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20世纪80年代末期如中国经济改革遭遇瓶颈一样，高校改革也面临着许多严重的问题，尽管到1990年中国正规大学招生规模扩大了两倍，但依然仅占当时高中毕业生中的2%？；与此同时，世界银行一再督促中国政府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朝着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方向发展。而自50年代中期以来，依附于政府行政管理的中国高等教育体制，尤其是高校毕业生由国家确保一个干部职位的分配制度以及依靠政府拨款的投资体制如果不根本改变，进一步扩大高校规模和招生规模就很困难；事实上90年代初制定的“八五计划”和十年发展纲要是在原有体制上提出了稳定招生规模、集中提高质量的政策导向。可是，到1992年时中国经济发展又明显地要求加速人才培养，各省也强烈要求扩大招生；政策讨论转向这样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高校招生规模应以怎样的速度扩大，随之规模扩大后的高校运营、基建费用又来自何方？这种尴尬局面在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宣布建立在明确的经济体制转型基础之上的社会转型中打破，开启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学发展速度最快、改革力度最大的时期。在此期间，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围绕一个重要议题——产业化，并由此促发了大学校园形态相应的一系列变革，其中1999年后中国大学的跨越式大扩张使并校扩展、旧校再开发、另辟分校、弃老校建新校或者集聚为大学城等的浪潮席卷各地。中国高等教育迅速进入初级大众化阶段，越来越多的大学向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校长在《大学的功用》一书中描述的“多元化巨型大学”方向发展，或许目前仅仅是在规模上。中国大学真正成为“具有无穷多样性的城邦”了吗？
当地方城市经济发展期盼高等教育产业的强劲拖动、当城市化进程中将新建校园（或大学城）作为蛙跳式发展的最好落脚点，而大学基于社会变革后的土地制度怀揣“圈地”梦想，当学生的身份演变为纯粹的“消费者”时，规模和效率成为中国大学的理念；而忽略了学术水准、公益性原则的急功就利式发展也使大学校园抛弃理想社区的构想成为四散蔓延的畸形巨大团块，并开始出现形态，空间上的阶级性分异。当然，发生在大学和大学校园上的一切并不是孤立的，它们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真实写照。同样，随着社会发展的成熟中国政府开始从政策上纠正这一时期的偏差，2006年2月教育部明确提出反对教育产业化，要求建设节约型学校。此外，还要指出的是这一阶段校园规划方面专业技术人员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与中国近现代的任何时期相比，“当代大学校园规划在意识形态、经济技术上所受的直接限制最小，并积极接受和引入国外设计理念甚至直接进行国际招标”，而且与建国后一直是政府代表高校占主导、设计单位配合的单向线型规划过程不同，设计单位、拥有了较大自治权的高校领导阶层以及政府形成了规划过程中的三角张力，尽管有时一方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但依然处于其他两方的牵制范围内。
以下本章将就1992年至当前中国社会转型中大学社会价值取向的演变以及随之变化的大学校园形态发展作具体阐述。
6.1社会转型中的中国大学
1992年春天拉开序幕的中国新一轮社会转型也为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大学改革、发展中所陷入的僵局寻觅到了新的突破口。
6.1.1对社会转型的回应
1）从“计划”到“市场”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概念是1992年以后开始流行的。它最早也是最典型的含义是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原则也开始逐步渗透到高等教育中，1992年6月在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中，首次明确将教育定位为“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影响的基础产业”，为高等教育发展开辟了新思路。中国大学摆脱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消费性公益事业”、依附于政府的附属机构等政治化的身份，开始寻求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重新定位和重新建构。
1992年起中国赋予大学享有企业主体地位，办学自主权。或者换而言之，其所享有的相对自主性根植于它实现社会经济基础再生产功能的特定方式中。大学成为一个竞争的、正规的和分级的过程，知识和社会角色是混合在一起的；学校要根据其声誉和未来的客户（学生）决定能否生存下来，而客户将根据提供给它们的“产品”“产量标准”进行测量。尽管有关中国高校的这些变革早在80年代就开始酝酿并局部实施，但1992年后以政策的形式确定下来对于高校而言却意味着截然不同的境遇。
以实用、职业或工业内容为主要专业设置的高校，诸如理工科院校、财经类院校等，受到人们的追捧，并拥有获得纵向或横向科研基金的更多机会；而另一些以文理科基础专业和人文学科为主的院校、师范类院校以及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中受到国家支持的重工业专业为主的院校，诸如徐州中国矿业大学、上海铁道学院等，则面临生源、资金、师资力量等多重困境。事实上，在市场作为调控手段的前提下大学以职业主义教育目标代替了行政指令作为调控手段下的工具主义教育目标，中国各类高校在竞争中形成分级是不可避免的。诚然，其所处的地位也并不完全取决于自身的经营，很大程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不同产业在经济生活中地位的映射；例如。农林类院校从20世纪末期举步维艰的局面到进入21世纪后的逐步升温，就是中国农业发展的直接体现。
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这些新的、带有历史性与鲁莽性的成长力量以空间文本的形式也如实地在中国大学校园中出现，如：新建校舍基地的取得变成不同系、专业间校园势力范围划分与吸引资金能力的比拼，却与校园整体成长无关；个别的楼馆建设只注重自身发展需要甚至盲从于提供投资的企业需要，大学对此缺乏控制、调节机制，各单位好不容易争取到的经费，都希望借此机会占据最有利和最大化的校园空间；甚至有些高校为获取经济效益而不加甄别地租赁土地，没有综合考虑对其周围环境的冲击，结果可能导致原来校园的历史连续性急剧改变或校园快速、杂乱的生长。这种状况在中国各类院校校园中都有所体现，但表现更为突出的是在那些基于专业设置、学校性质等而缺乏资金来源的高校。但是，大学自主随中国经济、人才市场需求进行调整，自主追求学校综合经济效益，多渠道同城市发生联系而不再单纯依靠政府通道等等，都意味着一个全新的开始，尽管初期可能存在短视、无序等诸多问题。此外，当中国大学社会价值取向和商品经济发生联系后，必然导致大学，走下神坛城市生活地位回落，它需要遵守城市生活的各项原则，不再享有政治性的特权；也意味着大学必须和城市在功能和形态上寻求融合、接轨，原本“小而全”、“大而全”、封闭王国式的校园既没有了存在的空间也没有了存在的必要。
2）从精英主义到大众化
首先要指出一个事实，中国大学的发展史上在1999年之前始终是精英主义教育，只有极少数人能上大学。民国时期多为城市中产和富有阶级子弟；社会主义时期则人群分布较为公平，1992年社会转型以前基本上成为社会阶层流动的唯一途径。尽管1992年邓小平南巡强调“经济发展，教育科技先行”促使1992-1994年招生数分别增长22.1%和19.5%，1994年后随经济发展平缓增长；但据统计，至1997年中国高等教育（包括成人高等教育本专科）在校生数约占适龄人口的7.6%，这离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最低标准还有很大差距。直到1999年中国高校的招生规模在1998年的基础上迅猛扩大了约44%，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高到11.5%，此后连续扩招至2002年基本完成了大众化高等教育15%毛入学率的指标。应该说，这种高等教育数量的跳跃性外延式增长是由于中国自1992年开始的社会转型在经过将近8年的发展后，传统依附于单位、行政等级的身份制度已渐行渐远，经济发展和社会阶层结构变革都迫切需要形成新的、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在1999年政治因素（由于受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务院出台了“扩大内需、拉动经济”的政策）的促动下需求爆发了。然而，进入大众化高等教育时期意味着更多更大的社会公平和文化真谛的发展吗？又该如何体现这种民主化进程呢？等级化、高度集中的科举式传统文化模式在大众化理念下是否已经失去发展空间呢？
与其说大众化高等教育是一种平均主义的教育，不如说是一种补偿性的教育和自主选择性的教育。不同受众对大学有不同的需求，中国大学在计划经济时期所拥有的机构均质性、统一性被异质性和多元化所替代，并且这种异质性和多元化不仅表现在大学之间，而且还出现在一所大学中，例如：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普陀区政府共同创办“民办华夏学院”，同时又与地缘相近的民办中桥学院联合办学，而校园与社会的界限也在无形中被打破，演变为不明确、相互渗透的有机复合体。事实上，1999年后出现了多种大学模式，诸如两校合并，与地方政府共建，公立和民办联合办学，民办院校，大学城，异地建分校等，但其演变方向都是朝着1952-1955年间在苏联指导下所进行的院系调整的反方向——综合化、规模化发展，而且吸取了中国社会主义实验阶段表现较为突出的传统文化另一极的民粹主义式价值观，将正规和大众化的高等教育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大学在规模上趋向巨型化，具有许多不同的层次，满足各种类型的人的需要，为社会培养各个层次的人才，“正如城邦中在同一部法律下有不同的运行机制”。那么是否校园物质环境亦要具有无穷多样性才能与此匹配呢？
另一方面，儒家文化的等级性在大学间进一步强化，国家政策起了最大的推动作用；从1993年的“211工程”到1998年的“985工程”，明确划分了大学等级、限定了不同等级大学所能够占用的社会资源，其中包括土地、财政拨款等物质资源和政策扶持等政治性资源。毫无疑问，这种等级性也反射在大学校园的构筑上，在城市区位、校园规模、建设力度上都有了明显差异。
此外，中国从精英主义到大众化高等教育是以就业机会均等（废除统一分配制度），形成在社会各阶层之间有序流动渠道为基础实现的；而此必然导向大学开放式课程设置，并最终为批判性地探索文化真谛提供可能，打破中国政治化大学中为巩固权力、统治而文化一统的局面。当然这个过程并不是一个单向线型结构，而是一个循环发生的圈型结构。当校园文化从统一、纪律、集体主义走向多元、灵活、个人价值实现时校园物质环境的使用模式、使用心理及内涵都会相应发生改变。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校园大草坪在“文革”时期被用以开垦社会主义“试验田”；80年代得以恢复，强调其礼仪性和景观性功能，但不具休闲、娱乐性，为不可进入式保持与校园使用者的距离；90年代中期后，则倾向于景观和休闲娱乐功能，但是先出现了诸如“情人坡”、“英语角”之类的附加功能属性还是先对草坪环境进行了开放性和功能化的改造呢？这并不重要，也许具体物质形态的演变会滞后于文化、精神层面上的变化，但最终还是要向一致化方向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