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向阿同志声明下列各点：（1）中共愿与新共同盟第一步建立友谊关系；（2）派去之代表，其任务，只是联络与观察；（3）新共同盟领导者11人入党事，原则上欢迎，但具体解决须联络代表到后经电报决定；（4）新疆工作，应以新共同盟为领导中心；（5）派工作人员须视今后新疆政治情况及交通条件如何再定。丙、如阿同志不能带人去，你可与之约定电台联络办法及密码，先求电讯来往，并将延安中、英文广播时间、波长呼号告他。丁、不管去人与否，望将毛主席着作、党章、少奇报告及其他印发文件交他，并望他带回能译成回哈两种文字出版。戊、联络代表望从在外未露面的党员中派，如在民盟组织中即有此种人。”
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与董必武会面3次，回新疆时带回中共译电员彭长贵（化名王安迪）及电台一部。阿巴索夫回到迪化后，立即召集革命党在迪化的领导人和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负责人在他家中开会，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双方研究决定革命党和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合并。1947年2月3日，成立了民主革命党，推选阿巴索夫为主席。阿巴索夫还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等着作翻译成维吾尔文，他家里秘密地收藏着一批汉文版的马列主义经典着作、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毛泽东和刘少奇着作，供三区进步分子阅读，对于在新疆少数民族中间宣传中国共产党，传播毛泽东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三区革命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
1947年迪化“二·二五”事件以后，三区与国民党当权者之间的矛盾加剧。8月，三区代表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撤回伊宁，新疆省联合政府宣告破裂，三区又开展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当时新华社多次报道了新疆人民自治运动。此时，阿合买提江·卡斯米克服各种困难，读到了毛泽东主席《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着作，使他对全国当时的革命形势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留在迪化的民主革命党成员继续进行地下活动，因他们出版《战斗》刊物，所以社会上称他们为“战斗社”。
1948年秋，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彻底崩溃已成定局，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越来越认识到，新疆人民要取得解放，必须把三区革命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革命斗争联系起来。新疆各民族的解放，只有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中求得。
1949年7月，为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西北的进军，苏联主动提出可以联络新疆三区革命力量，从军事上牵制国民党。中共中央考虑如果再从国内派人去来不及，路也不好走，所以决定派当时已在莫斯科的刘少奇率领的代表团的政治秘书邓力群，以中共中央联络员的身份，从莫斯科赴伊宁。8月9日，邓力群率随员3人携电台一部离开莫斯科，8月15日凌晨2时左右抵达伊宁，当天就建立“立群电台”，开始与北平、莫斯科通电。阿合买提江等明确表示“他们愿诚意地服从中共中央的一切指示和决定”，主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三区革命正式汇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部分。
三区革命钳制了国民党十万军队，有力地配合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是中国人民革命第二条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1947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掀起了爱国民主运动新高潮，学生运动如火如荼，“抢米风潮”席卷40多个城市，工人罢工，农民起义，少数民族的革命斗争有了新的发展，所有这些，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成为人民革命的“第二条战线”，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新疆三区革命就是第二条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1947年9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之际，周恩来在《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的报告中指出：蒋介石“后方空虚，后方剩二十一个旅，当然空虚。而且其中有八个旅在新疆和甘西，新疆有民族问题，现在又闹起来了，八个旅出不来了。”三区革命拖住了国民党十万军队，从1949年2-9月，驻疆国民党军队曾经四次提出内调，参加内战，但均未调成。现在要问：驻疆国民党军队没有内调的原因是什么？应当说，张治中、陶峙岳等主张和平，反对内战，这是国民党军队没有内调的一个原因，但绝非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由于三区革命的存在。如果没有三区革命，国民党决不会把八个旅的兵力放在新疆和甘西；如果没有三区的存在，找这个理由那个理由，也不可能把国民党十万军队留在新疆。
三、国民党民主派和平起义
（一）张治中奠定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基础
前面说过张治中主政时的一些措施，为和平解决新疆问题打下了基础。
张治中（1890-1969），字文白，安徽巢县人，是同中国共产党有长期历史关系的亲密朋友。1924年起，他在黄埔军校与周恩来、恽代英、熊雄等共产党人时相过从，曾为维护国共两党团结而努力。他在中央军校长期担任教育工作，1932年曾参加保卫上海的“一·二八”抗战，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是一位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军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代表国民党同中共进行过多次和谈。抗战胜利后，为了谋求国内和平，他“三到延安”，成为历史佳话。1945年冬，他奉命入疆。在苏联的斡旋下，新疆问题和平解决，张治中以西北军政长官兼任省政府主席。
1946年4月，张治中赴新就职前，周恩来、邓颖超亲赴重庆上清寺桂园张寓，当面嘱托说，我党有一批同志在新疆被盛世才逮捕，去后请务必按《双十协定》予以释放，并设法送回延安。念及他们长期狱中生活，条件艰苦，亦请改善一下。张治中慨然承诺。张治中到新疆后，一方面派屈武等人到监狱探望，了解情况，命令改善被监禁人员的待遇；另一方面电告蒋介石，说明这是盛世才做的事，为了增进两党友好，表示和平意愿，应该全部释放。
蒋介石开始表示犹豫，几经电报往返说明，至5月中旬才复电同意。张治中派新疆省警备司令部交通处少将处长刘亚哲护送中共人员返回延安。出发时131人（包括家属小孩），途中因病去世2人，返回延安129人。
1949年4月1日，张治中作为国民政府首席代表率代表团赴北平参加国共和谈，和谈破裂后，在周恩来的一再劝说下，张治中留在北平。中共中央考虑利用张治中的关系促成新疆和平解放。1949年4月28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的问题，看样子，此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张治中等人现在决定留平，并向我方靠拢。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这件事，我们或须考虑通过张治中的帮助来做。”
后来事态发展表明，西北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未能用和平方法解决，都是用战斗方法解决的。唯独新疆是用和平方法解决的，并且确实得到张治中的帮助。新疆所以能和平解放主要是由于张治中在新疆留下了一个以国民党民主派为核心的领导集团。在军队方面有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陶晋初，新疆警备副总司令兼南疆警备司令赵锡光等；在政府中有新疆省主席包尔汉，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秘书长兼新疆省政府秘书长刘孟纯，省府委员兼迪化市长屈武，外交特派员刘泽荣等。
（二）陶峙岳、包尔汉策划和平起义
1949年1月10日，国民政府宣布改组新疆省政府，免除麦斯武德省主席职务，任命包尔汉为省主席。包尔汉·沙赫德拉（1894-1989），维吾尔族，温宿县人。1929年在柏林大学学习，1933年在莫斯科参加革命工作，以后回新疆做地下工作，1934年参加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1946年参加新疆省联合政府任副主席，1948年去南京任国府委员。包尔汉上任之日发表《告全疆民众书》，宣布今后仍将执行张长官的“和平、民主、统一、团结”的政治主张，誓为执行和平条款，实行施政纲领而努力。同年2月，在兰州张治中官邸，包尔汉与张治中达成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共识。
张治中率代表团去北平和谈时，屈武作为代表团顾问同行。屈武（1898-1992），字经文，陕西渭南县人。曾任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陆军大学毕业，抗日战争初期回国，历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顾问事务处处长，陆军大学教官，立法委员，陕西省建设厅厅长。
与中国共产党有密切联系，1946年张治中赴新上任时，邀请屈武同行，经周恩来同意，屈武来到新疆，以国民党员身份从事地下工作。国共双方于1949年4月15日达成八条二十四款《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当屈武、黄绍竑4月16日带着《国内和平协定》飞回南京前，张治中对屈武说：这个和平协定，南京是不会批准的，在全国范围内只有打下去，可是新疆要和平，要走和平的道路。周恩来也找屈武谈话，周恩来嘱咐屈武说：“国内实现和平的希望很小，如果决裂了，你要赶紧回到新疆去，策动那方面的部队起义，尽量使人民不受和少受损失。”
4月底，屈武返回新疆，首先同刘孟纯商量策划和平起义的事。他们去找陶峙岳，试探陶的态度。屈武向陶汇报了国共和谈的经过和结果，并传达了张治中新疆应走和平道路的意见。陶峙岳听了汇报后，没有表示具体意见。
刘、屈认为对陶峙岳应当等待。他们商量先做两件事：一是造舆论，屈武曾在新疆学院和汉族文化促进会做过两次讲演，报告和谈经过，表示赞成张治中的和平主张，对蒋介石没有和平诚意隐约加以非议，并公开说共产党领导正确。特务曾附信寄给他两枚子弹恐吓，但他毫不动摇。二是分头做部队中上层将领的工作。邓力群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此次陶的转变，刘孟纯出力最大。刘因是张治中亲信，陶能接受他的说服。刘泽荣、屈武在陶面前作用较小，而刘、刘、屈三人关系很密切。”
在做部队中上层将领工作卓有成效的是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陶晋初。
陶晋初（1902-1976），湖南宁乡人，是陶峙岳的堂弟，1921年入湖南陆军第六混成旅当兵，后回家教书，1927年参加国民革命军。1930年去日本学军事，1931年回国后，长期在国民党军队任职。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与共产党有联系，与乔冠华建立了友谊。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他曾两次通过乔冠华上书毛泽东，他写道：“自问爱护先生，不亚于一切共产党员。”“双十协定”签字后，他曾由乔冠华引见在红岩村会见周恩来，密报蒋介石已决心发动内战的情况，并请求赴解放区工作。周恩来表示同意他去解放区，并嘱与乔冠华联系。1946年秋，陶晋初去陕西耀县，想通过专员曾震五送他过边界绕道赴延安，因胡宗南耳目众多，未能成行。但他不愿参加内战，愤而告长假回故乡蛰居近两年。1948年秋，应陶峙岳邀请来新疆任职时，中共通过乔冠华与他联系，希望他在新疆能等待时机，策划起义。陶晋初上任后，首先改变处一级的班子，除情报处外，都换上了比较能够听命的新人，利用老同事、老同学、老朋友的关系，联络感情。1949年5月，陶晋初给陶峙岳写了《请起义投降中国共产党的意见书》，力主陶峙岳率部起义。
新疆和平起义最关键人物是陶峙岳将军。陶峙岳（1892-1988），湖南宁乡人，是晋朝八州都督陶侃和不为五斗米折腰而隐退林泉的“五柳先生”陶渊明的后代子孙。他少年从戎，文武相济，早年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曾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
大革命时期参加北伐，历任团长、副师长、代理南京卫戍司令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真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为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而高兴。1941年任第一战区政治部主任时，曾到重庆受训一次，与国民党政治部长张治中结识，深受张治中思想的影响。因被胡宗南排挤，调任驻酒泉的河西警备总司令。1946年随张治中到新疆，任新疆警备总司令，积极支持张治中和平解决新疆问题。后调兰州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代替张治中处理日常事务。1948年8月，张治中在得到蒋介石同意后，将宋希濂调离新疆，陶峙岳再度出任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赴新上任前，在兰州张治中私邸，与张治中达成处理新疆问题的默契。
陶峙岳由主张和平到决心与蒋介石集团决裂，归向人民，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极其痛苦的思想斗争过程。陶峙岳虽然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在国民党军队中虽然很少掌握真正的实权，但他毕竟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在上升，由师长升到军长，继之为集团军总司令，最后当上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副长官。
陶峙岳历来注重一条做人的准则，那就是“人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