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现象学研究的实践
哈林在2006年专门编辑了一期《现象学心理学杂志》的“对话研究”专刊，重申了现象学心理学研究对于对话研究的基础性价值，他把对话研究称为“对话现象学研究”（dialogal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对话研究的这种以现象学研究为基础的特征实际与它的形成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西雅图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具有很强的人文科学取向。其心理学系从1982年开始设立心理治疗的研究生培养计划。正像哈林所指出的，受浓厚的人文科学取向的熏陶，心理学系的所有的教师都倾向于人文科学，都深受文学和历史中关于意义形成对话模式的影响，都注重历史、戏剧、小说、诗歌和故事中面对面对话形式的生动性，认为这些文学形式所蕴涵的意义为人们更好地理解心理治疗、为对话研究方法做好了准备。同时它的大多数教师都接受过杜奎森大学的现象学研究培养。在直接参与和发展对话方法的教师中，两人（Georg Kunz和Steen Halling）都在杜奎森大学接受教育，接受了吉尔吉及其团队所发展的现象学研究方法，另一个（Jan Rowe）则接受了传统的心理治疗的经验研究，并在同样具有浓厚人文科学取向的佐治亚州立大学（Georgia State）心理学系以质化研究完成了自己博士论文。所以，西雅图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开始都是从事现象学研究的。就像哈林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开始并不是想要发展一种新的现象学研究方法，但是随着我们开始对我们研究过程的总结，我们发现实际上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从1984年开始，在研究者采用小组形式进行现象学研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他们称之为“对话研究”的方法。因为研究过程，包括对“资料”的解释，都是通过对话过程而非遵循预定的程序或步骤而实现的。随着研究的进行，研究者发现这种对话方法是有效的：不仅研究“发现”的质量很高，而且在研究者与研究者之间、研究者与研究现象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
虽然对话研究方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性，但是它仍然坚持自己是对现象学研究方法的一种完善。甚至提出，在进行对话研究中，小组中的成员（至少其中的一部分）必须具有现象学研究的经验。把这作为完成对话研究的一个基本条件。所以，对话研究方法吸收了存在-现象学、解释学、临床心理学的观点和人文科学传统。在谈到对话研究方法的性质时，哈林指出，对话研究是“人本主义的”（humanistic），因为它是为了加深对人类条件价值的认识——这种加深是通过对心理经验的深入反思以及人文科学悠久传统的积淀而产生的；它又是“存在-现象学的”，它主张一种对心理现实的开放态度，放弃理论预设；同时它又是“心理治疗的”，它所关注的是能帮助人们克服生活困难的心理条件。对话研究方法的多重性质将在其研究实践中得到具体的呈现。
3.研究过程
虽然对话研究方法是在现象学研究方法基础上形成的，也与现象学研究有着相同的目标，都是为了获得对现象本质的认识和理解，但是对话研究在研究过程上有着自己独特的特点。1984年，西雅图大学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对“宽恕”（forgiveness）进行研究，成员由简·罗和哈林以及四个研究生组成。这一研究体现了对话研究方案的初步形成。库恩慈在1985年组成了一个研究小组。对两个主题进行了研究，一是帮助和康复（helping and healing），二是谦卑（huminity）。1987年，哈林在杜奎森大学给研究生讲授合作研究的短期夏季课程时讲到：“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来检验我们所提出的方法在另一个场景下也是有意义的、有效的和激动人心的”，对话研究方法逐渐完善，其影响逐步扩大。现如今，对话研究方法不仅在人本心理学的质化研究具有很大的影响，同时它也被多本关于人文科学质化研究方法的书籍所收录。
我们以他们所进行的对“宽恕”研究的经典实例为例来考察对话研究过程。从整体来讲，对话研究过程包括：讨论文献，分享研究者自己的体验，获得和讨论访谈资料，进行“真实的分析”几个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中，对话都是最核心的部分。
3.1.查阅文献
1984年，哈林和简·罗都对“宽恕”发生兴趣，于是两人决定组织研究生共同对这一主题进行探讨。在对学生进行一定了解的基础上，选择了四个对这一主题感兴趣的学生，组成了一个研究小组。研究小组形成之后，研究者对采用哪种方法以及如何进行研究也很茫然，只是确定了两个方向：一是研究主题——宽恕，二是研究方式——合作性研究。所以，在小组的第一次会议上，大家通过讨论确定了一个方向，就是以“宽恕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的问题访谈自己的同事和朋友。另一方面，由于学生参与者对质化研究方法并不是很熟悉，于是简·罗和哈林建议小组成员广泛阅读有关质化研究方法论的文献，开始学习质化研究传统。与此同时，研究者也决定开始回顾文献，他们分头阅读文献，并撰写摘要，在小组中分享这些摘要。这一过程使得研究者在一个较短的时间里能了解与所研究主题相关的更多信息。在撰写摘要时也要求研究者对文献的学科性质加以关注，这有助于随后讨论，并能对最终形成一个正式的文献综述提供基础。
研究者通过对文献的考察，发现心理学对宽恕的关注，无论是宽恕他人、自己或者是宽恕的体验都不是很充分。他们把相关的文献归为三类：1）个案研究；2）心理学理论上的讨论；3）实验研究。个案研究一般都集中在心理治疗领域，心理治疗的个案分析确实能为研究者获得有关宽恕的认识提供帮助，但是这类文献总的不足是，心理治疗师一般都是以一种他们已经接受的特定的理论来面对患者。此外，在治疗过程中可能会以不同于日常生活的形式和方法来对待宽恕。第二种类型，心理学理论上的研究文献很多，这些讨论都不是建立在对人们宽恕体验的系统考察基础上的。运用传统的实验研究来考察宽恕，一般先给宽恕一个操作性定义。但是在这类研究中往往把宽恕定义得过于狭窄，并从外部视角来考察行为的改变。而在对话研究者看来，宽恕最基本的改变是内部的态度，而这种改变根本不能从观察者的立场完全说明，因为无论宽恕行为的内在意义还是过程的重要性都是不能直接观察的。
所以，在阅读文献过程中，研究者发现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如，研究者发现，在过去的研究中，忽视了对宽恕与人所处的情境之间关系的探讨，都把宽恕作为一种剥离了生活情境的现象加以讨论。于是研究者把目光投向日常生活中宽恕的形成。他们认为，如果没有这样的研究，就不能获得宽恕的本质。于是，“需要宽恕的伤害本质是什么，对伤害的初始的反应是什么，什么因素能使一个人产生宽恕行为，宽恕的本质是什么”成为研究宽恕的主要主题，探索人们实际宽恕体验。收集他人宽恕体验的故事，通过质化研究方法，以更经验的和存在的方式整合和解释宽恕成为他们研究宽恕的途径。所以，通过查阅过去相关资料，对话研究者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
对话研究方法注重从文献回顾中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不同于现象学研究方案。如前所述，现象学研究主张尽量悬置个人的偏见，直接面对所要研究的现象。它认为，对资料的查阅可能导致研究者对所研究现象有一个先入之见，因而可能让研究者在面对现象时产生一些偏见。但是对话研究则强调，对文献的阅读和查询可以了解所研究现象已有的成果和存在的不足，可以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也可以通过对话消除自己对现象可能存在的偏见和预设。
3.2.分享体验
在研究者阅读、与成员之间交流文献过程中，也对自己个人的宽恕体验进行描述，并在小组成员间分享这些描述。通过实施这一过程，研究者发现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价值：第一是有利于促进小组成员间的认识和理解，打破学生与老师、主任与教师之间的等级关系；其次，也可以让研究者对研究的现象（宽恕）有一个更直观、更切身的体验。哈林指出，这一过程是直接学习现象学研究者，如费舍尔和沃兹等人的做法。
慢慢地，研究者相互之间逐渐熟悉和了解，并对有关宽恕哪些了解了、哪些没有了解也明了起来。但是此时，研究者虽然“对要进行一项前人没有做过的研究感到兴奋，对于如何进行这么一个巨大的研究工程还是知道从哪里做起”。也就是说，对于如何展开研究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为此，对话研究进行了一个特殊的阶段。
3.3.静思阶段（retreat）
这一阶段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就是一两天的时间，主要是让研究者有时间待在一起，共同讨论很多关心的、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在宽恕研究小组中，他们用了一天的时间来静思。在这段时间里，研究者决定从对个人关系的伤害的角度来考察宽恕，于是就形成了一个研究者可以用以对参与者进行访谈的问题：“你能告诉我一个时间，在这一时间里，当发生了某件事，某一关系遭到了破坏，需要宽恕他人吗？”即对参与者访谈的引导性问题，为研究的进一步进行奠定了基础。对话研究者十分重视这一静思阶段，他们认为，这一静思阶段有两个功能：1）发展小组的信任度和凝聚力；2）勾画出下一步工作步骤。在这一阶段，研究者形成了访谈的引导性问题，决定对不同情境和背景下的有宽恕体验的人进行访谈，并对具体的访谈过程达成一致：访谈必须录音并转录，并且必须进行至少一次的后续访谈，研究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进行访谈。讨论了访谈过程以及需要关注的问题、访谈所持续的时间等相关问题。
3.4.资料收集
确立了访谈问题后，研究者开始着手资料的收集。与其他质化研究方法一样，访谈也是获得他人对自己宽恕体验描述的手段。研究小组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分别对参与者进行深度访谈，以上述的问题收集参与者对特定现象体验（宽恕）的描述。对话研究访谈的问题是一个开放性问题，这种开放性性质可以让参与者以自己的语言来讲述个人的故事。对话研究强调，当参与者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时，如果需要的话，研究者可以让他们对自己的描述进行评价或者进一步阐明。在这一点上，对话研究的访谈与现象学研究的访谈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是由对所研究的现象的认识上的差异所导致的。现象学哲学认为，现象即本质，只要如实描述现象在意识中的呈现，其本质就可得以揭示。而对话哲学则认为，本质存在于关系中，存在于对话中，只有通过对话才能获得事物的本质。正如对话研究者所说的，刚开始他们也把所要研究的对象——宽恕看做一个实体、一个对象。后来发现这种认识是有问题的，出现了方向性的错误。随后修正了自己的方向，把宽恕看做是人际关系中对自我的伤害。确定了这一方向后，研究者形成了上述访谈引导性问题，以此来指导访谈。以这种方式提问，在资料收集过程中，研究者不仅关注对事件整个过程的描述，而且要对处于这一过程中的所有的人进行访谈。这样，处于这一关系中的所有的视角都被考察进来——这其中实际上蕴涵了对话的意义。
对话研究访谈与现象学研究访谈之间还存在的一个区别是，对话研究强调要进行至少一次的后续访谈。后续访谈的目的是双重的：发现受访者对接受访谈的影响，询问从第一次访谈中所产生的问题；呈现给他们最初访谈的一个摘要，这样他们能对自己前面所说的做出评价，矫正研究者所产生的任何误解。第一个目的实际上体现了对话研究所强调的消除心理治疗和研究之间鸿沟的做法。他们希望通过第一次访谈后能对参与者产生一定积极的治疗作用。第二个目的就是对研究者所理解的参与者描述内容和意义的一个评价。
对话研究者强调，由于访谈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所以在互动过程中存在着两个方面的信息，一个是口头表达部分，另一个是非口头表达部分，两个方面的信息都要予以关注和重视，但是在研究实践中，人们通常只关注到了口头表达部分而忽视了非口头表达部分。如，在赛里（George Sayre）等人所进行的对“成为一对情侣”（being a couple）的研究中，把每一对情侣作为研究对象，在访谈过程中两个人常常有很多互动。所以研究者们认为，在访谈的时候除了收集他们口头或者书面描述之外，还对他们的行为进行仔细的观察和记录：俩人谁先说，在说之前是否有深思熟虑，是否一个人代表两个人说，是否说的不同，是否一个人问另一个人等。非口头的语言包括：手势、眼光、姿势等。因为这些非口头的语言表达有时候透露出很多新的信息，因此，在把录音记录转换为书面文字时，要把这些非口头的言语尽可能体现出来。甚至有人主张不把录音和录像转换成为文本，而是直接在录音和录像基础上进行资料分析，这样不会遗漏很多重要信息。这种对非口头语言的重视在解释学研究中也有所强调，有利于更全面掌握研究的相关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