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大学选址在甬江环抱着的三角形河套上（南临甬江、北依宁镇公路），宁波市区和原镇海县（改革开放中成为宁波市的一个区）之间，距宁波市区11km、镇海城区9km；甬江和宁镇公路将镇海、宁波大学和江北、江东、海曙“老三区”紧紧相连。选址意味深长，宁波大学校园的建设成为城市蛙跳式发展的切入点，而导引的发展方向正是船王包玉刚的故乡镇海。其一期建设用地1283亩中除去水域大约占1000亩，当时是一片农田和一个自然村落，全部由市政府无偿划拨——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使当时这个过程非常简单，但此后尤其是1998年国家土地制度改革后使校园征地需要将社会、商业因素考虑在内。
宁大校园的边界没有围墙，而是充分利用沿小河道划界的基地特征，形成恬静、蜿蜒的护校河；另一方面这也是基于办学者的理想——开放式的大学应该有一个没有围墙的校园。应该说不设围墙在文化、精神层面上的意义远大于物质形态上的，从一开始就为宁大奠定了社会化开放型的发展基调。事实上，对宁大校园规划概念的探讨要联系其主要注资者包玉刚；他根据香港大学创办的经验与其他管理者一起为宁大作了初步事业规划：a.提出成立宁波大学董事会，突破传统政府控制学校、学校依赖政府的局面，实现大学自治的转变；b.从宁波港城的工业基础和建设现实出发，制定了初期以理工科为主，逐步扩展为综合大学的发展计划；c.放弃了“苏联模式”的专业细分，系科设置参照国际做法不设基础部、不分专业、不要教研室——新中国成立以来校园环境和生活以教研室为单位加以组织的基础被彻底消除；d.教学管理实行“学分制”，中国高等教育中“千校一面、万生一模”的局面被开放性教学所取代，同样校园形态中与之相对应的等级制、机械呆板效率也要被民主、灵活和更加多元化的空间环境选择所取代。建筑师用具体物质形态规划体现了这些在80年代中国大学中全新的理念。
宁大规划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从学术教育理念以及组织概念出发，既采用了学科交叉模式和类似“学院”的设置，又保留了一些传统的校园生活管理模式和系科结构，如在大学国家教育“机构”的概念下通过设施和建筑规定学生的社会行为，以及与中国大学人事制度对应要求研究和教学功能有所区分等。
当然，明确功能分区依然是宁划大规划的首要原则：由于选址在城郊，和80年代新建的多数高校一样宁大也需要承担起“社会”功能，因此校园以教学区和文体活动区为中心，东侧原有道路为界设立教职工生活区，学生宿舍区位于校园东南角和教职工生活区以河道分隔，两区形成镜像的“Ｃ”形包绕教学、文体活动区；西侧为实验区，行政区单独设置在校园西北角，以往校园空间的主体地位明确让位于图书馆、教学楼。建筑师基本保持了基地内的河道与池塘，并根据校园土地标高较低，掘土挖泥贯通护校河、连接校内河塘沟汊，使其不但成为宁大的景观构架而且还是建筑群形态组织的依据。教学区建筑群沿人工开挖的河道向东南生长，与英国剑桥大学校园群体形态有异曲同工之处，建筑均面向河流开口、由河道引导了一条自然开放的空间带；但是与剑桥源于中世纪“学院”的融教学、宿舍于一体的庭院系统不同，宁大教学建筑群是将各个系、各种教学功能组织在一起，学科交叉模式被完美地物化为“十”字形建筑原型“旋转对称”的布局方式，6幢主楼沿河道错位排列，以桥、廊等联系，空间层次丰富、与传统对称围合的庭院相比更趋向于开放，并且建筑形态赋予了空间强大的动感。与此同时，校园内的道路系统被规划为与甬江河套垂直，与校园正南北向建筑扭转45°角的方格网；这样的规划方式既强调了校园建筑群与景观体系的一体化，宛若天成，也使斜置方格网道路系统的人工秩序得到强化，同时明确区分了沿景观体系的步道系统和方格网车行系统，是设计师用建筑、空间语言叙述宁波大学不拘一格的办学特质。
当然，这种校园空间形态组织模式也有弊端，初到之人往往会迷失方向。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宁大校园规划充分考虑了学校以后的发展、成长，没有像通常中国新建大学规划那样绘制一张终极“蓝图”。在规划中非常值得回味的另一点是董事长住宅的设置和布局方式，董事长住宅被布置在三角形基地的最南端、甬江形成的河湾处，地位超然而又和现阶段的校园保持一定距离，这种安排是投资者和政府办学之间关系的写照吗？是8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多元经济体制之间关系的写照吗？
另外，宁大的校园形态构筑还要放到更广泛的浙东传统文化背景中去探讨，尤其是明清时期在浙东蓬勃发展的各种书院文化，诸如慈湖书院、杜洲书院、石坡书院等。“礼乐相成”的书院气质是宁大校园暗含的文化基因和追求的环境意境：其择胜而建、因地制宜、自然园林式的校园成为地方风景中的一处文化景致，同时秩序体现在明确的功能分区、规整的路网系统、建筑形态组织中的“原型”运用以及建筑群体“旋转对称”的布局中；而为弘扬浙东文化、纪念四明先贤，学校甚至直接把1~3号及6号教学楼依次命名为“虞喜楼”、“王阳明楼”、“黄宗羲楼”、“全祖望楼”。
2）老校改、扩建
大学校园形态和城市一样是在时间维度中连续性构筑过程的结果，记录了校园发生、发展、变化的轨迹和趋势。文革结束后，中国对高等教育的补偿性发展促使各高校物质环境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造与更新。这其中有的大学由于异质性的建设而使校园形态急剧变化，也有的大学原本空间结构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和弹性在发展过程中校园形态得以延续。
（1）北京大学理科教学组群
①建国后北京大学校园发展
北京大学建国后调整至原燕京大学校园，1950年代北大对燕京大学以“一塔湖图”为特征的中国传统园林式校园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扩建。校园基地向南——城市所在方向扩展，总用地达到2175亩，约为原燕大校园的3倍，学生规模扩充至10000人左右，约为原来的12.5倍；在布局上将南部作为学生宿舍区，东部为教工宿舍区，未名湖以南居中为教学区。而新建南区教学楼群在空间形态组织上采用了传统以轴线对称组织四合院落空间的方式，并在建筑形式上也选择了传统大屋顶。因此，尽管与旧燕大以弗吉尼亚大学为蓝本的“草陌”式三合院空间环境有所区别，但轴线、合院式布局的形态构筑手法还是确保了原燕大校园形态的延续。“大跃进”及文革时代，北大校园亦不能摆脱当时“行列式”或“见缝插针”的简单粗暴的建设破坏。例如，在校园西北角把古园林蔚秀园视为坑洼不平的荒地，推山填湖，伐树平地，造了一批现代行列式的家属宿舍。至20世纪80年代，北大校园根据学科发展和综合的要求，规划、建设了十多万平方的理科教学组群。
②北京大学理科教学组群
北京大学理科教学组群建设基地选择在未名湖南部教学区50、60年代建设的图书馆、文史楼等之东侧，使教学区的这条东西向轴线得以发展完全，并且将教学轴线和博雅塔、未名湖形成的景观视线交点落在理科教学组群包绕的主要广场空间，亦是北大东校门广场中。另一方面，鉴于北大校园空间形态一直是以三合院或四合院落为母题发展的，理科教学组群延承了这一传统。集中建设、多层高密度的规划方法促生了整体式理科教学楼群——以四合院落空间为原型，按功能“形成毗邻连接的网络式”，同时整个建筑群又形成朝向未名湖的三合院形态，与墨菲20年代的三合院建筑群遥相呼应，并且在三合院与未名湖形成的视轴上挖池、造景以延续校园形态景观特质。而在建筑造型上设计者选择了创新，半坡的屋顶处理、古典建筑符号的运用以及与旧校园建筑颜色上的呼应等都力求在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中寻求突破。诸如在红柱垂帘的敞廊、群房檐口等的处理上。但比较遗憾的是，新建理科教学组群与旧校园在尺度上形成了巨大反差，并且其对于校园道路而言连续、昂长的实体界面很难使整个教学区群体达到一种有机协调。
尤其从校园空间环境的体验者角度来看这种场所精神、校园肌理的变异性会显得更为强烈。也许这里我们应该探讨更为灵活的建筑布局方式，在尺度上有所过渡、在建筑与道路界面处理上虚实结合；可是正如柯林·罗弗瑞德·科特在其《拼贴城市》一书中对城市形态发展所言，“以乌托邦为隐喻，拼贴城市为处方：这两类相反的城市，包含着法则和自由的保证……而不是完全向科学‘确定性’或特定事物简单奇想的妥协，现代建筑的不统一性似乎要求这样一种策略：似乎需要一个受启迪的多元性”，校园亦如此，特别是在中国受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投资、管理体制束缚而表现出强烈统一、确定形态的新建校园，复杂也许比僵化好、变异比一致好。
（2）从东吴大学到苏州大学
创建于1900年的教会大学东吴大学在1952年进行院系调整时也与中国其他教会大学一样烟消云散，由政府完全接管，与苏南文化教育学院、江南大学数理系合并为苏南师范学院，同年定名为江苏师范学院，在原东吴大学校址办学；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改办为苏州大学。
从教会东吴大学到苏州大学，经过建国后三十多年的发展、生长，其校园包容了原天赐庄并继续向北发展。和1982年前苏州城市发展范围图以及1986年编制的苏州市总体规划对照，苏州在1978年前仅仅在旧城城墙周边有一些蔓延式发展；1980年后，方制定了全面保护古城风貌，建设西部新区的城市发展方针。苏州大学位于古城东侧紧临外城河，80年代扩宽的城市主干道干将路不但将古城一分为二并成为校园扩展后的北边界，而且是古城与西部城市新区东西向的主要联系轴。
因此，对于大学而言由于城市主导人流方向是西北方，主入口被设在干将路上，校园形态呈南北向长的线型，原东吴大学校园已成为苏州大学校园一个从属区域。很明显东吴大学“伊始封闭的结构难以驾驭未来的发展”，同时其教职工和学生生活区位于校园北部的功能分区方式也不适合校园发展后的整体性。针对混乱局面，80年代新的规划为苏州大学重建了校园结构——针对基地形状，对校园功能分区进行调整后，形成动线型校园形态组织模式。原东吴大学校园以“林堂”（钟楼）为中心发展的南北向中轴线被保留并向北延续形成了现在苏州大学校园形态构筑“脊”——以大学南门为起点向北生长至文星阁的教学、科研“脊”。大学的主要建筑被放置在中轴线上，两边对称布局其他教学、科研建筑（置换、肃清了非教学、科研功能）；其间经过了原东吴大学运动场（现大型绿化草坪景观）、钟楼前广场两个相对开放的三合院式空间，而其后是两个封闭的四合院空间，一个是以怡远楼为统领具有明显方向性的狭长空间，最后则是以文星阁为中心的方形院落空间。另一方面，校园中的体育活动、教职工宿舍、学生宿舍以及附属后勤功能也围绕教学、科研轴线根据需要布置在两侧。
特别要指出的是，从东吴大学到苏州大学校园形态发展上有显着“西化”——“中国化”的发展脉络：校园空间形态的院落母题从弗吉尼亚大学式的三合院到中国传统的四合院模式，校园道路系统从图案化几何形到传统正交棋盘格式，校园建筑风格也从多样西洋建筑形式到运用传统符号的现代建筑形式。这是一种回归，教育主权回归后校园形态的回归。当然，原东吴大学和它毗邻的天赐庄本身就是西洋、东方两种形态的拼贴，甚至在原东吴大学校内的环境景观中也呈现这种糅合的方式。因此，80年代后校园形态、风格的演变并不是生硬的突变，而是在反映时代特征的同时仍然延续了校园文化的积淀，组成具有丰富层次和历史感的校园肌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