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大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教育机构，拥有共同的历史渊源，并且植根于各自不同的国家社会进程、民族文化和政治、经济环境之中。本章将以中国近现代大学的发展为时间坐标，运用历史的和比较的方法考察不同时期中西方大学校园形态和社会价值取向，以期更好地展现本文一直探讨的在具体国家社会历史背景下不同的大学社会价值取向导引中的大学校园形态发展。
8.1 1860-1911年
8.1.1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
1）共同遗产：西方大学溯源
西方的教育观念始于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当时没有特定的校舍空间，教授是一种对称的社会行为。而大学的出现，则是在中世纪的欧洲。中世纪欧洲经济的发展和工商业的兴旺促进了城市的繁荣，世俗政权与教皇之间的斗争，使大学在这种二元政治中有了立足之地。
中世纪大学首先出现在工商业和城市发展较快的意大利的一些城市。1137年，意大利南部创立萨莱诺大学被认为是欧洲中世纪最早成立的大学。这些最早的中世纪大学，具有很大的自主权，流动教学，遇到某城市当局干涉大学事务时，师生们在抗议之下，便搬迁到另一所城市或别的国家去，重新建立大学。
自治性大学的产生和发展，威胁到教会对学校教育的独占权。因此，教会千方百计企图控制大学。中世纪后期教会势力深入大学，大学教育便浸润在为教会服务的经院哲学气氛中。与此相对应，校园的组成单元为四个边界封闭院落；这一基本形式是教会僧侣生活原则的体现——同外部世界隔绝的空间环境、集中统一的生活。这种校园形态随着欧洲封建社会的延续，作为西方传统大学的模式一直流传下来，对欧美大学校园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影响了中国近代大学校园的建设。16世纪以前西方大学的校园形态以英国牛津、剑桥这样的寄宿制学院模式为主，这一传统在16世纪中叶被维尔·查维斯（Gonville Caivs）学院的校园新格局所打破。这是一种改良的学院模式，“卫生”（Sanitary）式或三边式，也就是三边为建筑，一边为围墙。这一形式产生了明显的中心及轴线，从而为组织更多的建筑及群体提供系统手段，是校园建筑空间规划中的文艺复兴。
众所周知，现代研究型大学肇端于1810年10月成立的柏林大学（现在的洪堡大学），这所大学的创立与德国着名思想家、教育家洪堡特（Wilhelmvon Humbolt）的教育理念密切相关，他提出：在大学里面，学术研究、教师和学生学习都应该是自由的——学术和教学自由原则，教学和学术研究相统一原则。与英国和美国早期教会控制的学院不同，大多数欧陆国家的大学由国家控制，大学是体现国家权威与知识威严的“国家机构”。传统的学院建筑具有不同于其他机构建筑的特性，大学具有特定的形象；而欧陆国家则没有特定类型大学建筑的传统，大学建筑与城市建筑混在一起，没有明确的界限。威严的大学建筑通常位于城市中心，与博物馆、音乐厅等市政文化建筑一样成为城市的标志，对市民开放。此类大学校园形态的主要特征是：位于城市中心；大学向城市开放，与城市空间浑然一体；校园建筑布局具有明确的轴线，建筑形式对称；学生宿舍不是大学校园形态的组成元素，学生一般寄宿在大学附近的城市住宅中。
此外，19世纪美国的高等教育在受到国内世俗主义文化和德国研究型大学的影响下也发展出一种全新的校园模式，并成为全世界新建大学的主流模式之一，中国1949年前建造的大学也多受此影响。此类大学校园形态的主要特征是：校园建设在城市边缘，校园建筑不强调绝对对称布局，校园环境是自然的、公园式的，人工融于自然。例如：19世纪末叶奥姆斯特德在其主持德伯克利校园规划中就宣称，这种校园优美的环境能够陶冶和培养学生文明的习惯以及自尊和自重。而在大学校园规划方面，统一校园规划这一理念也起源于1699年美国威廉和玛丽学院的设计，最早的实现是1817年纽约州联合学院。大学校园规划理念则一直追随当时文艺复兴式的“学院派”城市规划思想，表现出：校园中多轴线布局、经过仔细推敲的校园建筑、运用中央公众空间和景观美化等手法整合校园形象。
2）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西方大学校园形态特征和社会价值取向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西方大学的社会价值取向和校园形态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类型：
（1）机构——国家（或教会）权力化的体现大学可以被认为是诞生于中世纪的一种独特的机构，“是一个学者团体，具有严密的组织、法人的性质、自己的章程和共同的印记”。
这种独特机构从早期教育关系依附于教会，演变到依附于皇权政治系统或国家中央集权，而大学在这种对权力或宗教的依附中获得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学校教育与国家权力、宗教统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故教育关系必然具有等级性、权力性。大学的机构特性也体现在大学校园形态和校园建筑上。比如，中世纪教会控制的大学或是法国“国家教育体制”下的大学校园形态元素中反映校园宗教或学术仪典的礼拜堂、行政主楼等建筑不仅在校园结构中占据中心位置而且在其规模和装饰上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也就是所谓的“结合在建筑中的机构性或制度性（institutionality）”。
（2）学院或研究院（theacademy）——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精神的圣地
学院或研究院起源于古代和中世纪，这种由柏拉图初创的学校与大学自治权和学术自由密切相关，它打破了教会对学校教育事业的独占权。在17和18世纪时主要是一种向学生传业授知的教学组织，后来，在法国又出现了全新的“法国式的学院”；这种学校刚开始时只是一种学者们聚集在一起阐述各自学术主张的场所。学院自由教育代表的不是职业教育学院分支，恰恰相反，它是小众的，反对学校教育的工具化；至关重要的是，在19世纪末以前这也表明学生可以选择学什么和可以部分得到回应以自由规划他们的人生。这些，将学生的主观性、个性以及个性化的教与学之间用多方交流相互联系。但是，这种私人乌托邦式的教育机构不得不依靠小型化、精英主义教育、与周围社会环境脱离、封闭来保存或提高学院的社会和教育地位。当然，学院的最大的魅力在于学院中学生除学习外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受到重视和满足，师生间平等、紧密的接触模式和自然乡村校舍中平和的生活。例如，19世纪末美国东海岸的Swarthmore或Bryn Mawr坚持“学院”标签，保持学校的小型化和私密化、自由学习的精神。
（3）国家大学——美国式民主和理性至上的社会组合模式
19世纪美国的高等教育不是像其他许多国家那样的国有或私立。事实上美国通过一个委派的系统将州和中央财政以及高等教育机构相连接，以确定大学在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和可比较性。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大学，在美国都是一个独立的组织，非盈利性是其最好的描述。如果说老式的英国大学运转是依靠其全体教职人员，欧洲大学依靠国家维持大学运作，那么美国大学的正常运转则不是什么重大事务；通过大学的董事会以及一位强有力的校长掌舵，每个大学由其自身的管理、行政部门来布置、供应，按照自由需要塑造自身，以保证学校的理想状态或特殊历史、宗教的同一性。这种“国家大学”形式是美国建国后所有政治家及教育家的共同理解，他们想象着一个可以代表美国精神特别是美国式民主、自由教育精神的理想园。1799年山姆·诺克（Samuel Knox）对国家大学校园形态作了详尽设想：校园是由一系列套在一起的正方形院落构成，第一个院落是集合厅、校长办公室、图书馆、博物馆以及教室，而教授的宿舍与其教学的教室并列在一起。第二圈是学生的宿舍及食堂，中心是艺术专业的教学设备、印刷工作室、书店及天文观象台和上方的穹尖及尖塔。这个格局将环境和建筑的等同性推到了极点，是全景观（Total Landscape）的纯净例子。在建筑历史上，非常能够使人想起像布雷（Boulee）或莱多（Ledoux）这样的启蒙主义者所追求的理性至上的社会组合模式，以及自然与人工对等的精神。
8.1.2中国新式学堂和同时期西方大学在校园形态及社会价值取向上的差异
在中国历史上，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是19世纪末期中国在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下从闭关自守的封建社会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被迫转型中，由封建统治者或教会组织效仿西方大学而建的。在文化移植的过程中，作为“异质文化”的西方高等教育模式与中国本体文化发生碰撞，并受到民众和部分统治阶级的抵制。因此中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大学（新式学堂），演变成了与同期西方大学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形式。
首先，中国从传统书院到新式学堂的转变是在清封建王朝末期迫于国内外的统治危机，不得已而为之的自上而下的变法。但是，以儒家文化为治国、安民、立命之本的中国该如何应对完全不同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其的冲击呢？“中体西用”就是中国近代史上一项重要的文化策略，它是中西文化冲突的产物，其目的是企图调和中西文化，以西方的“西学”注入古老的“中学”体系。“中体西用”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上选择的是一条折衷的道路。《癸卯学制》“以忠孝为敷教之本，以礼法为训俗之方，以练习艺能为致用治生之具”办学思想的体现，标志着“中体西用”理论在全国范围内的认可和实践。因此，中国近代的高等教育从洋务派创立的洋务学堂、传统书院改制后的新式学堂到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大学北洋公学、京师大学堂等大学校园形态在这种办学指导思想下不可能也不会从根本上效法西方大学之形成，而是脱胎于传统书院形态，或是“旧瓶装新酒”，或是就新课程的教学要求局部新建。
其次，与西方大学相比1911年前中国的近代高等教育中没有体现西方大学最根本的学术价值观自治权和学术自由。在中国历史上与官府学校以及书院的学术垄断相对应的是对皇帝的效忠和严格恪守儒家经典。在欧美大学的发展史上，其自治权不仅是在政治和宗教的妥协中所赢得的自治权和学术自由，而且与西方国家对知识的分类以及当时人们所持的认识论紧密相关。在欧美国家人们主要通过理论、逻辑和经验的方法来检验和发展知识，而很少把实践当作检验和发展知识的依据。同欧美情形完全不同的是，在中国人们普遍认为深奥的学问只有通过士大夫治理国家的实践过程，才能得到最充分的验证。因此，当传统教育面临现代化变革时，中国最后的封建王朝首先想到的是效法同样建立在儒家国家观和知识特权观基础上的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现代大学形式，亦是间接模仿了法国拿破仑式的大学。
在大学校园形态上从此前第一章关于三江师范学堂校园形态的分析中我们可以认为，尽管采用了西式建筑，拥有了操场、实验室等新的校园形态因素，但是传统书院布局方式中的内核——等级化、官僚化，明确的知识权威中心主导支配全局等方面依然被留存。
最后，中国近代大学的特殊类型——外国教会在华创办的大学。教会学校的开办旨在彻底摧毁中国文化，培养殖民主义意识。显然西方教会学校的这一切必将受到当时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和民族认同意识的直接抵制。基于教会在华发展的实际需要，基于“基督征服中国”的野心，教会学校经历了从“孔子或耶稣”到“孔子加耶稣”的教育战略思想转变。因此，早期教会大学在课程设置上或开设中文课程，或是干脆与中国新式学堂的课程相近；在校园物质形态上采用中国传统建筑组合形式表述以消除国人的戒备之心。当然，教会学校的这种以“中学”为工具的思想，恰好与当时政府所提倡的“西学为用”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比；教会大学的本质还是要为实现基督化的中国作人才准备。1900年后当中国社会具备一定程度对西学的认识，教会大学在传播现代化过程中逐渐获得民众认可的情况下，新建、扩建或重建的教会大学无论是在学制、课程设置还是校园空间形态、建筑风貌上均采用移植本土大学的模式。但是，和当时西方本土高等教育基本摆脱教会掌控的大学运作方式不同，这些教会大学更像是欧洲中世纪修道院式的教会学院。这就决定了一方面此时教会大学的校园物质形态环境与同时代的中国新式学堂相比不是在中国固有环境中的缓慢蜕变，而是移植于西方的质的突变；另一方面文化殖民主义的性质决定了其不可能拥有同时期西方大学所追求的资本主义民主和学术自由，为了成就其纯净的文化飞地，教会大学多建造封闭、隔绝的校园边界，强调校园内部轴线关系，采用反映教会权威统治的建筑布置在校园空间中心，并且其校内功能空间的自成一体和周边现实中国城市环境的异质性成为鲜明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