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坏蒙古攻势准备：明年（公元1140年）2月，孟珙遂在京湖大兴屯田，为长期防拒之计。会谍知蒙古于襄樊、信阳、随州等处，招集军民布种。积船材于邓之顺阳（今河南淅川县东），准备造船，展开水陆攻势（过去蒙军攻至江汉沼泽河川地区，不能进展，即以缺乏水军之故）。珙为粉碎其再发动攻势潜力，乃分兵进袭之。一面潜兵焚其所积船材，一面遣兵烧其在蔡州之屯粮。因此，珙受命为四川安抚使、知夔州（因此时蒙古将按竺迩击破万州之宋蜀军，而直抵夔州，江汉为之震动故也），节制归、峡、鼎（今湖南常德）、澧等州军马，于是东起信阳：西至均、归、夔三州，南至鼎州之战区，政治军事皆归珙统一指挥。珙乃招筑散民为宁武军，以降人回鹘爱里八都鲁为飞鹘军。又理蜀政之弊，为条例颁诸州县，立赏罚以课殿最，使诸州奉行之。寻又兼夔州路制置屯田，调夫筑堰，募晨给种，自秭归，至汉口，为屯二十，垦田十八万八千二百八十顷。又创南阳，竹林两书院，以处襄汉四川流寓之土。以李庭芝权施州建始县（今县）。庭芝训晨治兵，选壮士，杂官军敌之，期年，民皆知战守，善驰逐。无事则植戈而耕，战至则悉出而战。珙下其法于所部地区行之。由是防区巩固。
拒敌入寇：宋理宗淳佑二年（蒙古太宗后乃马真氏称制二年，公元1242年），蒙古欲复寇蜀，以也可那颜、耶律朱哥自京兆（今长安）取道商（陕西今县）房（湖北今县），以趋三川遂攻泸州（今四川泸县）。孟珙遣一军屯江陵及郢州，一军屯沙市，一军自江陵出襄，与诸军会合。又遗一军屯涪州（今四川涪陵县）。且下令应出戍主兵官，不许弃寸土。灌开州（四川今县）梁栋，以乏粮还司，珙以其弃城，斩之。明年，朝廷又命余玠为四川制置使，由是上流之势益固（其详已见前述），蒙古之攻势益不能展。
巩固江陵：淳佑四年12月，宋廷又以孟珙知江陵府。珙至江陵，登城以望城守之形势，叹曰：“江陵所恃三海（在今江陵县东北。孙吴时引诸湘及沮漳水汇江陵以北，阻拒魏兵，号称北海），不知沮洳有变为桑田者，故敌一鸣鞭，即至城外。盖自城以东，古岭、先锋直至三汊（海有上中下，古领等即其名）无限隔。”乃修复内布隘十又一，别作十隘于外，有距城数十里者。沮漳之水，益自城西入江，因障之而东，使绕城北入于汉。而三海遂通为一。其高下为匮蓄泄，三百里间，渺然巨浸。由是江陵遂固。故终孟珙之世（珙于淳佑六年卒），蒙古不得展其技也（三）东路口温不花军进攻江淮口温不花军于窝阔台汗七年（宋理宗端平二年，一二三五），7月进取唐州后，似即在唐蔡闻掩护及协力阅出主力军向江汉进击，故至明年始再东向江淮也。
江淮战斗，开始于宋端平三年10月。是年4月，宋朝廷中已议“分上流淮东淮西，为二帅（两战区），而以江淮大帅总之。”故于5月，宋廷以赵葵为淮东制置使、兼知扬州。葵积极垦田治兵，以加强守备。同时宋廷又作后方部署，以署官知庆元府（今浙江鄞县）沿海制置，理宗并嘱之曰：“庆元控制海道，如招军造船，团结训练等事，宜留意施行！”盖南宋自高宗以来，每与北方来犯之寇作战，皆必作此等准备也。
10月18日壬寅，口温不花开始攻陷淮西固始县（河南今县）（9月蒙军陷德安府，亦属宋淮南战区），宋淮南将吕文信，杜林，率溃卒数万叛，于是六安、霍邱（皆今安徽县），皆为叛军所据。
11月口温不花开始大举进入淮西，蕲（春）、舒（今安徽怀宁）、光州（今河南潢川县）等地宋守臣皆遁。口温不花乃合三州人马粮械趋黄州（黄岗），游骑自信阳趋合肥，宋令淮西制置使史嵩之援光州（本驻舒州），淮东制置使赵葵援合肥（本驻扬州），沿江制置使陈转趣和州（本驻建康），以援淮西。
是月口温不花将察罕部陷定远（安徽今县）、六合（江苏今县），遂攻真州（仪征），知州邱岳，部分严明，守具周悉。察罕军薄城辄败，邱岳乘胜出战于胥浦桥（今仪征县西），以强驽射杀其致师者（指挥官）1人，蒙古兵稍却。岳曰：“敌十倍于我，不可以力胜也”。乃为三伏，设炮石待之。蒙古军至西城，伏起炮发，杀其骁将，蒙古军聚大扰。邱岳又选勇士袭敌营，焚其庐帐，越2日蒙古军遂引去。盖察罕之军，乃一种强力搜索掳掠之哨骑，志在扰乱，避免攻坚者也。
但此时江淮间，凡被蒙古军所扰之处，流民纷纷蚁聚，弱者困毙，强者剽掠。于是诏沿江州县，安抚流民，强壮者头充军者，填刺军额，弱者救济。因此，凡流民过江者，令陈韩存卹，强壮留江淮者，史嵩之招募；不顾者发还本籍，以为民兵。常之并采清野之策以御敌。
壮者此次察罕在江淮间之攻袭，给予宋江淮防线以最重打击。故宋左司谏曹豳上言：“陛下以方面付三关，而和战之议，私自矛盾（蒙宋数有使往返和议，末成），忧未艾也。史嵩之在淮西，用清野之说，敌末至而民先罹其祸；用撒花之说，民欲战而禁其不得往。盖以和误国也。赵葵在淮东，定远之破，近在葵境，六合之破，政在属部，葵乃闭城自守，不出一兵援之。是畏怯以辱国也。陈鞾在金陵，旷口（似在六合县市）之，天殆少警之。…今宜卖嵩之以收复襄阳，为江陵捍蔽，经理上流，为下流防拓，葵则结邻闽以御哨骑（蒙古哨骑渗透），备舟师以防海道。鞴则以沿江并颌淮西，以安淮东。若秋冬可以遏敌，乃为报效。”理宗从之。
宋理宗嘉熙元年（窝阔台汗九年，公元1237年）10月，口温不花围光州（今河南淡川县），史天泽先破外城，攻子城又破之，进次复州（今湖北沔阳县西）。宋以舟师三千封锁湖面为栅。天泽曰：“栅破则复将自溃。”乃亲执桴鼓，督勇士四十人攻之。不逾时栅破，复州降。于是口温不花攻黄州，荆湖制置使史嵩之赴援，孟珙引军还救，遂击却之。转攻安丰（今安徽寿县南）。宋知军事杜杲，缮城守御。蒙军以火攻楼橹。杲随陷随补。蒙军招敢死士为巴图鲁攻城以自效。呆募善射者用小箭射其目，巴图鲁多伤而退。蒙军又填壤为二十七坝，杲分兵扼坝拒之。蒙军乘凰纵火，俄而风雪骤作，杲募壮土夺坝路。士皆奋跃力战。会池州都统制吕文德，突围入城，合力捍御。赵葵亦自扬州遣兵救援，蒙军乃退。明年（1238年）正月12月已未，宋廷遂下诏以黄州、安丰二城获胜，赏赐将士，并命收复光州、信阳，以固淮西。又诛知蕲州张町大，谪知安庆府（今怀宁县）李土达于雷州，以彼等于蒙军攻黄州时，皆闻风弃城霄遁也。旋以史捞之为参知政事督视京西荆湖南北江西路军马。俄又使嵩之兼督砚光，蔪、黄、夔、拖诸州军马。盖以其救援江陵黄州有功也。（上引见续通鉴卷百六十九）
宋嘉熙二年（1238年）9月，口温不花将察罕帅兵号八十万，进围庐州，期破庐后，造舟于巢湖，以窥江左。既合围，于庐州壕外，筑土城六十里，穿两壕，攻具皆数估于攻安丰者，杜杲复膺命守庐州，杲极力备城隍，缮守具，蒙古军筑坝，高过城楼。果以油灌草，即坝下焚之，皆为煨烬。蒙军不得逞。呆又于串楼内，立雁翅七层，炮中坝上，蒙古军惊骇。杲乘胜出战，察罕败走，宋军追蹑数十里。杲随辣舟师，以扼淮河，另遗吕文德等伏精锐于要害，蒙古军不能进，察罕遂督师北返。呆以是役之功，诏加淮西制置使。
（四）战争之休止宋理宗嘉熙三年（公元1239年），宋帅孟珙遗师与蒙古军战，三战皆捷，宋遂光复信阳、光化、樊城、襄阳。明年2月，蒙古将张柔等分道侵宋。同年5月，蒙古复使王檝入宋，橄前后凡五次奉使使宋，以和议未协，檝隐忧致疾，卒于宋境，宋适使归其于蒙古，翌年（公元1242年）元太宗窝阔台死，（按元太宗窝阔汉台于公元1241年12月出猎于鈋铁NC160胡兰山，进酒欢饮，极夜乃罢，翌日卒（12月11日，年五十六岁，在位十三年，葬于起辇谷。语见多桑蒙古史上册一二三页，原注云：“见冯秉正书同册二三三及二三四页，元史及纲目译文二八四及二八五页”。）俟后蒙古乃马真皇后称制，迄贵由即位（定宗）之五年间，宋与蒙古，只有零星局部战斗，呈休止状态。
三、战后之政局
窝阔台病逝，乃马真氏称制和林，此时蒙古正大举用兵欧州及中亚，同时并分兵讨伐高丽。闻窝阔台可汗驾崩，拔都等都纷纷班师东归。翌年（淳佑二年），蒙古在四川之塔海部，又自成都南下，破泸州，杀死宋都毓杨大全。东方之张柔所部则越过惟水，攻到揭于江北，轫掠和州、滁放、扬州，并攻入通州，画屠其民，江北大道蹂躏，只有寿春久攻未下。到淳佑五年，乃马真氏将张柔调回，改派都元帅察罕率骑兵三万，代替张柔。察罕再围攻寿春，仍不克，乃纵兵大掠，从此淮水流域，成为一片荒凉战场。
西方侵入四川之塔海，也和前次阔端一样，在攻到长江边上。像旋风一样，呼啸而去。留下四川西北一片残破。淳佑三年（公元1241年）宋理宗派兵部侍即余玠续任四川制置使，令收复蜀中地方，部署防卫力量。余玠到重庆，大加整饬，筑招贤馆，选揽英豪，并于关隘山险，筑城堡为要塞，尤其合州之钓鱼山，居重庆上游，在四川中心，当三江（涪江，嘉陵江、渠江）之会，地势险要，构筑最为坚固。蜀中自余蚧整顿后，一切军政秩序，渐次恢复，民心亦定。北方之蒙古因国内有事，没有南侵，为防宋人北攻，亦在沔州，利州筑拭屯田，且耕且战。宋蒙在川陕之栅，成为相持之局。
蒙古太宗窝阔台在位十三年，死时五十六岁。斯时诸子侄都从征在外，遂由皇后染列格揑可敦乃马真氏（六皇后）称制，暂行代理国政。等待诸王子回朝，再由库里尔台大会重新决定新君。此时蒙古诸王将士，正东征辽韩，西征欧洲，南征宋人，闻太宗驾崩，都纷纷回朝，因为路途遥远，拔都缺席，直到乃马真氏称制之第三年，诸王宗室才集会于和林。
招集大会之所，在阔哈湖畔（按元史译文证补谓在达兰达巴之地），窝阔台驻夏之所。宋淳佑六年（公元1243年）春，大会始开成，因拔都与皇后及贵由有嫌，途托病足不来赴会，而拔都为诸宗王之长，其他诸王，欲待其至，始行推戴新君，乃马真皇后屡遣人促驾，拔都虽许赴会，终托词不至。最后大会遂不待其来而举行。诸王凡百数十人，各将所部将卒来会，拖雷之寡妻莎儿合黑帖泥吕，亦参与大会，其他如鲁木之塞勒术克朝算端鲁克那丁，俄罗斯大公牙罗斯老、波斯长官阿儿浑、突厥斯单河中长官马思忽惕，阿勒波王之弟、报达敌主之使臣、亦思马因派教主之使臣，毛夕里、法儿思，起尔曼三国之使臣，皆奉币而入朝，尚有罗马敬帮所派之修士二人参与大会。开会之地，曰昔刺斡尔朵。置毳帐二千，聚会大帐可容二千人。贵由在受推戴以前，已受特别礼遇，选举之时，皇后与莅会人员群赴距离营刺斡耳朵三四程之金斡耳朵中，盖帐柱贴金箔而钉金钉，故以名也。宗王诸部长诸统将等，共议推戴新君，首先决定选窝阔台之后人承大位，又因乃马真皇后主张以贵由嗣位，贵由受推戴，唯贵由以大位须传之其后人为条件。于是莅会者签署文约曰：“汝后人虽仅存一块肉，置之草中脂内，而狗牛不取者，吾曹决不奉他人为汗”。誓毕，脱帽解带，奉贵由坐金座上，共以汗号上之，是为元定宗，时为同年（淳佑六年）8月也。（多桑蒙古史二卷四章）
莅会人员对新君九拜，其在帐外之藩王及使臣，以及平野之民众，皆同时跪拜称贺。贵由受朝贺毕，率诸宗王统将等出帐，对天三拜，会毕大宴7日，贵由然梭取其父皇所藏之金银财帛，令皇婶拖雷遗孀散予众人。
宋嘉熙三年二元太宗十二年，（公元1239年）史嵩之升任右丞相兼枢密使，督两淮四川京湖军马，总揽军政大权，可是史嵩之与当时所谓君子之士，不能融洽，如杜范，刘应起、李韶等，皆以不合而去。翌年礼部进土徐霖上书力陈嵩之植党专国奸深之状。理宗置之不理。是年（嘉熙四年）9月，嵩之以父死请假守丧，理宗特诏“起复”，一般理学家认为大违礼法，掀起与论之批评。最后嵩之自知为众议所不许，自萧终制，理宗本身又是一个理学君主，遂准其终三年之爽。综计嵩之自嘉熙三年为相，至淳佑四年（公元1246年）去职，在位不过六年。纵有擅权营私之处，其情形与韩佗胄，史弥远亦不相同。何以会因为“起复”一事而起波澜，实因当时政治上是非潭沌，内幕复维。主要还是门户之见，党派倾轧，部份群隶起哄之心理形成，所谓义理者，不过是标榜而已。接着又发生了大全之用事，贾似道之误国，南宋政局，益不堪问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