每天都记日记，用群众的原话叙述事情，记录农村发生的有趣的事，对于农民的心理活动和语言习惯，有了更深的体会，对我后来的写作都起了潜移默化（不是立竿见影）的好作用。
在白店搞第二期“四清”中间，我于1966年3月26日经工作队党支部研究通过，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事后我得知，在“四清”工作队党支部发展党员，必须征求原工作单位党支部意见。《火花》编辑部党小组，省文联机关党支部，于1965年12月22日即通过了我加入党的决定，并以文字形式通知了工作队党支部，只是由于“四清”工作繁忙，到1966年3月才召开了党支部会议。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是我多年的夙愿。我是从1960年到省文联工作至1966年间唯一被吸收入党的人。
“文革”中的省文联
在白店搞“四清”的后期，1966年夏，“文革”已在全国展开。由于1962年8月中国作协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会”，被打成提倡“写中间人物论”的“大连黑会”，参加会议的赵树理、西戎、李束为成为山西省最早点名为“推行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黑帮分子”。我们在白店时，即已听说省文联机关内贴了西戎的许多大字报，“四清”以来一直保持工作热情的西戎，尽管力图做出一如平常的样子，我已经看出西戎有满腹心事。回到机关，墙上，地上，铺天盖地贴满了革命群众的大字报。《火花》杂志也因故停刊。不久，省文联第一个群众组织——红色造反队（以下简称“红造”）成立了，以美协的同志为主，但头头是《火花》编辑部两名党员和美协的一名非党同志。后来出现了“东方红”和“风雷激”（两个名字一套人马）的群众组织，我为该组织的一名普通成员，但很快被红色造反队打成“保皇”组织消失了。以后又出现了革命造反队（以下简称“革造”）。我和赵士元等成了什么组织也没有参加的逍遥派。后经老干部聂云挺动员，参加了红色造反队。“红造”和“革造”是省文联贯彻始终的两个群众组织。
“文革”起初，省文联重点揭批的是赵树理、李束为、西戎和袁毓民四人，前三人是因参加所谓“大连黑会”被点了名。袁毓民原是《大公报》主编，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在省文联摘帽后写了许多杂文，被认为是“借古喻今”的大毒草。运动由文联党组成员马烽、苏光负责领导。1966年5月20日至7月10日，马烽、苏光到北京参加华北局扩大会议，机关的“文革”由郝汀暂时负责。马烽、苏光回机关后，召开了党组扩大会，8月23日正式选举产生了“文革”领导小组，马烽和苏光为正副组长，实际上还是以党组来领导运动的。
省文联最早召开的批斗所谓“文艺黑帮分子”的大会，是批斗李束为、西戎二人（赵树理因在晋城下乡，还未回省文联）。李、西二人被戴上了高高的纸帽子，脖子上挂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大牌子。我站在群众队伍中，对如此喊声震天的批斗会，甚是震惊：两位从边区走过来的革命作家，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将来要搞成什么样子，感到一片迷茫。
随着运动的深入，打击面越来越宽，所有的当权派都成了斗争对象。领导运动的马烽、苏光被说成阻碍运动的“马苏联盟”，和李束为、西戎、孙谦、王玉堂、赵树理、郝汀等一同成了黑帮，住进了“牛棚”。每天被监督劳动，打扫卫生，清理厕所，冬天烧锅炉，不断地被批斗，写交代材料……
后来，社会上的造反组织冲进文联，初期记得有山西大学的“红色爆破手”，多是中文系的学生，搞资产阶级文艺黑线批判，还比较文明；以后冲进文联的组织就多了起来，乱了起来。我们也搞不清叫什么组织，几多人马，他们夜出日伏，搞“打、砸、抢”，闹得人心惶惶。一天夜里，他们用脚踢我的房门，我一直不做声，他们以为无人走开了；敲我的同事赵士元的房门，赵为他们开了门，挨了一记耳光不说，还被抢走了不少的书籍。对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搜身，抄家，更是肆无忌惮。赵树理办公室的牛皮沙发被割去了许多块，据说是可以做凉鞋；书也被扔得满地。还抢走了赵树理、王玉堂二人的手表，赵树理苦笑着对王玉堂说，我那表是块烂表，不值钱，你可是块金表啊。马烽家的齐白石的画，出国访问时外国朋友赠送的礼品，也被抢劫一空。
1967年5月下旬到6月上旬，我和王孔文到成都和重庆外调。在成都大街上看到一种很有趣的现象：两派用大喇叭现场辩论，街上挤满了听众，显然是两种观点的人都有，听到自己一派的巧妙对答便一片喊好声，听到对方理屈词穷时便嘘声一片。这种场面在太原是未从看到过的。在四川音乐学院附近，第一次看见两派武斗，这里是一派的前线指挥部，只见一卡车一卡车手持铁棍、头戴安全帽的人不断被送到前方去，也有送伤员的车返回来。我们离开太原时，山西还没有武斗现象，6月初返回太原时，省城已经乱成一片。可以肯定地说，太原市的武斗是从5月下旬开始的。在重庆外调时，我俩还趁便参观了位于歌乐山的白公馆和渣滓洞。由于我之前看过《红岩》，对烈士们在狱中的顽强斗争有了更亲切的感受；看到展馆中敌人殴打、折磨烈士的凶器，真是令人发指！我们又到红岩村参观了原中共重庆办事处，看到了毛主席赴重庆谈判时的住处和周恩来、邓颖超小而窄仄的卧室；对面山坡上即是国民党的监视哨，深感当时斗争的复杂与严峻。
当时太原的两派群众组织分别是：红联站、兵团为一方；红总站、决死纵队为一方。太原城武斗绵延不断，大街上经常看到满载手持铁棍、头戴安全帽的武斗人员的卡车驶过。我因为总是避开武斗场面，印象深的有这么两件事：1967年7月12日，一派群众组织（记不清是哪派了）开进了省委大院，黑压压地站了一大片，“打倒卫、王、王”口号喊声震天，查封了省委大楼，一个头头慷慨激昂地讲了通话，这就是后来被称为“7.12夺权”的斗争。另一件事是在五一广场迎接“芒果”的仪式，一派组织已站在了台下，另一派的队伍浩浩荡荡从迎泽街由西向东开过来；临近广场时，双方掷起了石块，挥舞起木棒。许是因迎接毛主席（还是江青？）赠给山西的芒果大会，算是没有真正打起来。那时候真是不能理解，一个大山药蛋似的芒果，怎能兴师动众数万人来庆祝，也不知道赠送芒果是什么意思。
不久，一支由铁×局工人组成的工宣队被派进驻省文联，搞斗、批、改。当时有一种很时髦的说法，说是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要掺进工人阶级的沙子。工宣队成员虽然都是些刚从农村出来不久的铁路工人，自然就成了可以领导运动的工人阶级了。他们一般都很忠诚老实，文化程度不高，不断组织机关群众斗争走资派的所谓“拼刺刀会”，读起文件来也很吃力，对文艺创作的一些术语弄不懂、说不来。这种形式的、机械地“掺沙子”做法，能取得什么样的“斗、批、改”成果，可想而知。不久也就不了了之。
回顾“文革”在省文联的过程，依现在的眼光审视省文联两派群众组织，很难说哪个是造反组织，哪个是保皇组织，不过是由于对当权派的看法不同，各有所攻，各有所保罢了：对所保者的问题尽量轻描淡写，对所攻者能上纲上线就上纲上线，这样，自然就不能正确对待当权者，表现出的不是党性而是派性了。但平心而论，省文联的两派群众组织，与社会上两大派组织相比，对立情绪远没有那么严重。这是因为：其一，两派组织初建时有过交锋，随着形势的恶化，社会上两大派组织陷入武斗，一些不同派别的人员冲进文联搞打砸抢，省文联两派组织较长时间处于停滞状态。这个时期社会上两大派各自搞的批斗赵树理、马烽等人的大会，不过是为了捞取所谓“革命”的本钱，均无省文联内部人员的参加；其二，省文联两派组织都没有与社会上两大派挂钩。两派人数都很稀少，社会上两大派也没有把省文联两派组织看在眼中，不屑和他们挂钩。两派交锋既少，更没有发生过武斗，对立情绪自然就很少。省文联的绝大多数群众，不过是被裹挟进运动中去的；自然，也有个别人“文革”前因受过领导批评，借机泄私愤、图报复，以致滋长了个人野心，但终因本身在创作上毫无建树，“文革”后黯然离开了文联。“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的一大灾难，对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给我们每个人留下了牢牢不可忘记的深刻教训。同志们有了这样的基本认识后，相互间的一些偏见和误会，“文革”中蛮当做一回事儿的问题，回过头来看，实在不值一提。就我个人的感觉，省文联原属两派的群众之间，并没有多大的隔阂。对省文联原领导层的人员，也还能理性对待。1971年我离开省城后，听说李束为患了癌症，我到太原去看望李束为先生，李热情地接待了我，还劝我写点中篇小说；记得谈话间，华而实夫妇也来看望李束为先生。听到陈志铭老伴李霞裳身患重病，我也到陈志铭家去看望。大家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事都能够正确理解，相互间的一些误会也都烟消云散，同志们相处如初。
赵树理在“文革”中
赵树理为能更好地深入生活，于1965年2月全家离开北京，迁往太原。当年3月，山西省委任命赵树理为晋城县县委副书记。“文革”开始时，赵树理于1966年7月17日与晋城县委其他常委一起，赴长治参加晋东南地委召开的会议，会上传达了华北局工作会议的精神，住在地委东招待所西六排。7月20日，出现了批判赵树理的长篇大字报。7月21日，又出了第二份大字报。《十里店》成为赵树理的主要罪状之一。赵树理说：“我是生于《万象楼》，死于《十里店》了。”有熟人碰见赵，问赵住在哪里。赵幽默地说：“住在交代所（即晋东南地区招待所）。”
8月8日，《山西日报》头版报道“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召开座谈会，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打倒周扬黑帮树立的‘标兵’赵树理”，在全省范围内开始了对赵的公开批判。
8月10日，晋城剧校的红卫兵揪斗赵树理，赵被戴上了高高的纸帽子，挂上了木牌子。红卫兵高喊：“打倒反革命分子赵树理！”赵树理说：“你们喊错一个字，我是干革命，不是反革命。”红卫兵又喊：“打倒反党分子赵树理！”赵又说：“你们又喊错了，我自己是共产党员，怎么还能反对自己的党呢？”红卫兵要他低头认罪，赵树理用劲把头一低，那顶尖尖的高帽子滚到了台下，会场引起一片哄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