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我的散文集《今又重阳》、小说集《小城故事》出版时，韩石山和董大中二位先生分别为两书写了序言。我将二位先生的序言寄给了我所在市的《××日报》，很快两篇序言就在报上发表了。我将董大中先生的序言剪报寄给了董先生。在准备给韩石山先生寄发时却犯了难：因为韩先生在序言中涉及该市出席省文代会代表团的一些情况，该市报纸在发稿时将此部分删去了，几近全文的三分之一；对序言的题目也作了删改。对一位在全国颇有名望作家的文章作了如此大的改动，因文章是经我手寄给报纸的，这叫我怎么向韩石山先生作交代呢？考虑再三，还是无法将发表的序文寄发，干脆不提序文已发的事。事情就这样搁延了下来。
数月后，我在和韩石山先生因其他事情通话时，顺便将序文发表时的情况告诉了韩先生，韩先生心平气和地说了两句话：发了就好！人家报纸有自己的考虑，这是很正常的事。没想到韩石山先生竟是如此豁达大度地对待这件事，倒使我多时一直揪心的事，终于放下心来。
众所周知，韩石山先生在和许多名人的论战中，笔锋犀利，锋芒毕露，很有一副不让人的样子；实际上这正是韩先生不惧权威、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在自己认为是原则的或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从不让步。但在这件事上，韩石山先生很是宽容大度，他虽然坚信自己对该市代表团一部分人在省文代会上的表现所作的评论是正确的，但作为该市党的机关报，在发稿时的考量和处置是有一定道理的，是完全能够理解的。这充分表现了韩石山先生其实是很通情达理的，正像我和韩先生平时接触中所感到的一样。
2011年元月13日
汾水岸畔长青松
——怀念胡正先生
听到胡正先生逝世的消息，我是很感震惊和意外的。胡正先生是个乐天派，性格洒脱、豪放，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心态，晚年又身无大疾；我每次见到先生，都祝福先生长寿，说乐见先生成为百岁老人。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最初对先生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读到《山西文艺》上一篇署名胡令天的小说《摘南瓜》，作品描写既感到亲切，又对作家这么个名字觉得很有气派。知道胡令天即是胡正先生，是几年以后的事情。
还有一件难忘的事，是我的小说处女作《老姐儿俩》和胡正先生的小说《两个巧媳妇》一同发表在1957年3月号的《火花》上。先生的《两个巧媳妇》发在首篇，我的《老姐儿俩》发在第二篇，且配了插图。对于我这么个刚出茅庐的初学写作者，这是我想也想不到的事。直到这时候，我还未曾见过先生一面。大学毕业后，我来到山西省文联《火花》文艺月刊社任编辑，才得和先生相识，当时胡正先生是省文联的秘书长，编辑部的一位老编辑告诉我：这两篇作品，编辑部是特意安排在一期上发表的。因为先生写的是两个巧媳妇，我写的是两个老婆婆，免得读者以为我是模仿先生或受了先生作品的影响。编辑部考虑问题如此周详，对初学写作者是如此地爱护，使我深受感动。
在《火花》编辑部工作的十余年间，对胡正先生印象最深的，就是先生和善、宽厚、潇洒、豪放的乐天派性格。胡先生走到哪里，哪里就能听到先生特有的爽朗的笑声。十多年间，我从来没见到过先生发脾气，先生脸上总是一副笑容，不论遇到什么情况，碰到什么难解的问题，先生都是用那畅怀的笑声来消解矛盾，化险为夷，起到一笑泯恩仇的作用。单位里人们的共识是，胡正先生实在是省文联最适宜担任秘书长角色的人选。无论是机关内部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繁琐的事务，还是协调省文联所辖的十余个协会的工作，胡先生总是能够从容善对，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能使各方感到满意。在山西省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文代会上，胡正先生作为三次大会的秘书长，从会议的筹备到开幕，大到议程的安排，小到具体生活细节和晚会节目，都能使代表深感满意，并且经久难忘。
我印象深刻的有这么一件事，那是1960年还是1961年初冬，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不仅食品紧缺，物资也极为匮乏，省文联和某单位为争购一台大型锅炉发生争执，锅炉已卸到省文联大门口，该单位派来两员大将进行阻拦。身为文联秘书长的胡正自然是首当其冲，胡先生挺身而出，笑说“好说好说”，客客气气地把两人请到东小楼上西侧他的办公室内，意思是两方可进行商谈。同时安排总务处众多人员将锅炉往机关内移动。记得那是一个如小型火车头般的大锅炉，无法车载，只能靠人工推移前进，每前进一米，都十分吃力，从文联大门口到坡下锅炉房仅200余米，足足用了两个多钟头。我们曾站在小楼下窃听谈判情况，那两位来将，一个扮红脸，一个扮白脸，软硬兼施，两面夹攻；胡先生却总是笑面相迎，不时听到胡先生哈哈哈哈的大笑声，一人独挡二夫，从容应对，游刃有余。商谈未有结束，锅炉已拥进锅炉房内，将生米做成了熟饭，两位来人面对既成事实，只好未果而返。
胡正先生一生热爱土地，热爱大自然，热爱树木花草。我在省文联工作期间，经常见到胡先生在写作的余暇到楼下院内几棵果树旁刮刮树皮，剪剪枝条，这既是他的爱好，又起到了调剂写作生活的作用。晚年他在居住的小院内栽有葡萄、果树和蔬菜，这里也成为他很好的劳作、消遣之处。他甚至用了各种果实的谐音，来为四个子女取名字，就是也希望自己的儿女永远扎根大地，热爱大自然，永远做大地的忠诚儿女。
我离开省文联后，每次去省城，必去探望胡正、郁波夫妇。他俩总是很热情地问候我的工作和生活状况。胡正、郁波夫妇也不忘我这么个文学后辈，曾先后签名给我寄赠《胡正文集》（四卷）、《胡正散文选》、《郁波作品选》、《胡正作品评论集》以及整套的《山药蛋派作家典藏文库》（六卷本。赵树理、马烽、西戎、孙谦、李束为、胡正各一卷）。收到这套书后，我想起胡正先生在马烽逝世后写的《怀念马烽》一文中的一段话：马烽走了，三晋文坛的一个文学的时代过去了，以赵树理为旗帜、以马烽为主将的山药蛋文学流派的时代过去了。这既是胡正先生的肺腑之言，也呈现出胡正先生谦卑的高贵品质。这套书为展示山药蛋派作家的文学创作实迹、恰当地评价山药蛋文学流派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起了很好的作用。我就揣测，作为山药蛋派重要代表作家还唯一在世的胡正先生，在倡议和推动这套书的出版工作中，一定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的。因此，从严格的意义讲，随着胡正先生的离去，说山药蛋文学流派的时代过去了，也许更为合适些。
在号称“西李马胡孙”的五战友中，胡正年龄最小，但也是最英俊、最活泼、最调皮的一个。据西戎先生讲，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粮食紧缺，白面尤其稀少，只能吃汤面条，只见胡正吃了一碗又一碗，速度极快，原来胡正的碗底有个小漏孔，每碗都将汤水漏掉，光吃面条。他们在吕梁剧社和战斗剧社时，经常参加演出。西戎说，马烽只能演个群众角色，李束为在乐队只会敲个铜锣，他自己是乐队拉二胡的一把手，只有人家胡正，极赋表演天才，是正儿八经的大演员。1942年11月的一天晚上，在延安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演出时，毛主席和中央的许多首长曾经看过他们的演出。
胡正先生1924年出生于山西省灵石县城内。1938年9月，只有14岁的他参加了革命，先后在晋西南牺盟会吕梁剧社、延安鲁艺部队艺术干训班、120师政治部战斗剧社、晋西北文联、《晋绥日报》等单位工作，其间曾参加武装工作队，是一位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严酷的战斗洗礼的老作家。除了建国初期随军南下到重庆《新华日报》工作和在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时，短暂地离开过山西三年多的时间外，他一生都战斗、工作在生他养他的吕梁山区、汾水岸畔这片肥沃的土地上，他的根深深扎在山西大地的沃土中，他熟悉、热爱这片热土上的人民群众，在群众的生活中汲取了丰富的创作素养，他的绝大部分作品所描绘、所反映的都是山西广大人民群众的火热的斗争生活。1953年夏，胡正从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毕业后回到山西省文联不久，即到榆次县张庆曙光农业社生活了一年多，和张庆的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为他后来创作长篇小说《汾水长流》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汾水长流》曾被改编为同名电影、话剧和戏曲，演出后受到广大观众的好评，胡正的名字也为全国的广大群众所熟悉。1992年5月，他和马烽、西戎、孙谦、李束为五人分别被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人民作家”的光荣称号。至今电影《汾水长流》那首脍炙人口的插曲“汾河流水哗啦啦”还在被众多群众所诵唱，每听到这首甜美、动人的歌声，人们就会想起《汾水长流》的作者著名作家胡正先生。胡正先生是汾水岸畔一株永不凋谢的长青松。
2011年元月21日
下乡轶事
1965年春天，我们一行四人来到介休县三佳村帮助春耕生产。大队把我们安置在一个农家居住。三间北房，房东老两口住东间，我们四人住西间。说房东老两口并不确切，老汉60开外自然可以称“老”，女人只有40多岁，实属中年。女人和我们常见的乡下女人一样，相貌平平常常，穿戴普普通通，是那种朴朴实实的农妇。那个时代，晋中有个习俗，男人下地干活，女人只待在家里操持家务。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女人在房门外磕鸡毛掸子的嗒嗒嗒嗒声音，每隔一会儿，就能听到嗒嗒嗒嗒的声音，晋中妇女把家里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
我们四人来自一个单位，组长是人事处长王孔文。孔文是个工农干部，年轻时当过民兵，文化程度不高。每次给群众讲话，总是“第一点”、“第二点”，能说到四五点。会后我就和孔文开玩笑，问他在会上说的是哪五点？他没有一次可以不走样地复述一遍，不仅次序颠倒，还总有两三点变了样；原来他是随口编出来的。
十天半月以后，社员们和我们熟了，干活时总有人诡秘地问我们在那家看到甚啦？听到啥动静没？开始我们不解，似乎有一个40多岁的汉子，隔些天就要来这个家一次，我们总以为是房东家的什么亲戚，并没有在意。
一天午睡时间，其他三人都打起了轻轻地鼾声，我躺在炕上却怎么也睡不着。从东间飘过来的肉香、酒香直钻我的鼻孔，我不能有任何响动，以免打扰他们的睡眠。东间的一对男女大概认为我们都睡着了，便有了女人咕咕咕的笑声，笑声是娇气的，有意压抑的，断断续续的，是女人被异性挑逗时的那种声音，有时又有一阵窸窸窣窣的轻微响动。后来我将这情况告诉了其他三人，他们说也曾在其他时候听到过一些异常情况……
渐渐地，我们从一些社员的片言只语中，了解到一些情况。这壮年汉子是本村的一个光棍，在县城中学里当炊事员，和房东女人相好已经好些年了。每逢礼拜天，学生灶上没有几个人吃饭，他便来到这一家，总是自带酒肉，房东女人便给他炒几个菜，两个人一块吃菜，女人看着他喝酒。多半都是老汉在地里干活时来，即使有时老汉回家碰上了，也总是一声不吭，自动回避，蹴到院子一角吃自个儿的饭。
于是，我们就意识到，我们刚刚进村时，队干部是有意把我们安置在这一家的。是想让我们的居住给他们的接触造成一些“不方便”？还是想让我们知道这家女人不正经，和他们一样轻蔑她？或者干脆就是耍点“恶作剧”，戏耍戏耍我们？
农民是朴实的、忠厚的，但有时也耍点小狡黠。比如一次我和社员在一块用铁锹翻地，新翻的土地不能被太阳晒太久了，必须适时用铁耙子耙平，才能保墒。地翻到有一两丈宽时，队长说，侯工作员，你给咱耙耙地吧！我原以为耙地要比翻地轻巧，谁知耙地要比翻地费力得多，没一会儿，我就累得满头大汗。我便打趣队长道，你可把我照顾得不赖啊。
然而，不论队干部们出于什么目的，把我们安置在这一家居住，根据我们四人对房东女人的观察，她只是一个普普通通、朴朴实实的农村妇女，一点也没有轻薄女人身上的那种妖冶气。从她常锁眉头，很少笑容的表情看，她的日子过得并不幸福。很显然，她和大她20多岁丈夫的结合，是父母包办的；她自有她的苦衷。这种现象在晋中并不少见。年前我在平遥县香乐村下乡，这种老夫少妇现象也常见。每到晚上，一群年轻小伙经常聚到这样的家中，和年少的媳妇打闹起哄。
好在这类夫妻是旧社会包办婚姻制度下的最后一批受害者，在新一代青年中，这种不幸婚姻已经绝迹了。
2011年2月10日
从照片说开去
在我的相册里，有两幅照片，上面一张，右上角标有文字，是在1963年山西省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拍摄的。前排左起：赵士元、任致祥、侯桂柱。后排左起：赵连宋、王吉文。下面一张，人员和排列顺序同上，则是相隔47年后，于2010年底拍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