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游》中，主人公骆临已年过五旬，依然是单身。他的生活中也似乎不会有什么秘密可言了，就如同他所有的梦，几乎全是“日常生活最不重要的那些碎枝末节的简单重复”，像他居所对面楼层中的那个单身中年女性，每天在夜晚归家后故意收起窗帘，神情坦然地做更衣的走台展示那样“全都能公开，实况转播也没问题”。然而事实上并不像表面呈现出来的那样简单。骆临与兄长一家同住一套旧式公寓房。侄女微微在下夜班的路上遇到了变态怪人的性骚扰，而骆临从小就患有梦游症，所以格外疑心自己就是那个光着身子披着紫酱红色雨披出现在夜里的家伙。受着说不清道不明的自我猜疑的折磨和驱使，骆临居然真的去买了一件同色的雨披，在夜里悄悄出门去吓唬微微。而他的哥哥也对他有所怀疑，竟在夜里用早已配好的钥匙打开骆临的卧房看他是否还躺在床上。一想到哥哥有一把自己卧室的钥匙，骆临心里就感到不舒服。人在夜里的行为都是可疑的；他忽然想到微微的工作也十分可疑，就把疑心和哥哥谈了。结果弄得哥哥寝食不安，找骆临一起去跟踪夜里出门的微微，却没有什么结果。与此同时，住在骆临对面楼上的女人也有了男朋友，从此窗帘紧闭，不再进行每日的例行表演，让好奇的骆临一无所获。《夜游》告诉读者，人性深处既有想把自己不为人知的一面暴露出来的冲动，也有刻意隐藏其真实自我的本能，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人对自己，人对他人——即使就在身边、似乎没什么隐私可言的至亲之人——的理解都是极为有限的。小说将人性的不可知和对自己及他人的不信任表达得淋漓尽致。
故事讲得最为出色的还是他的中篇小说《河豚》。主人公阿舟，怀着不可告人的欲望，邀林雁扮成一对恋人到一个海岛上旅游，目的是寻找祖父临终前说出的一坛金子。在冒险寻宝的过程中，岛上竟发生了一件惊天大案：信用社一百万元被盗。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很快，阿舟发现，由于藏宝地周围的景物变化太大，无法确定具体的埋藏地点，那坛金子已不可能找到了。就在他俩冷静下来，带着有所反省的心情乘离岛的客轮返回时，阿舟却意外地发现了那笔被盗巨款的藏匿点，不劳而获的欲望被再度勾起。西飏运用了侦探小说里故事中套故事的叙述结构，将这个拼死“吃河豚”的欲望故事写得引人入胜，充满了张力和喜剧性的反讽。悬疑不断出现，谜底却显得波谲云诡。随着一笔不义之财终于浮出水面，欲望也因此膨胀到极致。小说的主题经由结尾探查的结果而凸显出来：贪欲使人的聪明或狡诈都有着超水平的发挥，理性和良知在巨大的诱惑面前也不免被搁置。
西飏小说的耐读，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他对生活感受的还原能力。即使在《河豚》这样精心营构的叙述模式中，你也绝见不到那类矫情浮躁、离奇破碎而又晦涩费解的因素。西飏从不在一个大的时间跨度里来展示人物命运的起伏变化，他最擅长的还是从平凡的生活中精心截取一个个“自然”的片段，细润地加以描摹。像“过圣诞”（《圣诞时光》）、“旧友相聚”（《聚散》）和“看电影”（《时停时下的雨》）等类似的场景，其中的氛围和细节似乎都触手可及。西飏就有这种本事，能将那些看似“无意义”却有着别样生活意味的现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仿佛河水在自然地向前流动，吸引你读下去。如《聚散》，写几个往昔的朋友聚会，多年未见却没有什么好谈的，只是在尽力“活跃气氛”，以便消磨时光。不同的生活经历，在各人内心留下了一些隐秘和伤痛，但早已没有了执著，也习惯了对一切都抱随遇而安的态度，因为生活还得继续，而过去了的一切也不可能重新开始。后来“我”有机会与三个女友中的一个独处时，才知道另外两个女友的感情生活并不理想，而面前的女友已变成了一个对性抱着无所谓的开放态度的女人……就是在这样平淡到似乎有些百无聊赖的场景聚散之间，那把握不定的情绪波动甚至一时的感情冲动，都如同一阵微风拂过水面，泛起几波涟漪，瞬间就平复了。让人感到一点“长于春梦几多时，散似秋云无觅处”的淡淡的惘然。如果说，你只是想知道最后到底发生了什么的话，也许会有些失望，因为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这也是西飏的长处：能抓住读者的好奇心来讲述他的故事，而故事的“意义”却不是靠结局来点明，而是溶化在故事本身的展示过程之中了。
在西飏的小说世界里，对现实非理想化方面的描述也仅止于上述类型。在这类作品中，都涉及了人的欲望和隐秘的内心世界。但西飏的态度是温和的、包容的，表达是从容的、优雅的，决没有愤世嫉俗的色彩和故意要惊世骇俗的叛逆因素。这与他的写作态度有关。他说：“写苦难也可以用一种轻松超越的态度来写，不见得非得直接表现切肤之痛，也可以有会心的一笑。我们不能说因为有些新生代的写作有游戏的成分在里面，就一定认为游戏本身是不好的。我认为对痛苦的消解也是一种积极的方式，对痛苦流着泪笑也是可以的。”这里说的游戏成分指的就是一种凡事不必太当真，以至于能够弄假成真、迷失在错觉和表象中的审美态度，它也体现在西飏自己称之为“萍水相逢、不期而遇”的那些情感故事里。
人生中的美好事物都是短暂的，生活的磨损常使人变得麻木和迟钝。要获得细腻敏感的体验，就有赖于某种假定性的介入和想象力的滋润；因此，在审美知觉中感知和把握世界，就需要有一种能暂时超越真实生活空间的“艺术场景”以便于诱发出人内心中被压抑的另一种情感欲求。这样的场景，在《昙花一现》中是电视剧组的摄制现场；在《闭上眼睛》中是一次朋友的葬礼；在《时停时下的雨》中是电影院；在《青衣花旦》中是屋顶有着旋转的、忽明忽暗的球形灯的舞池。
在现实的领域里，人与他人的关系，总要受到利害得失的影响。受生存逻辑的支配，人会抑制自己内心那种不求获利、不图回报而只想彼此真心相待的自发性的人性冲动。《时停时下的雨》中，琪琪的男友马骏，就“想时时显示他的欣赏水平和品位，他把事物归类分档，他只跟他认为好的东西结合，并断然拒绝那些他不齿的东西”。总是以戒备之心和嘲讽的态度去看待他人自发性行为的马骏，终于引起了琪琪的反感。走出电影院的虚拟环境，她突然受到一种没来由地想敞开自己的情绪的控制，渴望人与人之间无利害算计的自然接触。但在日常生活中，马骏的态度是明智的，而琪琪的一时冲动则显得不可思议。
要理解西飏热衷于讲述的这类情感故事，最好还是读一读他的中篇小说《青衣花旦》。
两个男青年，在一家宾馆的舞厅里认识了两个舞女。这四个人之间的相识和关系的发展被西飏处理得十分恬淡和自然，俨然是一种超越了世俗男女之情和铜臭气的心灵间的触摸和情感间的依恋，表现出青春的单纯和人与人之间的信赖。特别是小豫和“青衣”，恰好都刚经历过各自感情上的失意和创痛，他们同病相怜，在寻求心灵的慰藉方面更是有一种彼此不设防的默契。马丁·布伯在《我与你》一书中，对“它”之世界和“你”之世界曾作过划分。前者是人出于生存需要而不得不筑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他人被看做是与“我”相分离的对象，看做是为了满足我一时利益、需要和欲求的手段。而后者是人出于一种更高级的精神需要渴望偶尔栖息一下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与他人产生的联系，不再出于相互利用的考虑，而是坦诚相见、以诚相待，用未被利害观念污染的人性本色来接近对方，是一种生命的“相遇”。这种在暂时消弭了人我分离的神圣时刻中建立起来的纯净关系是人性需要的体现。在双重世界中流连忘返，让人体会到的是人生的悲哀和伟大。所以马丁·布伯才说：“人无‘它’不可生存，但仅靠‘它’则生存者不复为人。”而舞厅的暧昧气氛，恰好为这种日常生活中的超脱之举提供了梦想的原料。
小说的结尾，两个男青年和“青衣”“花旦”登上了小豫家屋顶的平台。“屋顶是长方形的，一片浅浅的灰色，被周围的黑暗簇拥环绕着。天空的浮云继续移动，忽而密集，突然又豁然开朗，因此他们所在的这一片灰色平面也忽明忽暗；仿佛是茫茫大海中的一片甲板。他们与那两个被称为花旦青衣的姑娘一起，好像是在某次航行中，但他们不知道船在茫茫大海的何处，也不知道航行最终的目的地。……天好像是渐渐要亮了，仿佛又只是刚刚黑下来。”这样，在他们无所企求、极为放松的恬然相处中，就隐藏着一种无声之处起微澜的怅惘效果。也只有在这种昏暗不明的夜色中，人内心中对男女两性关系的超凡脱俗的渴望才能暂时漂浮在放浪形骸的欲望之上。而读者都明白，伴随着夜幕的消失，恍惚迷离的梦境将被灼目的阳光驱散，人将清醒地按“它”之世界的理性逻辑行事。
尼采曾说：“我们拥有艺术为的是不为事实而死。”西飏的小说大都涉及都市的生活，但他表示并不想只是去记录和摹写那些不尽如人意的方面。他说：“我仍然希望小说是作家的创造和发现。读者看小说不是来重温日常生活，他们想得到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所以小说家就是这样一些制造‘奇迹’的人，这些奇迹或大或小。”在我的理解中，这些奇迹大都涉及生活中的美好愿望、梦想和温情；这也是他的小说在“新生代”作品中显得与众不同之处。从一次访谈中西飏就“你对都市最大的怀疑是什么”这一问题所做的回答，也能看出他对人不得不陷于“它”之世界、受制于冷酷的“丛林”法则持有的批判态度：“最大的怀疑是我们对都市生活的依赖以及对自然的远离。”他解释说，这里所说的“自然”并非单指大自然，而是指“自然状态的生活”。
2003年11月
为一个时代和属于那个时代的一类人画像
——评周琼长篇小说《放手》
生于20世纪中叶的人，是伴随着一个新生的、充满希望的国家一起成长起来的。在他们的童年记忆中，那是一个物质匮乏但绝不缺少情趣和美好感受的时代。从小时候起，他们就被告知将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和红色事业的接班人，肩负着解放全人类的崇高使命，能对这一远大理想的实现奉献出自己的一切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可以说，一生下来，他们面对的就是一个“有意义的世界”。由于身处的社会环境，他们心地纯净，对国家怀着朴素的感情，拥有发自内心的优越感和自豪感并充满激情和朝气。在一元化的理想主义氛围中他们度过了自己的青春期并受到苏联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在青年时代又经历了由一元到多元的巨大变化和因迷惘、失落所带来的心理震荡。然而，这批人被时代打下的精神成长烙印是无法彻底磨灭的。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并不甘心在这个逐渐变得“无意义”的世界中随波逐流，仍在固执地寻找着人生的意义和精神的归宿。三十年前，美国学者沃克就说过：“现代世界委实变化太快，以致诞生在这个世界的儿童们到了成年时，他们出生的那个世界已不复存在。……这时，他们常常发现自己为这一类问题所困惑，诸如：‘我是谁？我正走向何方？为什么我要去那里？我所干的一切意义何在？真的有必要吗？’伴随这些问题而来的是烦心的焦虑、极度的苦恼。”这段话，好像也是为这批人所做的精神画像。周琼的长篇小说《放手》，正是通过描写热爱生活、同时又都是婚姻经营的失败者的两位知识女性的情爱经历和人生追求，来表现这类人在寻觅情感寄托和精神家园过程中所走过的悲剧心路历程。
马斯洛认为，人作为价值生命，在获得基本需要的满足后会受到植根于自身生物基础中的超越性动机的驱动，特别是在特定文化的鼓励下。也就是说，人有一种献身的热情，“即为了某一特殊使命、某一超于个人之外的事业或比个人更为重要的事业，为了某些不夹杂私利、某种与个人无关的事业而牺牲自己或把自己奉献给‘圣坛’”的冲动。加德纳也指出，“使人能够充分满足的幸福不是一种人们可以渴求的生活状态”，幸福不“仅仅是舒适、快乐和拥有足够的各种物质”；而是人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和才能，孜孜不倦地“朝着有意义的目标奋斗”，正是“这些目标使个人与更广泛更远大的人生目的联系起来”，使为之奋斗者能感觉到自己生存的意义，尽管这些目标最终也许不可能实现。
《放手》中，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女主人公林含烟，是一个有较高人文素养、受到较多的西方及苏俄文学艺术熏陶、对美术和音乐具有良好鉴赏力的内心敏感而丰富的知识女性，对生活抱有理想主义态度，格外看重情感的价值，如同她自己所说，她是“生活在一个多少有些虚幻的精神世界里”，渴望过一种有品位和精神深度的、散发着“高贵典雅的贵族气息”的有所作为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