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中文系的系主任是贺凯教授。教我们古典文学的是田润霖教授，个子不高，穿戴也不讲究，冬天棉裤总是塌拉着；教心理学的是辛治华教授，据说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身材魁梧，总是一身笔挺的西服，且不断变化颜色，打着领带，爱讲一句口头语：“老摇铃叫狗吃东西，老摇铃叫狗吃东西……”教古典文学的还有姚奠中教授，口齿流利，讲解透彻；教苏联文学的姚青苗教授，说话有点结，且不分标点符号。陈过讲师教文学概论，嗓子尖细，拉着腔调，听着便有点怪声怪气；马雍教授教语言学概论，粗短的个头，有些口吃；教现代文选的马作楫讲师，朴实和善，我作为现代文选的课代表，和马作楫先生接触较多。
上大学后，伙食有了很大的改善。中学时，每到开饭时间，我们都是排队从窗口打饭，主食、菜肴都很单调；上大学后，每桌八人，早上四个小菜，花卷、稀饭管饱；午饭和晚饭，均是四荤四素八菜一汤，馒头、大米，主食均不定量。对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学生来说，简直是过上了天堂般的生活。同桌有一位来自山区的同学，吃荤菜时总是两眼虎视眈眈，旁若无人，大快朵颐。同学们背后给他起了个外号“菜虎”……一些来自城市的女同学，馒头要剥了皮才吃，白生生的大米饭随便抛撒，我们很是看不惯。但好景不长，丰盛的饭食没有持续多长时间。1959年以后，主食便有了定量，且有了粗粮、细粮之分，粗粮60%，细粮40%，需用饭票买饭。
开学不久，大约是9月初，我就根据暑假听到的一件事构思一篇小说。那时自感在班内年幼稚嫩，怕写不成被人笑话，只是在晚自习时偷偷地写。好在大学不像中学那样每班都是固定的教室，晚自习主楼上几十个教室想去哪个教室都可以。我专门去同班同学少的教室，反正那些学数学、学化学的同学根本不会注意你在写什么。结尾“南瓜的故事”那一节，写得很顺利；前半部分则费了很大的力气，尤其是开头写了七八遍。一篇万把字的小说，拖拖拉拉写了无数个晚自习，直到12月16日方才写完。写成后却没了信心，便冒昧寄给了马烽、西戎二位作家。10月24日和12月12日，我曾参加语专二举办的《青年与作家座谈会》，分别听过西戎和马烽的讲话，远远地看到过两位作家，但从未与两位作家说过一句话。很想得到他们的指点，没想到20日即收到西戎先生的来信。
侯桂柱同志：
你的小说《老姐儿俩》，我已经看过了。我认为这篇东西很不错，略加改动可以在《火花》上发表。
你很有生活。作品的语言也很朴实。通过这篇作品，我发现你在写作上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努力吧！
关于作品的一些具体意见，请你在本周星期日上午来文联面谈。
敬礼
西戎 18/12
接到西戎的信后，我的喜悦之情难于言表，原本很灰心的情绪又振奋了起来，重新鼓起了写作的信心和勇气。
12月23日星期日，一大早我就和同班的李香远同学去文联请教西戎先生。正在感冒中的西戎热情接待了我俩。西戎说他和马烽都看过了这篇作品，他俩都很欣赏作品中的两个人物，尤其是几个细节描写很生动。我在《永不忘前辈的栽培——我的第一篇小说》一文中作了较详细的叙述，此处从略。
《老姐儿俩》发表在1957年3月号的《火花》上。第一篇是胡正先生的《两个巧媳妇》，《老姐儿俩》发在第二篇，并且配了插图，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据我所知，中文系三年级一名叫王静波的同学曾在《火花》上发表过诗歌。中文系学生在《火花》上发表小说，这还是首次。因此，在当时的整个中文系还是引起了小小的轰动。这篇作品在我还在大学求学的1959年，被选入建国十周年《山西短篇小说选》。
记得同班的一位姓孙的同学曾好奇地问我得了多少稿费，一下子引起了我的反感。还写了《并非闲话》一文张贴在班里的“学习园地”上，不指名地嘲笑只关心稿费的一部分人。那时候自己真是年轻气盛，倒不是故作清高，确实是只重视作品的发表，很看不起只是关心稿费的人。现在想来也确实可笑。
1957年3月23日晚，山西师范学院第一个学术性团体“朝花文学研究会”成立了，我也被吸收参加了，但对能否办好信心不大。我想，文学创作是个体性很强的工作，这么多人弄在一块，能会有很好的效果？
朝花文学研究会散文组我们中文系一年级参加的人员有：
孟繁殖、张谦、杨淑香、郭星明、杨世才、陆正远、姚华、刘金笙、赵士元、陈鸿平、王中干、侯桂柱。
1957年3月，我被聘为学院“灯塔社”（实为学院广播社）编辑，但记不得参加什么活动，唯一记得的是4月20日和灯塔社的几位编辑到《火花》编辑部参加座谈会，由黎军同志主持，李霞裳、范彪等参加，唐仁均半路也来参加。同去的还有我班赵士元、刘金笙、李生彦三位同学。
在大学里，配合课堂上讲的中外古今文学作品，课余时间，我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书籍，据我日记里不完全的记载，也摘录于此，大体可以看出我读文学作品的一些范围：
《在田野上前进》（秦兆阳）
《鲁迅选集》
《母亲》（高尔基）
《水浒传》（施耐庵）
《家》（巴金）
《子夜》（茅盾）
《红楼梦》（曹雪芹）
《哈姆雷特》（莎士比亚）
《欧也妮·葛朗台》（巴尔扎克）
《茶花女》（小仲马）
《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
《杰克·伦敦短篇小说选》
《灵泉洞》（赵树理）
《阿尔达谟诺夫家的事业》（高尔基）
《上尉的女儿》（普希金）
《当代英雄》（莱蒙托夫）
《木木》（屠格涅夫）
《论安东诺夫的短篇小说》（吴岩）
《骆驼祥子》（老舍）
《白毛女》（贺敬之、丁毅）
《暴风骤雨》（上下册）（周立波）
《风雪夜归人》（吴祖光）
《青春之歌》（杨沫）
《毁灭》（法捷耶夫）
《罗亭》（屠格涅夫）
《前夜》（屠格涅夫）
《元人杂剧》四本
《高老头》（巴尔扎克）
《铁流》（法捷耶夫）
《恰巴耶夫》（富曼诺夫）
《缪塞中篇小说选》
《玩偶之家》（易卜生）
《伪君子》（莫里哀）
《红旗谱》（梁斌）
《林海雪原》（曲波）
还有我自己购买的40余种文学书籍，不另立目录了。
读外国文学作品，主人公那种正直、善良、富有正义感和人道主义的精神深深感染了我，影响着我对现实生活中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读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那种现实生活的亲切感常常引起我进行创作的冲动。
1957年五六月份，学校开展大鸣大放。很快，各住宿楼、大饭厅墙壁上贴满了大字报，多是向院党委、院领导提意见。大字报的“火力”越来越足，记得化学系一位女同学大字报的标题是“杀出一条血路来”。当时，自己感到很迷茫。一直以来，自己从来都是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从6月下旬开始到7月25日，院党委号召开展反对“右派”向党进攻的斗争。自己对党的号召是相信的，作为一个要求进步的青年，就是要听党的话，但因自己入学不久，又确实对院党委没有意见，没有写大字报，只是随大流参加了反击“右派”进攻的斗争。紧接着用一周的时间，院党委进行了党、团整风。开学后，从9月16日至22日，又在学生中给“右派”分子戴帽子。我们班学生中，戴上“右派”帽子的同学都是清一色的调干生。在我的感觉中，这些同学主要是有些狂妄自大，说了一点过头话，或者是和党支部有些对立情绪。
1957年10月30日，院党委发出号召，全院师生员工要在反右斗争胜利的基础上，掀起第二次“大鸣大放”高潮。党团员要起带头作用，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提出善意的、尖锐的批评……至于这次鸣放的情况，在我的记忆中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此后，便是各种思想运动不断：红专辩论，强调要走又红又专道路，批判只专不红，拔什么“白旗”；勤工俭学辩论，什么政治意义第一，经济意义仅是副产品，要在勤工俭学中注意思想改造；到榆次县下乡，和农民搞同吃、同住、同劳动；大炼钢铁，要超英赶美；“开门办学”，把课堂搬到洪洞马牧一个学期，其间又下乡半个月，边劳动，边搜集资料，准备编写《马牧公社史》；到洪洞中学搞教学实习；搞教材改革；到省文联编写《山西作家评论》；在师专附中帮助搞教改直至毕业。
1958年5月份，搞勤工俭学参加劳动。我作为一个小组长，分别和卫俊杰与傅振杰带领20余人在物资供应局仓库和三营盘青少年林劳动，我带病坚持参加劳动。我在记事本中写道，“睡觉时又10点多了，浑身烧得跟个火人儿似的，肉无法挨肉，只能仰天睡成个‘大’字形。两个手心像握了两块火炭似的，热烘烘的直出手汗。”第二天继续参加劳动，“今天精神比昨天更坏，头晕得更厉害了，浑身更加发烧。但我一定不能表现出来，否则，就要坏事——打发我回家。拉车拉得很慢，还是一头一头地出虚汗，气也有些短。休息时，我就想低头睡一会儿，但怕人家看出来，我就摇着头哼歌子。”“同学们待我太好了，李生泉、胡振英、郑培义、冼焜虹、侯佐臣、严增星都说明天不要去了，特别是副班长邢淑琴同学，几次劝我不要去，劝不动，就命令，又转告老胡……”可见当时自己的情绪之高涨。
这一年，毛主席提出“除四害”——消灭麻雀、老鼠、蚊子、苍蝇。老鼠神出鬼没，蚊子白天没有踪影，于是开始围剿麻雀、苍蝇。
打苍蝇是要给每个人计数的，每天都公布“战果”。有人拿了空墨水瓶，有的则使用旧信封，每打到一只苍蝇，都要小心翼翼地装起来。报数目时，诚实的如数报来，乖巧的趁机虚报。这还不算，说是要让苍蝇永远断子绝孙，开始挖蛹。学校厕所是水泥地，苍蝇无法下卵；同学们便冲出校门，在田间厕所和粪堆旁去寻找，哪儿臭往哪儿跑，越是脏臭的地方越是人满为患，不见人头，只见撅起的屁股晃动，实在称得上一种“奇观”。
麻雀满天飞翔，无法单独捕捉。整个太原市，全民动员，统一规定时间，连续三个白天，打围剿战：房顶、楼顶、墙头、高处，凡是麻雀能落脚的地方，都站满了人，手荷棍棒、树枝，摇旗呐喊；锣鼓、脸盆，一起作响，有的地方还燃放鞭炮；惊恐万状的麻雀，到处找不到可落脚之地，精疲力竭之后，不是坠地死亡，便被捕捉、俘获，那种景象，古今没有，煞是“好看”！
1958年8月11日，文二乙班改选团支部，本来不愿担任社会工作的我，被选为团支部委员，分工后任组织委员。
1958年9月初，班内要抽调40人上太原西山修筑公路，我积极报名参加。从太原乘车到西铭下车后，便是步行上山。在山脊梁上曲曲弯弯地走呀走。碰到路人就问人家：离河口还有多远？路人回答：还有30多里。约莫走了20多里地了，碰上人又问，回答还有30多里！我们都觉得奇怪。有的同学说，没听人们说山路是母的，大家伙儿便都苦笑。直到下午五点多，才来到一条大河边。河水有三四十米宽。我们便手挽手，排成斜行的一长串，慢慢蹚过河去。就在河边的河滩上，搭起了帐篷。暂时扎营在河口的河滩上。
参加劳动后，我们的胃口大开。有两件事，我至今难忘。
一次是抢馒头。一天中午开饭前，我忽然见一伙人围成一团，纷纷抢抓刚刚出笼的热馒头。我想也没想，便也挤了进去，抢了两个馒头。校团委书记对此事很恼火，专门召集了全体人员会议，狠狠批评了这次抢馒头的劣行。自尊心很强的我，深感自己做了件很不体面的事，脸上像着了火似的一阵阵发烧，唯恐团委书记点出名来。幸好团委书记只在批评这种不良现象，没有点任何人的名字。
另一件事是吃汤面。一天晚饭吃汤面，由于人多锅小，饭食老是跟不上趟。我们九个人一组，用那种大号脸盆打汤面，每人舀上一碗，一盆饭就光了。吃完了得好一会儿才能打回第二盆。就这样，吃吃停停，一顿饭差不多用了两个多钟头。大伙儿都吃饱后，有同学提议，看咱们组共打了几盆汤面。这个说，我打了两趟。那个说，我打过三回。一合计，竟打了12盆汤面。大伙一下傻了眼。大家都不相信，说肯定数目有误，重新订正一番，仍然是12盆。每人都吃了一盆多，大伙儿都乐了起来。
后来，我们就分几个班分散住在附近村子的老乡家里。我们这个班住在房东一大间东房里，房子没有顶棚，用木板临时垫了个炕。进入冬天后，晚上房间冷极了。我和杜明驹作为正副班长，两人把边。杜明驹靠墙那头。我这头不挨墙，左边紧靠一位同学，还有点暖气；右边空旷着，冷风直往被子里钻，一夜冻醒好几次。但心里想，自己作为班长，理应如此，毫无怨言。
修筑公路，主要是开山炸石。用钢钎打炮眼，抡起几十斤重的铁锤，每击打一下，掌钢钎的人就将钢钎旋转一下。炮眼打好后，装上炸药，点燃炮捻，山沟里这里、那里，不断响起“咚”、“咚”的爆炸声。劳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终于完成了修路任务。正准备下山，学校传来了命令，全院师生都要来西山大炼钢铁，我们修路大军全部留在山上，参加大炼钢铁的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