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省农民协会。1950年春民主建政时，有的乡村已秘密成立农民协会。
1951年4月，在新疆省首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经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新疆省人民政府及各人民团体发起，并与参加会议的全体农牧民代表协商，一致同意成立新疆省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同年5月正式成立新疆省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1952年8月8-20日，新疆省首次农牧民代表大会召开，正式成立新疆省农民协会。新疆农业区的县、区、乡、村均成立了农民协会。
三、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形成
新疆和平解放时总人口433.34万，其中少数民族人口404.24万人，占总人口的93.28%。因此，在新疆搞好民族团结，是搞好一切工作的关键。正如新疆分局第二届代表会议所指出：在新疆，没有民族团结，就没有一切。新疆分局和人民政府为在新疆建立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进行了艰苦的努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
（一）消除民族隔阂
应当承认，由于近百年来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政府、北洋军阀以及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各民族间和各民族内部，存在着不团结的问题，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隔阂较深。
人民解放军进疆后，为消除民族隔阂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是遵照毛泽东主席关于你们到新疆去的主要任务是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的指示精神，为各族人民办了许多好事实事：部队参加生产，减轻了人民负担；胜利进行剿匪平叛斗争，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稳定了社会秩序；建党建政，结束了各族人民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特别是减租反霸、土地改革，使各族农民真正得到翻身解放，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又把各族人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开辟了广阔道路。
二是中央采取走下去，请上来的措施，增强少数民族对祖国的认同感。
走下去，1950年6月-1952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先后组成4个中央慰问团，深入到西南、中南、西北、内蒙古和东北等广大少数民族地区。1950年9月11日，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为团长，萨空了、朋斯克为副团长的中央人民政府西北少数民族慰问团到达迪化，新疆省和迪化市举行了有2万多人参加的欢迎大会，然后慰问团分赴北疆和南疆进行慰问。慰问团在西北历时3个多月的访问中，个别访问过300多人，举行66次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各族各界代表有4800多人；召开45次群众大会，参加人数约28万人；上演京剧27场，放映电影105场。按当时西北5省人口计算，平均每80人中就有1人和访问团有过接触。中央慰问团宣传了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化解了隔阂，增进了民族团结。
请上来，邀请少数民族代表参加1950年国庆观礼。通过国庆观礼，各民族代表扩大了眼界，增长了知识，了解了政策，增进了民族团结，尤其重要的是，每个观礼团团员都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组织少数民族观礼团和参观团这一形式一直保留到今天。几十年来，一批又一批少数民族兄弟姊妹通过到北京和内地参观，加深了对祖国的了解，增强了民族团结的意识。
三是在土地改革中尽力消除旧社会所造成的民族隔阂和仇视，避免造成新的民族对立。土地改革法规定：在民族杂居地区，当地基本群众属于一个民族，而地主属于另一民族时，为了防止伤害民族感情和引起民族间的对立，除须由与地主同一民族的干部负责领导，发动和组织与地主同一民族的群众积极参加外，否则对地主可不进行斗争。如群众坚决要求斗争时，可进行背靠背的斗争。没收土地和财产时可采取协商的方式，并留给比一般地主稍多的土地和财产。又如焉耆、和静、和硕等县，相当一部分的土地属于蒙古族贵族或部落所有，租给维吾尔族、回族等民族耕种，情况特殊而复杂。如立即进行土改，势必引起民族间的纠纷，造成领导上的困难。决定暂不进行土改，推迟到该地区民族区域自治政府成立后，在当地大民族（蒙古族）照顾其他民族的精神下，经过代表会议形式作出决议，再进行土地改革工作。
四是更改含有民族歧视的地名。1954年1月27日，新疆省人民政府决定并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正式发布《关于更改历史遗留的、含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的某些地名名称的通知》，决定将迪化市改名为乌鲁木齐市，乾德县改名为米泉县，孚远县改名为吉木萨尔县，绥来县改名为玛纳斯县，景化县改名为呼图壁县，承化县改名为阿勒泰县，镇西县改名为巴里坤县，巩哈县改名为尼勒克县。并决定于1954年2月1日起正式改用新名。
五是在牧区实行特殊政策。牧区少数民族历史上遭受的民族压迫最重，特别是哈萨克族，历代反动统治者、军阀都把他们当土匪对待，以致新疆解放初期，他们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抱有很大的怀疑，容易受反革命分子的挑拨煽动。针对这种情况，1952年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届代表会议决议指出：
对于匪特煽动之群众性叛乱，应以一切办法争取政治解决，除非多次争取政治解决无效或万不得已时，不应使用武力。必须使用武力时，须同时进行政治工作，以争取群众、瓦解匪众、孤立匪首。这种政策实施后，仅仅几个月，就先后有参加暴乱的谢尔德曼、胡赛英、巨开等8股451人来归，对归来者不论其过去罪恶大小，均本既往不咎精神，宽大对待，并及时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使他们安心从事生产。在牧区贯彻执行了慎重稳进的方针，以及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和牧主牧工两利政策，因此，牧区在1950年至1953年，主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安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牧业生产的发展。
（二）充分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增强民族团结
新疆和平解放后，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团结起义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和民族上层人士，实行“一视同仁，既往不咎，量材录用，妥善安置”
的政策。1951年4月召开的新疆省第一届各族各届人民代表会议及以后的历届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都有民族上层、宗教界、民主人士及工商界的代表和委员参加，在各级人民政府中，注意吸收民主人士和民族上层人士参加人民政权的工作。以宗教界为例，1951年4月召开的新疆省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有7名宗教界人士参加。由这届代表会议选出的新疆省协商委员会的73名协商委员中，宗教界人士占5名。1955年2月召开的新疆省第一届政协委员会，141名委员中，宗教界人士占24名。
在民主改革中，十分重视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使统战对象赞助民主改革。
在减租反霸时，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明确提出：“要紧紧依靠贫雇农，巩固地团结中农，联合工商业者、知识分子、宗教爱国人士及一切赞成反封建的人们，结成一条广泛的反封建的统一战线。”1952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制定并下发《关于长期保护上层党外人士及专家的规定》，决定在全疆土地改革运动开始后，对上层党外人士及专家采取积极团结教育和保护政策。新疆分局根据保护对象的不同情况，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在各族各界中有相当威望，代表性强，解放前对革命有功绩（如参加三区革命和新疆和平起义），现在表现亦好者，即使过去有罪恶，也必须坚决保护；二是在各族各界中有一定的代表性，或过去有一定的功绩，历史上虽有罪恶和劣迹，而现在表现尚好者，采取一般保护政策；三是过去虽有相当罪恶，但有一定技术、科学知识，在各族各界中有一定影响者，应当帮助过关。
在土地改革中，统一战线工作受到进一步重视。各地普遍召开了各族各界代表会议和民族上层人士、宗教人士协商会、座谈会讨论土改问题，并吸收了1200多位各族各界人士参加当地的土地改革委员会。还组织宗教人士、民族上层人士、民主人士、工商界人士参观土改，使他们了解土改政策。在土改中，对宗教寺院土地做了妥善处理，规定凡在土改前未调剂给农民的寺院土地仍归寺院，有些寺院土地在土改前被调剂完或保留太少的，说服农民交一定的租子，以维持寺院开支和宗教职业者的生活。
（三）关键是搞好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的团结
在新疆，加强民族团结，关键是加强汉族干部与少数民族干部的团结。
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一是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要求汉族干部在各项工作中，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处处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群众见面，依习惯握手问候。到群众家里访问，听从主人的招待，实在不想吃喝时，也要尝一口。
不在水渠里洗脸洗衣服，不甩手除水，不吃本地民族禁吃的食物，不说本地民族忌讳的话。努力学习维吾尔语言。在宣传中照顾民族特点和宗教特点，丝毫不干涉人民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工作队给信教群众和少数民族干部作“乃玛孜”的时间。在肉孜节、古尔邦节等少数民族节假日，给少数民族放假并登门向少数民族干部群众祝贺。还照顾了群众赶“巴扎”（集市）的习惯，注意把妇女活动安排在白天等。
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反对资产阶级民族观。汉族干部要注意防止和克服大汉族主义的倾向，少数民族干部要注意防止和克服地方民族主义的倾向。1951年4月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扩大会议，着重学习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党的民族政策，反对主张建立“自治共和国”的地方民族主义倾向；1952年8月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届代表会议，着重反对了忽视牧区特点，匆忙推行牧区民主改革的大汉族主义倾向。使广大干部认识到两种倾向都要不得。在新疆，离开了汉族干部，新疆的工作一定搞不好；同样，离开了少数民族干部，新疆的工作一定搞不好。
（四）形成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
经过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在阶级斗争中建立了战斗的友谊，特别是人民解放军驻防各地，坚决执行“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的任务，保卫国防，巩固治安，推进民主建设，进行群众工作，同时又忘我牺牲地进行了农业和工业生产建设，造福新疆各族人民，使各族人民亲眼看到并亲身感受到了汉族人民的无私援助。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成见和隔阂正在减弱，友爱团结互助的思想感情生长了，并日趋巩固。
在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的过程中，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思想感情进一步生长。根据中央指示，为了柯尔克孜自治州今后的发展，在筹建柯尔克孜自治州时，将维吾尔族聚居的阿图什县，划归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一些维吾尔族干部思想不通，认为柯尔克孜族是在山区的牧民，为什么把我们阿图什农业区给柯尔克孜？从心理上就接受不了。赛福鼎·艾则孜是阿图什人，他语重心长地做这些维吾尔族干部的工作，他说，我们在新疆来说，我们是比较大的民族，如果说汉族是我们大家庭的老大哥，那维吾尔族在新疆就算二哥，那哥哥对自己的弟弟应该怎么弄？要关心他们，帮助他们，还是嫉妒？你们讲那样的话，怎么能做二哥？经过做思想工作，顺利解决了问题。
自治区党委原书记吕剑人与锡伯族农民韩五十六之间的友谊，是新疆新型民族关系的一个缩影。1953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兼统战部部长的吕剑人带了20多个干部进驻霍城县锡伯族聚居的伊车嘎善乡蹲点试办建立乡级民族自治机关，历时半年，于11月15日成立起新疆第一个民族乡——伊车嘎善锡伯族自治乡。在进行工作期间，吕剑人和警卫员住在贫农韩五十六家中，韩五十六和一个11岁的男孩同吕剑人及警卫员睡在一个大炕上。韩五十六的老伴带着较小的孩子跟老母亲住在另一间房子。从筹建工作开始到自治乡成立，吕剑人与韩五十六朝夕相处，谈论问题，亲如兄弟。当召开了庆祝成立自治乡大会后，韩五十六知道吕剑人很快就会离开，有一天他宰杀了一头小牛犊，请吕剑人等吃饭，吃饭中间韩五十六突然提出要把两个孩子认吕剑人为义父。吕剑人认为这是少数民族和汉族亲密团结的象征，也是锡伯族群众对他的信任，当即表示完全同意。此后，吕剑人每到伊犁出差，总要去看望韩五十六一家人。1975年吕剑人刚被解除军管，政治和生活待遇尚未解决，韩老汉的儿子和媳妇毫不避嫌，来到吕家看望吕剑人，在仅有的三间厦房住下，韩老汉的儿子和媳妇直呼吕剑人夫妇为爸妈，双方儿女也是以兄弟、姊妹相称，生活得真像一家人。吕剑人调回陕西后，两家长期保持书信往来。
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着新中国民族工作第一大历史任务的结束，把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奠定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为完成新中国民族工作第二大历史任务——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而共同团结奋斗。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又给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增加了和谐的内容，称之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