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台的小说，之所以能做到农民喜欢看、喜欢读，这和文台的为人处世、生活阅历密不可分。他从教育战线上退休以后，回到故里，和家乡群众和睦相处，在村中颇有人缘儿。逢年过节，他为群众写对联，为村上业余剧团写剧本；平日里谁家办红白喜事，无论穷富，他必然到场，当账房先生，热忱服务。因此，他接触了农村的各色人等，洞悉农民的心理和情趣，写来自然得心应手。眼下少数青年作者，好高骛远，写起文章来，拿着很大架子，尽堆砌些华丽的辞藻，实际上是掩盖自己生活的贫乏；更有甚者，有些作者把文章写得花里胡哨，云遮雾罩，不仅使读者不知所云，其实作者自己也没弄懂究竟写了些什么。文台同志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就，还和他具有顽强的毅力分不开。文台同志年近古稀，仍然锲而不舍，笔耕不辍，可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少轻狂，不浮躁，默默耕耘，不事喧哗，日积月累，经年历时，终于在众多文学样式的创作上取得了丰硕成果。文台同志这种难能可贵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个写作者好好学习。
结集在这本书里的作品，大多写在公社化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它就必然带有那个时期的时代烙印。我们必须用历史的眼光去阅读它、评价它，以现在的价值观念去苛求作者过去的作品，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合情理的。但从着眼未来考虑，彻底从“为政治服务”、“配合中心任务”的条条框框中解脱出来，深刻领悟“文学是人学”的真谛；努力克服人物性格的单一化、类型化，写出人物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多方面、多角度地塑造出丰满的人物个性；刻意追求主题的提炼与升华；十分重视构思谋篇上的去芜杂，求精练；讲求语言的精确与洗练，避免使用过于生僻的方言，在这些方面，我愿与我的老友文台共勉。
世纪之交写于怡心斋
董国玺《小箩筐》序
董国玺是我的一位学友、挚友，高中三年同班，大学四年同系，也同班，以后又多次在同一地工作：大学一毕业他即被选拔到省军区，入了伍，穿上了军装；我则到了山西省文联《火花》月刊社做了编辑，同在一条大街，常是你来我往；之后，他调到了临汾军分区，我也到了临汾地区文联，交往更是频繁。最有意思的是，我后来回到家乡翼城县工作，他又来到翼城县人武部任政委，两人工作单位只是一墙之隔。其间，据说曾准备提拔他到某军分区任副政委，终因为他人太实在，不会也不愿去“活动”，被他人挤占了去。军内规定，团职48岁未得升迁，就必须转业，或者离职休息；国玺毅然选择了后者。人正值壮年，阅历丰富，精力旺盛，却要回家赋闲，我当时颇为老同学惋惜，国玺却处之泰然。离开翼城时，我和国玺同车先到母校——曲沃中学探访了老学友，一直陪送国玺到老家。
几十年的亲密交往，我和国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了为数不多的真正知己。国玺诚实、谦和、沉稳，性格内向，从不愿在人多的场合张扬自己，更不会在众人面前玩弄哗众取宠的伎俩。他内心世界恢弘、丰富，重情谊，讲诚信，重然诺。他在所有工作过的地方，都给同志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国玺虽然一走上社会就穿上了军装，但究其实，他实实在在是个着军装的文人。早在学生时代，他就酷爱文学创作。到省军区不久，便在当时颇负声名的《火花》文艺月刊上发表作品。休息以后，更是笔耕不辍，发表了不少散文、小说、战斗故事和杂感等多种形式的文学作品。事实证明，他是我们中文系同班中为数不多的具有相当创作实力的一位佼佼者。
国玺的散文，文笔简洁、秀丽，意味隽永。《水乡的记忆》《南园碎梦》《浍河湾》《屋后有片场院》等描写童年趣事的篇章，把我们带回到遥远的童年时代，引起我们无尽的遐想和美好的回忆；如梦如幻、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对生活在浮躁当世的我们，是一次思想上的净化，一次美好的精神享受。《夜间的火花》《古稀花絮》《心中的明灯》《战士的胸怀》等文章，以优美的文字，感人的情节，活灵活现地勾勒出不同战线上平凡而又可敬的先进形象，人物心灵之美好，行为之高尚，使人赞叹，令人敬仰。小说《月儿照瓜园》《赶集路上》《小巷深处》《诸翁旧事》写的也都是我们身边的凡人小事，读来颇感亲切。文字优美抒情，格调淡雅，意味醇厚，实属一组散文化的小说，犹如颗颗橄榄，嚼后余味无穷。因此，我认为我的这位老友，实在是位散文高手。
这儿需要强调的是，国玺作为一名军人，出于对战斗英雄的认同与向往，同时也是工作上的需要，他跋山涉水，不辞劳苦，访问了诸多的民兵英模人物，写出了不少反映民兵与日伪军斗争的英雄篇章。这些文章故事曲折生动，人物真实可信，语言活泼流畅，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其所反映的战斗生活，对于生活在和平年代的青年一代来说，读读大有裨益，是一组教育人们不忘历史、珍惜现在、努力创造美好未来的活教材。
国玺又是一位善于思考、勇于探索的人，对事物常常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从不随波逐流。《随想录四则》即是这方面的极好佐证。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个伟大变革的时代。这就需要我们在瞬息千变万化中，保持清醒头脑，认清时代发展的主流，发现事物的本质，不为事物的表面现象所迷惑。
国玺将自己的文集取名《小箩筐》，箩筐是农村用来装土产品的，意喻他的作品都是些土产品，用他自己的话说，“土产品可吃，但不是佳肴”，实是过谦之辞。即此，也可看出国玺为人谦恭的美好品德。相信国玺一定会源源不断地为人们提供出堪称佳肴的文学作品。
2007年8月5日
秦治国《盛世放歌》序
秦治国先生是我回县后结识的好友中的一位。近日他的诗文集付梓，邀我写序。对于诗歌写作，本当不该由我妄加评说；但朋友盛情难却，我只能勉为其难，说说我对秦治国先生的深切感受。
初识秦治国，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虔诚的敬业精神。我刚回县上时，正是他由辛安公社书记调任县林业局局长不久。“辛安干，南唐乱，到了浇底难吃饭。”这是当时人们对三个难干的公社编的顺口溜。他在辛安干了六七年的书记，“在其位，谋其政”，狠抓水，重抓粮，硬是把干旱的辛安粮食总产提高了五倍多。养猪，栽树，种棉花，样样成绩都突出。尤其是植树造林，全社行道树，“三横四竖七条线，二百八十华里转一圈”，得到国家林业部领导的赞扬。“辛安的路，辛安的林，辛安的人讲文明”，一度在全县传为佳话；他本人也荣获了山西省林业劳动模范称号，被命名为“植树造林带头人”。任林业局长后，更是如鱼得水，大显身手，使全县林业面貌大改观；全省树木管护现场会在我县召开，他本人荣立省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二等功，是数十名局级领导中声名赫赫的佼佼者，县人皆知，不必多叙。
退休后，他使我深受感动的，是那种“退”而不“休”的忘我的奉献精神。我和治国同年退休，一同参加县委组织的“三讲”和“三个代表”学习视导组，公事私事，交往渐深，友谊日增。特别是他担任县红枣协会副会长兼技术顾问后，他那种不辞劳苦的精神，十分令人敬佩。其间，他患严重腰椎间盘突出做手术前，我因做过这种手术，多次给他打气壮胆；但说心里话，因每次手术都含有一定风险，我又深为好友担忧，几次去看望他。甚幸“好人一生平安”，手术还算成功。只是他念念不忘红枣事业，不能出屋，竟将西梁数十名枣农接到家中，提前吃两片正痛片，讲解枣树技术；稍有好转，甚至带上电暖器去中卫讲枣树如何嫁接。痊愈后，更是不论刮风下雨，酷暑寒冬，哪里叫哪里到，足迹遍及全县所有枣乡的沟沟洼洼，身影经常出现在枣农的田间地头，他为发展全县红枣事业所付出的艰辛劳作，有目共睹，亦免赘述。
最使我敬佩的，也想多谈谈的，是他酷爱文艺的恒久精神。热爱文艺，贯穿了治国先生的一生。这又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是对蒲剧艺术的痴迷。他收集、录制了许多蒲剧名家的唱段，不论在家里，在剧场，还是走在大街上，只要听到奏起蒲剧音乐，他就情不自禁地随着吟唱起来，其醉迷憨态，可爱可敬。他是诸多蒲剧名家最热忱的“粉丝”。和朋友交谈，他是赤心一片，笑容满面，但如果你对哪个蒲剧名家稍加指责，他会立马和你争得面红耳赤；他是蒲剧艺术坚定的卫道士，倘有谁夸起某个剧种比蒲剧唱腔好听，他定会和你争论得不可开交。他喜爱蒲剧，也可从《盛世放歌》中得到印证。他创作的蒲剧（眉户、琴书）唱段，几近占全书的一半。诗能吟咏歌唱，本为诗的应有之义，故称之为“诗歌”。古乐府就是明证。治国先生将各行各业中的模范人物和先进事迹编成唱词，请名家配曲，由梨园名家演唱，有力地配合和促进了各项事业的发展，又给予了人们以极美好的艺术享受，实在是一举两得的大好事。再一点就是他对诗歌写作的迷恋。这迷恋，长久，持恒，从青年、中年到老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更加炽烈。在职时，写的《碧叶之歌》尚是薄薄一册，赋闲后写的《盛世放歌》则是厚厚一本。著名作家赵树理在《李有才板话》中，写阎家山有个板人李有才，在减租反霸、建立民主政权的斗争中，以快板做武器，无情地揭露了封建恶霸的狡猾伎俩和丑恶嘴脸，热情地歌颂了人民群众的反恶霸、翻身求解放斗争。文艺的各种形式本无高低之分，哪种形式都能产生精品。《李有才板话》中的每段快板，谁说不是上乘的文学佳品。如今，在赵树理故乡沁水县的西邻翼城县，秦治国写诗又写快板，满腔热忱地歌颂盛世的新事物、新气象，大到歌颂党的十七大、喜迎香港回归，小到寿堂放歌和小云北体进修，涉及县域内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个方面，真可谓包罗万象。这些诗歌和快板，通俗易懂，有浓郁的乡土味，深受广大群众尤其是农民读者的欢迎。“老秦写出诗不图发（表），只喜诗歌进农家”。这在《技艺管弦》篇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如“红枣是个宝，钱从地塄找。前有百句歌，今把管理说。嫁接第一年，活了就是钱。三年定树干，太高不可攀。树高七尺三，收枣不用竿”。又如“枣树怎样修剪好，经验教训很不少。修剪好了枣辫蒜，不然就是光棍汉。直立形，技术强，安排平枝节做大梁。大梁要有多么高，人在树下能弯腰。光接不管枣必少，原因在哪自己找”。这些诗歌形象，上口，使枣农易学、好记，很注重作品的实际效用。秦治国先生又是一个热心肠的人，重情谊，广交友，他结识的朋友中，既有省、市、县的高官大员，又有城市、农村的平头百姓，他眼中只见朋友的优善，并以诗文相赠。当初他一定没有想到这些赠言也可以入书，原本都是零星的单个作业，谁知蚂蚁堆土粒，时久可成山；如今收集起来，竟成洋洋大观，十分生动地展现了朋友间的情谊，实在是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综上所述，归结到一点，就是治国身上具有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以诗歌写作来说，治国的文化基础并不高，只是完小毕业，但就因为他富有这种精神，又能坚持不懈，便可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因为他富有这种精神，终于做到了“铁杵磨成针，功到自然成”——先有《碧叶之歌》，今有《盛世放歌》，实在可庆可贺！我想，不少的朋友在读过此书后，也会有同样的感悟。
2008年3月26日
《谭希贤影剧集》序
在翼城文艺、文化圈内，谭希贤同志是个知名度很高的人物。这是因为：其一，他是一位文化艺术最热心的传播者。他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只有完小毕业，但他酷爱文学；他家境并不富裕，却爱看书、买书，历经数十春秋，竟也藏书四千余册；他在家里办起了个“兰亭书屋”，让街邻四舍，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可免费借阅，还要他们写篇“阅读心得”。这种用文艺作品去感染人、陶冶人们情操的做法，让书籍发挥了最大的社会效益，因而他多次受到县、市、省有关单位和部门的表彰，他的名字也就为更多的人所熟悉。
其二，他对文学创作痴迷、执著的精神十分令人敬佩。他供职于农业、林业、交通运输、车辆管理等行业，工作性质和文艺沾不上边儿，但他坚持业余文学创作，从青年、中年到老年，始终不渝，而且写作热情愈老弥坚。他写作的体裁也很广泛，小说方面，他写短篇，写中篇；诗歌方面，他写颂诗，也写讽刺诗。更有一段时日，热心于写电影剧本。此书就集辑了他早年写的五个电影文学剧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