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农民处境的揭示，如果说在《晨雾》中还突出地表现为单一的文化困境，那么到了《厚土》七篇里则开始具有了现实主义文学直面生活的那种深沉凝重的分量。就深掘传统文化心理的底蕴而言，《厚土》无疑是《晨雾》探索的继续。《厚土》集中展现了传统文化心理愚昧、麻木、呆滞和令人痛心的一面，表达的仍是批判性的艺术思考。
早在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家费孝通就把广大农村地区称之为“乡土社会”，认为这种社会的秩序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强制推行，而是靠了群体中每一分子从教化中养成的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来维持。在“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的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乡土中国》）《厚土》对这种习惯性心态的揭示是多层次的。比如，《锄禾》里的“黑胡子老汉”对“红布衫”委身于“豹子”队长一事所持的沉默态度，《古老峪》中的父女俩在面对农家世代不变的命运时表现出来的木然的承受力，《选贼》中那幕以请队长收场的小小的悲喜剧，甚至《眼石》里那个“拉闸人”心理平衡的倾覆和恢复，都突出地表现了那种已成习惯的、而且具有高度生存适应性的传统心理对农民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影响和支配。
如果《厚土》的全部指向仅止于此，充其量也不过达到了某种社会学和文化批判的层次，还不是一种艺术观照。然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厚土》的价值就在于提供了对黏着在那块“生于斯、死于斯”的厚土之上的农民真实的内心世界及其种种生活状况的艺术观照。没有为强化文化意识而刻意去“净化”生活。经济与文化的落后、宿命一样难以摆脱的贫困和特定时期的社会政治背景以及偏远封闭的地理环境……将一种特定的、完整而真实的农民生存处境严酷地推到我们面前，使李锐的传统文化心理的描写获得一个深厚的生活基础。李锐笔下的那种包括了超负荷的生存适应性、浓厚的封建皇权思想和封建迷信观念以及小生产者的财产占有意识（如《眼石》《假婚》中对待女人的态度）等驳杂不一的惰性传统心理表现，都不是什么独立作用于人无意识深处的抽象物，而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农民别无选择的不变的生存条件和处境制约并依存于它们而存在的一种伴生物。如果说《厚土》无意去写传统文化心理可变的一面，那只是因为小说所表现的特定时期、特定区域农民的基本生存条件和生存处境尚未有多大改变，历史也还未曾提供这种可能的缘故。然而除非这些条件和这种处境有根本性的改观，否则传统文化心理积淀的“厚土”将依然裹覆着辗转于生活困境之中的农民。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和李锐早期作品相比，对农民命运的关注，不再是为小说装饰散发着文人书卷气的浪漫情趣，甚至把先入为主的观点和书斋里一相情愿的期望调制成某种添加剂灌输给读者，而是将这条情感线由表入里、由明转隐地延伸到《厚土》那最贴近农村生活的全部真实的叙述和描写之中。那种好似隔着晨雾、在多少有些文化优越感的居高临下的审视中曾无意地从《晨雾》里流露出来的怜悯之情，也已为一种对辗转困顿在贫瘠荒凉土地上的农民处境设身处地的体察和理解所取代。
我觉得《厚土》系列中的《看山》，是李锐对特定时代、农民在无可回避的生存处境中的特定心境的一种“将心比心”的艺术把握。可以说，它突出地表明了《厚土》所反映的生存处境对《晨雾》的唯文化困境描写的超越。我们与其说《看山》是写一个老农对生活难舍难分、充满诗意的留恋之情，倒不如说是农民对生之无奈的忧伤感触的一种抒发。《看山》里所表达的生命在“凝冻了一般，没有一丝的生气和活力”的日子里年复一年地消逝、而衰老终于悄然而至的那种凄凉感受，和那生于斯、也将死于斯的无望的悲哀，是这块厚土上的农民无法选择的历史命运，也是绑缚在这块厚土上的农民实出于无奈的内在心理写照。于是无论像《锄禾》里的农妇不得已所采取的屈辱而隐忍的求生方式，还是《假婚》中的壮年农民由于生活的绝望和苦寂无可宣泄而终至爆发的性虐狂心态，都作为人生苦难被体察和理解了的一个组成部分，把我们引向了一个未加掩饰的真实世界。贯穿于《厚土》诸篇中的冷峻的文化批判意识，也因溶入了这种深切的体察和理解得到了艺术的拓展和深化。
三
改变吕梁山贫困面貌的历史进程是漫长的。这块厚土上的农民们，作为自我命运的孤独的承受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将无法选择地在那被历史规定着的、世世代代延续的生存处境中默默地忍耐地生活下去。这是任何超脱于这种生存之外的他人所替代不了的。在我看来，正是对这种沉重的现实有深透的体察和理解，才为《厚土》的表现方法带来了两种最基本的艺术特征。
首先是《厚土》中出现的农民形象，被作家赋予了一种书生文化意识无法浸入的独立自足性。这是超越了文人墨客理解和想象局限的充分客观化了的农民形象，是完全按生活中习得的行为逻辑表现自己的“自在”的“对象主体”。
以《古老峪》为例。小说里的工作队队员小李，到古老峪的第二天早上，就因“热情而奔放”地参加场院的劳动而搞得满心的尴尬和愧悔。三天之后，这个小李和那个农家姑娘又发生了这样一段对话：
“你给当咱们古老峪的先进吧！”
“我不。”
“为什么？”
“我才不先进哩。”
“我看这三天就数你听得认真。”
“听啥。”
“念文件呀。”
她抿嘴笑了：“我啥也听不懂，我是看你念得好看。”
这完全是一颗处在自在状态中的心灵，它的缺乏自我意识的坦露，对从城里来的年轻人诗化的想象力又是一次打击。
古往今来，文化人对农民的想象和农民的真实的客观状况之间往往存在着很大差距。而在今天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里，这种差距的弥合，一般也都是以后者的独立自足性为前者已成情感和思维定势的文化意识所分解而加以主观化的重铸为代价实现的。这一局限性也为李锐的《丢失的长命锁》等早期小说和《晨雾》所共有。然而《厚土》则打了个颠倒，不是听凭书生的文化意识在自我肯定中再去恣意地幻化农民，而是将文化人情感的敏感脆弱和对农民处境的隔膜与农民因袭的历史重负及其韧性的承受力进行强烈的对比，从而让不谙世事的前者在后者的真实存在的沉重面前失却心理的平衡。
仍以《古老峪》为例。未脱书卷气的工作队队员小李，在听到那个农家姑娘为婚事与她父亲发生的争吵后，小说是这样写的：
争吵突然停顿了。她一定哭了，他想。
可是等到父女俩走进土窑的时候，两个人的脸上都是那么平静，平静得叫人感到木然。父亲放下手中掐着的一蓬豆秧，周身拍打着，脸上又堆出往日的笑容问：
“老李，等得肚饥了吧？”
他忐忑不安地应着，心里生出来许多的愧疚，本想问问父女俩吵些什么，可看见主人脸上那做出来的笑容，就又把话吞了下去——那笑脸分明是一张厚厚的盾牌。他忽然就感到自己在这土窑里的多余和无用。
这种浸透于《古老峪》首尾的“多余和无用”的感受，也程度不同地流露在《锄禾》《选贼》诸篇里。它揭示出了那种游离于农村现实之外、又缺乏足够思想准备的书生文化意识，在面对真正的农民及其生存处境时所显露出来的虚妄和无能。《厚土》中的农民形象，是以一种富有生命表现力的独立自足性出现在读者面前的。农民的存在现实刺痛了我们，但农民的现实存在却并不因此而有改变；对此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会无动于衷。而这正是《厚土》之所以显得格外深沉凝重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是《厚土》艺术表现方法的非典型化特征。出于对吕梁山农民处境的历史必然性及其现实生存状况的普遍性的深知与理解，李锐特意采用了一种最逼近真实的、又是普普通通的当代农村生活的非典型化表现方法。为此他既无意去精心营造典型的环境，也无意去刻画典型的人物，甚至不想表现得比他笔下的这些无名无姓的人物（人物是张三还是李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块厚土上的芸芸众生所身处的共同处境、所承担着的共同命运）更高明，而是提供给我们一幅幅关于常见的农村生活场景和人物的素描。这些充满了农村浓郁的日常生活气息的沉郁画面在我们的生活意识里所唤起的那种亲近感本身，就具有一种强烈的、无可言喻的撼动性。那种冷峻、忧伤甚至绝望的艺术效果，是某些刻意追求蛮荒神秘的色彩、怪诞不经的形象和古朴悲壮的氛围的寻根作品所难以相比的。用非典型化的方法，同样达到了那种通常只有借助于典型化的手段才能达到的艺术效果，这也是《厚土》艺术表现上的一大特色。
就在一些文学作品对远离当代生活、从历史考古学和民俗学的意义上去作鲜为人知的“寻根”发现流露出更多的偏爱之时，《厚土》以其独特的艺术追求向我们表明，坚持从当代生活出发，在对农民生存处境的深切体察和理解的基础上深入发掘传统文化心理的积淀，可以达到一个怎样的艺术深度。《厚土》没有使用任何荒诞的手法和追求陌生化的效果，它表现的都是那块土地上司空见惯地发生过、而且仍可能时有发生的事情，却让我们感到了短篇小说所能具有的丰富的表现力和强烈的感染力。在像万花筒一样变动不居、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学试验面前，李锐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他在《厚土》里显示出来的实力和潜力，使我们有理由对他的创作抱有更大的期望。
1987年
茶道上的空谷足音
——评成一长篇小说《茶道青红》
晋商自明代就已涉足海外贸易了，入清后的恰克图对俄贸易，更是以晋商所经营的华茶生意为主。
成一的长篇小说《茶道青红》正是取材于这一历史时期：太谷康家自雍正年间做恰克图茶叶外销生意已半个世纪之久。其时的清廷，并不看重外贸交易，而将中俄间的贸易互市视为单方面的“恩赐”。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起，曾以封关闭市达四年之久作为惩治俄方的杀手锏，致使晋商的利益大受殃及。因此，最早涉足外茶贸易的晋商康海元，深知茶道风险莫测，临终时就将祖业分为内茶外茶两份生意，以图内外相济，互为救助，以防不测。青砖内茶，由大儿子康乃骞管理；由于康乃骞与家人住在祖家老宅，习称东院。小儿子康乃懋，专营红砖外茶，因与家人居祖宅之西新建的宅院，被称为西院。红砖外茶，是指当时经俄外销的、由特殊工艺制作的一种砖茶，“深受俄境白人及欧人喜欢”。只是此茶的运销前期要辗转数万里，由产地福建武夷山经水路抵武昌转汉水达樊城起岸，再过河南入山西境内，沿晋城、潞安、平遥、祁县、太谷一线北上忻县、大同，经天镇达张家口，越长城达戈壁沙漠抵恰克图。其时康家之生意体制，是由当家人亲任大掌柜，于是康乃懋，就义不容辞地要奔波往返于万里茶道，“随川流全线巡走，及时作全盘调理”。内中的艰苦自不必说。
康家两兄弟中的兄长康乃骞，遇事拙于应对且观念陈旧，可说是平庸之辈，仅为人还算忠厚。其弟康乃懋虽才具中常，但对祖业一向兢兢业业，也更有承担精神。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恰克图又经历了第二次闭市。遭此挫折，康乃懋“谨遵先父遗训，转手尽力帮衬兄长的内茶生意”，赢得了兄长及家人、茶庄伙友一干人士的崇敬。无形中，东院无论大小事，都养成了要听康乃懋意见的习惯。其实，与其说康乃懋有什么大才干，不如说是有赖于祖业本身的实力和父亲在字号内留下了一批制茶高手，加上他能礼贤下士，颇得人望，手下人甘愿积极出力罢了。康家这两兄弟，不是因循守旧，就是创意不足、偏于保守。立足于守成尚可，如临大的危机，要想步出险境图谋更大的发展，则非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军人物。果然，在两次封关闭市后，由俄境劫匪执械打劫晋商茶货所引发外交案事，又一次给中俄贸易投下了闭关的阴影。面临清廷随时可能再次中止与俄国的贸易互市，正沿北路茶道之晋中至库仑及恰克图买卖城一线料理生意的康家掌门人康乃懋心急如焚。为了解情况和寻求对策，他在库仑官府和其他晋商外茶大号间行走，又身入俄境与俄商联络，希望在俄商的影响下俄官府能主动缓和僵局，化解事端。但清廷还是再次关闭了恰克图口岸，中断了中俄贸易。康乃懋困留俄境，康家祖业顿失主心骨。此时是乾隆五十年（1785年）二月。
在康家祖业面临重大危机的时刻，经康家各路掌柜伙友的支持和推举，时年四十五岁的戴夫人戴静仪以女主身份，代其夫康乃懋出头主事，并掌管两号生意。《茶道青红》的主要情节也就此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