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乱的童年
（1936年~1947年）
我出生的第三个年头，1938年3月，日寇的铁蹄就践踏到故乡大地，人们开始了离乡背井的逃难生活。
幼年的我尚无记忆。听大人说，我两三岁时，还不会说话，要什么东西时，都是用两手比画。四五岁时，隐约记得一次逃难的过程：父亲赶着牛车，车上坐着奶奶、比我大两岁的堂姐和我，出村西门，下了大坡，过了浍河，从对面的寨子坡上去，往南走到了晓史村一家姓侯的场院里。那时候我家已是十三四口的一个大家庭，牛车上坐的是全家最年老的奶奶和最年小的我与堂姐，其余十多口人显然是徒步逃离的。晓史村的侯家和我们村张家是亲戚。大人们面带愁云，惶惶不安；那时还年幼的我，并不知晓日子的凶险。记得主人家一个比我大点的男孩见自己场院一下来了许多的男男女女，兴奋异常，一次次跑着往花生蔓垛上翻跟头；我由于到了个陌生的地方，没敢效仿他，只在一旁呆立着看。年幼无知的儿童啊，哪里知晓大人们的苦难和忧愁啊！
还记得一次逃难，往村东边逃。是个下雨天，叔父担挑着锅碗，逃到南史村一家开染坊的家里，我们村赵家一个姑娘就嫁在这一家。印象最深的是染坊那种刺鼻的奇臭，至今我都不能再闻染坊那种特殊的气味。没有多待，因这家房屋窄小，容不下我们一大家人，又逃到武池村戏庙内的西廊房下，这里汇聚了我们村许多逃难的人家，西廊房地上坐满了男男女女、老老小小的逃难者。就是在这次逃难途中，挑担子的叔父闪了腰，以后大半辈子叔父都患有腰痛的毛病。
长大后听奶奶说，在一次逃难途中，母亲手牵着比我大三岁的哥哥，怀里抱着我，疲累不堪的母亲曾经想狠心把我扔掉，只是由于奶奶坚决不让，才保全了我这条性命。
因为躲避日寇的烧杀，我们家和故乡每个家庭一样，不知逃离过几次家乡，经受了多少磨难。记事后，东山跟的梁家坡村和土桥子村各有一户人家与我家成了“亲戚”，多年一直保持来往，但并无姻亲关系，我们这儿俗称“干亲”，就是当年大人们逃难暂时安身的房东，因为待我们甚厚，因此成了“亲戚”。
日寇占领了翼城后，家乡的人民从此陷入了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
我们村村南有一条通往绛县大交镇的大道。记得每次过日本兵，大人先把喂养的两头牛牵到西寺大殿后面西北角的偏僻处，拴在一块大石头上（日寇经常屠宰耕牛吞食），然后全家人藏到南房背后的一个地窖中，洞口用一些乱树枝遮掩住。地窖中十分潮湿、闷气，全家人都敛声屏气，不敢有一点响动，直到听见村里有人谈话的声音，才敢上来。
一次，日军中途在我村停留起火走后，在我家园子地里抛撒了许多大米饭，那是身处北方的家人们第一次见到大米；还有一些没吃尽的罐头盒及丢落的饼干。有一双扔弃的日本皮鞋，大拇指是单独分开的，乡人们甚是惊奇。
驻在县城的日军，经常到一些村中烧杀抢掠，奸淫妇女。幼年时，就听到大人们说日军在南史村调戏妇女挨打后，大肆报复，枪杀南史村数人的惨痛事件。
一次，日军逼着向我村一个财主要“花姑娘”，这位财主终究不敢在本村替日寇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便心生一计，指着一户人家对日军说，那里的花姑娘的有，乘日军向那家走去的当儿逃窜了。日军进到那家，见是位又老又丑的老太婆，啊地大喊一声，转身说狡猾狡猾的，死啦死啦的，寻找这个财主，这个财主早跑得没影儿了。
还听说日军在邻近一个村子，见到一位年轻漂亮的少妇，追赶着要强奸，吓得那位少妇跳到茅坑里，日军仍不放过，用清水冲洗后进行了残暴的强奸。所以那时候，只要一听说日军进了村，青年妇女或者上了棚，或着下了窖，唯恐躲之不及；有那来不及躲避的，便用锅底灰把脸上涂抹成乌黑一片。
为了躲避日寇的抢烧掠杀，我们村在村西苇沟北面西沟塄埝下专门打了一个新洞。主洞约两丈深，洞底向南北两面各打旁洞三丈余深。主洞高大宽阔，但大人们进洞也需低了头；旁洞只有四尺来高，需很猫了腰才能进去。主洞口外面丈把远即是浍河东岸几十丈深的峭壁，地理位置十分隐蔽。记得一次为躲避日军骚扰，洞内躲了村中几十户人家，两边旁洞里挤满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因为人稠，洞内十分憋闷，人们出气都觉得困难；这倒是还能忍耐，最使人担忧的是北边旁洞里一个小男孩的哭叫声，把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门口。倘若这哭声招惹来了日本兵，不知要有多少人惨遭杀害。大伙儿都注目男孩的妈妈。妈妈用手捂、用乳头堵，仍阻挡不了孩子的哭声，急得一洞人都没了办法。旁边一老年妇女用一手指一下插到男孩嘴里，使男孩没了哭声，全洞的人才松下心来。
日寇占领翼城后，不仅无情地镇压反抗日军侵略的革命者，还残酷地杀害无辜的人民群众。
我就目睹过日本兵两次杀害中国人的惨痛景象。
日伪时期，我们西梁壁村和东梁壁村的小学生都集中在北梁壁村上小学。北梁壁村南门外，紧靠南北大道路东有一大坑，这条大路是我们上学、放学的必经之地。一次遇上日本兵在大坑旁用军刀砍人，四五名双手被反绑在背后的中国人，被日本兵强迫跪在坑的西塄上，日军将明晃晃的军刀用力朝跪者的脖子砍去，同时用穿着皮靴的右脚猛踢跪者的身体，被杀者便人头身体分家，血淋淋的滚到大坑里去。那时年幼的我们看到如此惨烈的景象，头发根都竖立了起来。以后每次上学放学走到大坑旁，都不敢朝大坑内看一眼，总是快步飞跑过那一段路。
还有一次，我和叔叔到东梁壁村去赶集，正遇上日本兵在东梁壁村南一块地里用刺刀刺人。只见那人双臂被绑在地中央一棵枣树上，因双臂被绑得很紧，那人胸脯便挺得很高。记得那人穿的是白粗布中式小布衫，右边还别着一枚别针。三名日本兵持着上了刺刀的枪，朝着那人的胸部猛烈刺去，便见有黑红的血从伤口突突地冒了出来，那人拼命挣扎，被捆绑的上身朝左右两边扭来扭去，没一会儿头便低垂了下来，身子也不再扭动。日本兵用刺刀把捆绑双臂的绳子挑断，那人扑腾一声瘫倒在地上，白小布衫和裤腿上鲜血染成红红的一片。那景象真是惨不忍睹，至今想来，还心有余悸。
又有一次，是在东梁壁村西北角那座荒弃的大庙废墟上，一名被日本兵绑缚双臂的中国人站在一个大石兽旁，胸前被贴了一大张白报纸，上面写了密密麻麻的毛笔字，我因站得远，看不清写了些什么，大约是此人被杀的“罪行”——实际是反抗日军的正义行为。我没敢看完就离开了。后来听到一声枪响，显然是此人遭到了日本兵的杀害。
日本兵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还悬挂被杀害的人头示众。在逢集的东梁壁村南北街道路西的一家房屋的山墙上，我曾看见用铁丝穿透两耳悬挂着的血淋淋的人头。赶集的人每经过此处，无不掩鼻扭头，疾步匆匆而过。
日本兵不断杀害抗日战士和无辜群众，解放后，在翼城城南门门内一口废弃的四眼井中，打捞出许多被日寇杀害的中国人的尸体。
在这种兵荒马乱的岁月里，人们流离失所，庄稼荒芜，野狼肆虐，天不黑就敢进村骚扰。我们村姓陈的一家，母亲和两岁的女儿傍晚在院里乘凉，见不远处卧着一条苍色狗，母亲回房取东西出来，不见了女儿，才知那并不是邻居的狗，是条老狼把女儿衔走了。立马嘶喊“打狼打狼”，幸好傍晚收工的人们堵住了村门，狼才扔下女孩逃窜了。那女孩至今脖子上还留有伤疤。
更使百姓遭难的，是遇上了严重的蝗灾。记得是一个月明晴朗的晚上，我和家人都坐在院子里乘凉，突然地上一片黑暗，空中像刮飓风似的，持续了几分钟后，夜空又明亮了起来。大人们“啊呀”了一声，说不好，过蝗虫了。第二天一早，地里的庄稼叶子全被蝗虫吃光了。那时候我正在北梁壁村学校上小学，记得学校组织学生到田中打蝗虫，用树枝、用扫帚、用铁锹，扑呀、打呀、拍呀，将打死打伤的蝗虫用麻袋装，据说可以用来换食盐（日伪统治时期食盐被管制）。因为天气热，有的发臭了，麻袋外面都渗出了黄水。老百姓日子本来过得就艰难，那年粮食更是欠收，形成了大面积的饥荒年馑，到处是讨吃的乞丐。在东梁壁集上，我就看到过一个乞丐抢了卖饭摊上的一个烧饼，卖烧饼的追上去一脚将乞丐踢倒，趴在地上的乞丐“呸呸呸”赶紧往烧饼上吐唾沫，一边狼吞虎咽咬了烧饼吃。道路旁、野地里经常有饿死或冻死的乞丐的尸体。我曾经在村北玉隍庙高高的台阶上，看到过一个乞丐的死尸，村上几个年轻人抬了扔到西边的沟里去。那时年幼的我就想，他的爸妈能知道儿子死在哪儿吗？
由于粮食紧缺，有的摊贩竟然悄悄用死人的尸体做成丸子卖。听说东梁壁集上有人在吃丸子时吃出了人的指甲……
兵荒马乱，土地荒芜，饥饿、瘟疫流行。身患疟疾、疥疮的人到处都是。我们这儿把患疟疾叫“打摆子”，患者两天热得直淌黄汗，两天又冷得浑身打战。那时没有药物治疗，人们迷信用“躲摆子”办法，一个人到西沟里躲到无人处，说是可以躲过发病，有的人因此断送了性命。疥疮，土话中叫圪痨，又有干圪痨、湿圪痨之分：湿圪痨流黄水，黄水流到哪儿，哪儿又生圪痨；干圪痨结了痂。不管干圪痨、湿圪痨，都是奇痒难耐。我那时也身染圪痨，无药治疗，由河北老家上来的一位远房妗子，晚上叫我脱光了身子，用芝麻秆火烤……我那时十一二岁，已经知道了赤身的羞耻，遮遮捂捂的很不好意思，那位妗子显然是把我当做几岁的孩子，一点也不在乎。
对于日本侵略者，我军民进行了顽强、勇敢的斗争。我就听说过活捉日伪四区区长杨萌的故事。大约是1944年秋，翼城大队通过当时任伪自卫团团长的爱国军人苏文等内线的接应，秘密打开大门，放进了县大队人员；没等敌人发觉，我军就已经把自卫团挂在墙上的几十支枪缴获了，并俘虏了全部自卫团团丁。反动区长杨萌听到动静，十分恐慌，钻到床下躲避。杨萌身体肥胖，颤抖得使床也跟着抖动了起来，终于被我军活捉，后来被镇压了。第二年夏天的一天晚上，我跟随叔叔在西河湾地里干活儿，当晚就住在西崖跟底的窑洞里，突然听到东崖上北梁壁方向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枪炮声持续了多半夜，天快明时，才稀疏了起来。天明后，听说是我军又一次攻打日伪四区，又活捉了伪区长高梦兆，俘虏了伪警备队百余人。
日寇投降后，蒋、阎匪帮到处抢占胜利果实，阎锡山军队占领了翼城，我们家乡成了我军与阎顽军的拉锯区。以浍河为界，河西是阎顽占领区，河东为我军活动范围。白天顽固军在村子骚扰，搜刮老百姓的东西，捉猪杀鸡，抢老百姓的包袱。顽固军知道我们家乡产花生，来了就向老百姓要花生。伯父干脆在北房门后靠了一口袋生花生支应，免得他们发现棚上的花生大堆。一次，我看见一个顽固军把上衣和裤子上四个口袋塞了满满的花生才离开。到了晚上，东山上的民兵就来到村中，宣传革命道理。
河东各村许多青年参加了民兵组织。我们村以朱保富为首的民兵有徐正川、张孟鳌、杜明才、张自富、李文思、张廷梓和李海法等人。凸里村有个大个子民兵叫张联奎，西王村有个外号叫“二豹”的，北梁壁村有名叫长春子、跟久、补济的，那时都穿着用靛蓝染的蓝军装，有的人还扎了皮带。枪支则满足不了人手一支，听说每支枪只能配三发子弹，腰里别了土造手榴弹，和顽固军周旋。
有一段时期，革命处于低潮。顽固军在我们村东门外修了碉堡，但也只是白天盘踞在里边，黑夜仍龟缩到河西老巢去。一次，我们小学生在东门外废庙里砍学校种的高粱，休息时跑到碉堡里玩耍，一个顽固军堵住碉堡口逗捉我们。我心生一计，打算从碉堡枪口眼钻出去，却被顽固军捉住了。他们叫我唱八路军歌，年幼的我知道他们和八路军是反对的，不知他们是纯粹逗玩儿，还是诈骗我唱后打我，便死也不唱，顽军不放我，我便高声嚎哭，他们才放了我。
在革命处于低潮的那段日子里，我军和当地民兵暂时撤到了东山里。敌人对民兵进行诱降，北梁壁村民兵跟久等四人持枪投降了敌人，回到自己的村子里。很快四人就失踪了，原来是本村的几个反动地主，在一个深夜把四人活埋在村西的柴沟里。这件事激起广大民兵的仇恨，更加坚定了对敌斗争的信心。
翼城县城在日寇投降后，我军与蒋阎匪帮争夺激烈。我军先后三次解放翼城。我们村在翼城城南浍河沿上，距县城仅五里地。记得在我军几次攻打翼城时，听到激烈的枪炮声，我曾跟随大人站在西寺北大殿后面的台阶上向县城方向眺望。黑夜中看到战火纷飞，听到炮声隆隆，想到我军就要攻占翼城县城，心中很是激动。最后一次解放翼城时，曾听说我四区民兵在翼城与曲沃交界处一孔土窑洞内，活捉了外号叫“张飞”的伪团长。
后经查史料知晓，“张飞”真名叫张鸿德，是伪保五团团长。三次解放翼城的时间，也记录于此：1945年12月28日第一次解放翼城；1947年元旦第二次解放翼城；1947年4月5日，翼城第三次获得解放。至此，人民群众才摆脱了战乱、逃离的生活，过上了平安祥和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