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他的诗，无论是他以前写的还是他在后来写的，我都是非常喜欢的，这种喜欢与政治无关。为什么？因为他写的都是真情，无论是他过去的真情或他自己否定的，还是他现在的真情或他自己肯定的。比如他的《到远方去》：“收拾停当我的行装/马上要登程去远方/心爱的同志送我/告别天安门广场//在我将去的铁路线上/还没有铁路的影子/在我将去的矿井/还只是一片荒凉//但是没有的都将会有/美好的希望都不会落空/在遥远的荒山僻壤/将要涌起建设的喧声//那声音将要传到北京/跟这里的声音呼应/广场上英雄碑正在兴建啊/琢打石块，像清脆的鸟鸣//心爱的同志，你想起了什么/哦，你想起了刘胡兰/如果刘胡兰活到今天/她跟你正是同年//你要唱她没唱完的歌/你要走她没走完的路程/我爱的正是你的雄心/虽然我也爱你的童心//让人们把我们叫作/母亲的最好的儿女/在英雄辈出的祖国/我们是年轻的接力人//我们惯于踏上征途/就像骑兵跨上征鞍/青年团员走在长征的路上/几千里路程算得什么遥远//我将在河西走廊送走除夕/我将在戈壁荒滩迎来新年/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想起你/就更要把艰巨的任务担在双肩//记住，我们要坚守誓言/谁也不许落后于时间/那时我们在北京重逢/或者在远方的工地再见！”再比如他的《从远方归来》：“这一回从远方归来/该把行囊收进壁橱了//默默向自己宣告/壮游到此结束/浪迹天涯乃少年之梦想／不期而遇是长长的流放//看过藏北的云/就不用看别处的云了/看过青海的星/就不用看别处的星了//手扶一树桃花/天下的桃花笑在眼前/身卧一地芳草/天下的芳草绿到脚下//把饥寒和颠簸的记忆/随手抛撒到路边/只记得夜行途中的灯火/清冷的井水 大碗的热汤//远方的远方有一座山/我就是那座山沉默不语/远方的远方有一条水／我就是那条水 慢慢流去//当我醒来 那远方的远方/村民和鸡犬也已醒来/当我晚饭 那远方的远方/牧人正赶着牛羊回栏//所有的人跟我一样地生活/没去过的地方我就不去了/况且节令已是晚秋/况且时间已是傍晚//我穿过炊烟四起的老街深巷/我走向树影渐长的小小丘冈/我面西坐下 闭上眼睛/感受着暖烘烘一片红光的抚摸//那是不疲倦地奔走了一生/此刻微微疲倦了的夕阳。”我家的壁上还挂着黄永厚①先生手书的他的一首“打油”诗《不问》：“不问苍生问鬼神，头疼医脚日昏昏。卑之旧论雌黄尽，勃乃今知狱吏尊。刑罪几曾临黑手，气功原只献豪门。弘扬传统推王朔：千万别把我当人。”在我看来，诗歌对于他来说真的是他表达自己的最好的一种形式了。而他给《书屋》的最长的文字也就是他在信中说的，他读老红军陈靖教授所写的那本《诗言史》了。那篇的题目就是诗——《历史需要注释》。他从将军的诗句中读到了作者饱含的真情，他从书中的诗注中看到了诗人独具的史识。
① 黄永厚（1928-），土家族，湖南凤凰人，画家，擅长中国画，作品有《九方皋》《渐江》《桃源》等。
他给《书屋》的文章中，我个人最喜欢的，还是他写诗人的文章，比如他的这一篇《与涅克拉索夫重逢》（发表在1998年第2期的《书屋》上）。我本想稍作一下转叙，但又觉得如他所说“片断的引述无法传达”我读他的文章的感受，既然他有过“夜读抄”，我也来一次“夜读抄”吧：
伟大的俄罗斯诗人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涅克拉索夫（1821-1878），逝世即将一百二十周年了。
我初识涅克拉索夫，是在五十年前，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之交。我写《给伏尔加船夫》的时候，还没读过他写伏尔加河的诗，心中只有列宾的那幅名画，那是一九四七年的九月。但是在我一九四八年夏天的旧稿里，已经看到题为《在中国谁能快乐而自由》的长诗，显然是读了高寒译的《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之后的拟作了。
接着我从东安市场内的丹桂商场旧书摊上买到孟十还译的《严寒·通红的鼻子》：“这里只有石头才不哭泣……”还有说俄罗斯妇女有三条命运，就是“跟奴隶结婚，做奴隶的母亲，至死都做奴隶”的话，是那么强烈地震撼了我。
那时我也正走进果戈理、屠格涅夫的世界。涅克拉索夫的诗，《死魂灵》和《猎人日记》，他们在十九世纪的俄罗斯之所同情，之所诅咒，之所向往，在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唤起我无条件的共鸣。像他们面对着又可爱又可恨的俄罗斯，面对着人民的苦难一样，我面对着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在抗日战争之后，避免了做外国人的奴隶的命运，能不能摆脱做本国人的奴隶的命运？于是那“为了实现人与人是兄弟的关系”，涅克拉索夫的事业也成了我的理想。
我觉得当时的中国与涅克拉索夫时的俄罗斯如此相像，我也应该像他那样歌唱。
一九四九年后，由于实行“一边倒”的国策，我们这里出版苏联和俄罗斯的文学作品较多。但关于涅克拉索夫，我所见的新书，似只有一九五四年平明版的《俄罗斯女人》，以及人文或作家版的可能是楚柯夫斯基著的论涅克拉索夫的小册子。可能是反胡风（连带肃反）、反右派、“大跃进”等运动突如其来，又接二连三，把北京、上海等地出版社有关重译世界名著的规划推迟以至于彻底打乱了吧。
不过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我还拥有如上所述涅克拉索夫的若干旧译本。然后，有十几年之久，就只能像怀想远方的朋友那样，偶尔在夜深人静时念叨一下他们的话语，来寄托我对包括涅克拉索夫在内的诸多中外古今诗人的系念了。
使我得与涅克拉索夫重逢的，是上海文艺出版社。他们在一九八〇年八月出版了魏荒弩译的《涅克拉索夫诗选》，印了两万册。一九八五年再版，增收了七首诗，篇幅增加近一半（同一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诗苑译林”丛书出版了丁鲁译的《涅克拉索夫诗选》）。尤其叫人欣慰的，是我看到了上海译文出版社在一九九二年六月出版的《涅克拉索夫文集》一至三卷（第一、二卷为抒情诗，第三卷为叙事诗；据悉第四卷为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第五卷收入散文和评论，尚未出版）。
在这文集的前三卷里，有我熟知的篇章，也有初读的新译。不仅是与诗人重逢，并且从他开始孑然一身走向人间的十七岁，跟着诗人的“韵脚”，一直跋涉到他告别人间的五十七岁。于是我们又听到了《诗人与公民》（1855），这一场发生在一百四十年前的辩论：“你可以不做诗人，但是必须做一个公民。”这一实际上是诗人自己和自己的对话所反映的矛盾，也许到晚年他写给妻子的《致济娜》（1876）中，才有了不成其为结论的结论：“斗争妨碍我做一个诗人，诗歌妨碍我当一名战士。”然而，百年之后，我们可以以历史的名义说，诗人毕竟“把自己的一生”完全献给了“伟大的时代目标”，无愧为诗人亦无愧为战士了。
他的《未收割的土地》（1854）是我多次读过的，以前只当作诗人对农民悲惨命运的悲悯，这回读了诗注，评论者多以为是诗人的自况，然则是他担心自己有一天会“眼色暗淡，而且又哑了歌喉，再也不能用歌声抒发自己的哀愁。他再也不能手扶犁杖，沉思地走过自己的田头”。印证他死前一个月写的《梦》里，还梦想过重新得到歌喉，“从未收割的田亩上开始拾穗”，回到那“幸福的时辰”！对于渴望歌唱的诗人，被迫沉默，是跟农民在秋天的田野上却无力收割一样痛苦的。
“文集”本的译诗，不但数量多于前此的诗选，还好在加了一些背景的注释。如《大门前的沉思》（1858），写一所豪门的门官奉命驱散了前来叩阍的穷苦农民。注释说：一八五八年夏，涅克拉索夫有一次从自己寓所的窗口看见，街对面一座住有财产部大臣M.H·穆拉维约夫（后来因血腥镇压1863年波兰起义而获“刽子手”绰号）的官邸门口，有几名看家护院的和一名警察，正在推搡请愿的农民撵他们走。这件事激发了诗人的创作灵感，很快便写成了这首诗。诗人历数了田野、道路、监狱、城堡、矿山，草原的大车下，可怜的破房子，问在什么地方俄罗斯的农民可以不再呻吟：“走上伏尔加河畔：在伟大的俄罗斯河上，那回响着的是谁的呻吟？这呻吟在我们这里被叫作歌声——那是拽着纤索的纤夫们在行进……”如伏尔加河春潮泛滥一样的人民的悲哀，汹涌在诗人的笔下，也波动到读者的心头。
涅克拉索夫十分关注农民的命运。一八五七年，彼得堡和莫斯科两大都城的部分知识界，因沙皇政府打算进行“伟大改革”而兴高采烈，大肆吹嘘，“雄辩家声如雷鸣”，“而在俄罗斯的腹地——却永远是一片寂静。只有风，不让路旁的柳梢有片刻的消停”（1858）。农奴制废除以后，出现了一八六一年与一八六二年革命的高涨和反动宪警的镇压，诗人写道：“我们的当局发布命令，要抓每一个无辜的路人”，这两句一八六四年发表时还是让检查官删去了。诗人为“改革”后耳闻目睹的残酷现实所苦，总想在大自然和乡村生活里讨一份安居：“但那愁容满面的农民，看着真叫人不胜惆怅；他们的贫困，他们无穷的忍耐只能使我感到沮丧……”（1862）而到一八七四年，诗人在近年他最喜欢也是他自认为写得最真诚的一首诗《哀歌》里，这样说：“我看见了美好的一天，俄罗斯没有一个农奴！于是我被感动得掉下了甜蜜的眼泪……”然而，他接着写：“‘再不要在天真的陶醉中欢呼’，缪斯悄悄地对我说道：‘应该前进了：人民虽然解放了，但人民难道都幸福？……’”片断的引述无法传达出涅克拉索夫那份惦念：农民收成是不是过得去，送饭的孩子是不是嬉戏着飞奔，老人是不是在犁杖后安然徐行，农妇是不是歌唱着挥镰，以至于姑娘们的歌声是不是还带着悲凄？但他因他所献歌的农民没有倾听他，对他无反响而深感孤寂。
涅克拉索夫期待着什么呢？他期待着人民首先是农民的觉醒，和这种觉醒所带来的大变动，也就是他以半生精力写的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里提出的问题：让人民过上本来意义上的“好日子”。
译者魏荒弩在卷首导论中指出：“长诗《同时代的人们》（1875）对当时俄国统治阶级的一切制度、一切阶层和各种社会集团进行了猛烈抨击，并绘制了一幅关于俄国资产阶级企业蓬勃发展和确立时期各种恶风陋俗的可怕画面。作者在长诗里揭露了政府机构的寄生现象和叛卖行径，并说明统治阶级的腐败和它在道德上的崩溃。照作者的话说，这是一个强盗的大合唱，甚至连皇室也参加了这种对金钱的狂热追逐，参加了这个大合唱。《同时代的人们》是讽刺作品的典范。”可惜在手头的一至三卷里没能看到这首长诗；但光是《摇篮歌》《道学家》这样的小品，就让我们深感于别林斯基所说的，“这个人真是天才，而他的天才简直像一把利斧”了。
涅克拉索夫在一八六一年写给赫尔岑，而在一八七七年为通过书刊检查做了修改后改题致屠格涅夫的那首著名的诗，最后四句是未作改动的：“锁链的不调和的敌人，人民的最忠实的朋友，快干掉这杯神圣的酒，在杯底——就是自由！”诗人去世一百二十年了。但他和他那些同时代人们——“锁链的不调和的敌人，人民的最忠实的朋友”——的神圣理想，在世界的诸多地方，也还远远没有实现。
在为人民的自由和富裕而奋斗的行列里，涅克拉索夫与我们同行。
他的诗，他的悲欢和憧憬，都是属于俄罗斯人民的，也是属于我们的，永不陈旧，永不褪色。
这篇文章的文末注明他写这篇文章的时间是1997年6月28号那天，这个时间距今天已有17年了，但我今天再重读，仍感觉是直指当下，尤其是其中的某些句子，一读就会感慨万千：
“你可以不做诗人，但是必须做一个公民。”
“斗争妨碍我做一个诗人，诗歌妨碍我当一名战士。”
对于渴望歌唱的诗人，被迫沉默，是跟农民在秋天的田野上却无力收割一样痛苦的。
涅克拉索夫十分关注农民的命运。一八五七年，彼得堡和莫斯科两大都城的部分知识界，因沙皇政府打算进行“伟大改革”而兴高采烈，大肆吹嘘，“雄辩家声如雷鸣”，“而在俄罗斯的腹地——却永远是一片寂静。只有风，不让路旁的柳梢有片刻的消停”。
诗人为“改革”后耳闻目睹的残酷现实所苦，总想在大自然和乡村生活里讨一份安居：“但那愁容满面的农民，看着真叫人不胜惆怅；他们的贫困，他们的无穷的忍耐只能使我感到沮丧……”
“再不要在天真的陶醉中欢呼，”缪斯悄悄地对我说道，“应该前进了：人民虽然解放了，但人民难道都幸福？……”
他终归是一个诗人，无论写随笔还是写杂文。
先生简介
邵燕祥，诗人，祖籍浙江萧山，一九三三年生于北京。一九四九年初，北京解放，他终止了在大学一年级的学业，到北京电台工作。他的第一本诗集《歌唱北京城》（1951）和第二本诗集《到远方去》（1955），为他赢得了最初的声誉。一九五八年初被划为右派分子，一九七九年改正。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九三年在《诗刊》工作，先后担任编辑部主任、副主编，曾任中国作协第三、第四届理事，第四届主席团委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出版作品集近七十种。其主要著作有三卷本《邵燕祥文抄》《邵燕祥抒情长诗集》《沉船》《人生败笔》《找灵魂》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