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学文
电视剧《走西口》以出人意料的高收视率走进了千家万户，人们对西口、晋商、山西人又有了新的认识。其实，这不只是山西人的故事。从某种意义来看，我们通过这部作品，又一次走进了自己的内心，走进了民族的心灵深处。它是民族精神，或者说民族文化品格的一次再现和重塑。
一、“走西口”的文化意义与《走西口》的时代
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西口”首先是一个地名。明清时期，在与蒙古地区通商的交通通道上，有“东口”与“西口”之说。“东口”即今河北的张家口，“西口”则是今山西右玉的杀虎口。至清乾隆三十一年左右，时政府把汉、蒙古商民进出关口的票证机关移至归化，也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于是归化也被称为“西口”。但是，政府仍然在杀虎口设税务监督，并没有改变杀虎口作为“口”的性质。只是，人们开始从更多的地方进入蒙古，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西口”一词的泛化。所以，我们理解“西口”一词，至少有这样几重意义：一是本来的“西口”，即杀虎口；二是包括归化在内的泛化了的“西口”；三是历史文化意义上的“西口”，也就是说，走西口是内地人民进入蒙古地区谋生经商发展的代名词。电视剧《走西口》所表现的“西口”，正是以杀虎口，以及包头等地为主要地域背景的人事。
从“走西口”的文化意义来看，我们必须注意到，走西口的人主要是内地农业地区的人们通过“西口”进入蒙古地区，然后再往北发展。有确切的史料证明，他们至少发展到了莫斯科。这已经是走出亚洲，进入欧洲的跨“洲”迁移了。历史上，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交锋和融合，主要是北方的文明程度较低的游牧民族南移，进入文明程度较高的农耕民族地区。如雅利安人、匈奴人、突厥人，以及蒙古人，都是从北部的游牧地区南下，进入了较为靠南的农耕地区。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很少有农耕地区的人大规模地北上进入游牧地区。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走西口”，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很少见的历史文化现象，就是文明形态较高的农耕地区的人们大规模地、在大约五百余年的时间里，长时间地持续北上，进入以蒙古民族为主的游牧地区。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游牧民族的南下，主要是靠武力征服，而走西口的北上，主要是和平的方式；游牧民族的南下，都带有政治色彩，是民族政权的统一转移，往往要追求建立政权，而走西口的北上，则基本不具备政治色彩，更与政权的转移无关，它突出的是经济文化行为。游牧民族的南下，对催生新的文明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甚至是至关重要的作用。人们普遍认为，古埃及文明的消亡，与它没有接受游牧文化的异质有根本性的关系。而中华文明的绵延不绝，与它不断地融合不同时期、不同特质的异质文化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当然，这里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某一农耕地区的文明必须足够强大，能够承受外来文明的冲击。如果没有强大的承受力，它就会被摧毁。这样的事例已经太多。文明形态较高的农耕文明和平进入文明形态较低的游牧地区，历史上虽然很少，但“走西口”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例证。它在进入游牧地区后，最明显的作用就是改变了游牧地区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使这些地区既有的文明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加快了向更高级的文明形态演进的步伐。以蒙古地区为例，越是靠近南部，越是与农耕地区接近，其脱牧的倾向就越明显，以至于完全被以汉族为代表的农耕文明所同化。本来是游牧民族的蒙古族人民，成为定居的农业生产者。因此，“走西口”的历史文化意义就在于，它加快了游牧地区文明形态的改变和进步。
电视剧《走西口》反映的正是这一大规模长时间移民浪潮的末期。虽然“走西口”已经成为一种民族的记忆，在上世纪还存有其遗风余绪，但典型的、大规模的向西迁移，则在上世纪的中期就已经结束。就晋商而言，虽然其最终的消亡是在上世纪中期，但其真正的消亡正是电视剧表现的时代，也就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正如此，在《走西口》中就出现了反对帝制复辟、国民革命、反日等内容。从其选择的历史时期来看，这些内容是不可回避的，晋商的精神品格中本来就有家国一体、为天下而忧的情怀，他们的发展从来与国家的大势相连。可以说，没有明、清以来“驻边”的国家大事，就没有晋商兴起的社会原因；没有为国保民的精神，也就没有晋商的发展。这只是时代的不同，而不是晋商的不同。在“走西口”的众多人群中，虽然成功者只是少数，但是，那些走了西口，却仍然是平民百姓，没有大富大贵的人们，同样也具有这样的家国情怀，只是他们已经被历史的行进所遮蔽，我们不可能知道他们每一个人的行为和名姓。
二、《走西口》表现了中华民族最基本的精神品格和价值选择
《走西口》集中描写了一批在口外奋斗、谋生的山西人，其实，这些山西人正是我们民族的缩影、代表。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山西是中华民族，具体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这里不仅是我们民族最早的活动区域，而且也是民族价值观形成的最重要的区域。尧舜之德，夏禹之智，以及中华文明中关于求变图新、和谐共生、忠孝仁义、诚信包容等等，都与山西这块土地有着莫大的关系。山西也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碰撞融合、形成新的文化形态的典型地区。表里山河的山西有史以来一直是拱卫京师、屏蔽边防的军国重镇。在游牧民族的南下中，山西是首当其冲之地。而杀虎口，也就是西口，是进入山西，直达中原的“北门之扃钥”。作为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的山西，是农耕文明地区，但在历史上，却不断地遭遇游牧文明的侵袭，并形成新的文明。这恰恰是中华文明的典型特质。中华文明，正是以农耕文明为核心，以汉民族为主体，不断融合吸收其他文明，特别是游牧民族的文明而生成的文明形态。所以，从某种角度来看，对山西的了解，也就是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了解了山西，也就打开了步入中华文明的大门。《走西口》正是描写了一批以山西人为主体的“西口人”，事实上，也就是为我们了解中华民族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