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校园地处城市中，仅有500亩，但任以为“欧美各国历史悠久的大学，本部的校址，都不算顶大”，将来可以根据需要发展分院，而且具有本国文化内涵的校址地能够起到“以风化策动社会”的责任。可以说在这一点上任鸿隽拥有不同于中国社会对大学校园一般认知的超前意识。事实上，蒋介石政府基于建设“中华民族复兴策源地”和在高等教育领域推动“中央化”的考虑在经费和政策上给予四川大学大力支持，依照任鸿隽计划：“第一步，先就皇城校址，添建图书馆一座……农学院添建实验室一座……第二步，为全体计画……为建筑文、理、法各学院教室，学生宿舍及各种设备之用。”1936年，由天津基泰公司和上海公利公司分别作出川大校园规划，任鸿隽请即将来川的蒋介石亲自定夺，10月基泰司杨廷宝的方案经行政院批准。
（1）四川大学校园的历史沿革
成都一直是一个单中心结构、集中式的平原城市，当时四川大学所在的皇城校址就位于成都市正中心，其形式和地位与北京天安门广场相似。明末兵燹，皇城——蜀王府毁于一旦。清代把这里改建成贡院，成为全四川省考试举人之地，成为“巴蜀文胆之所在”。
从清光绪三十年成都城市测绘图看，成都市没有采用当时西周营国制度对正南北中轴线的要求，而是因地制宜地采用了一条北偏东约30度的轴线来发展方格路网结构。但是“蜀王府”和其后所改建的清“贡院”则没有顺应城市肌理主轴偏心的布局，而是依据传统“礼制”确立正南北的中轴线，从而形成类似北京紫禁城沿南北中轴线东西向对称的庞大建筑群。即使是后来“贡院”建筑群的整体空间组织，也仍延续着“蜀王府”的威仪：按照一位成都市民的回忆，“从红照壁开始，乐亭、表柱、三桥、石狮等传统宫殿区前面的序列，仍使人感到有肃杀之气”。
（2）四川大学校园规划：传统文化的延续和社会政治的反馈
杨廷宝在川大寻求“国立化”的特殊背景下，选择了对皇城校址原有文脉的继承和延续作为规划依据。首先，是确定原城门以及贡院中的主体建筑“明远楼”和“致公堂”所定位的南北向轴线依然作为整个校园形态发展的统领，并且这条轴线也是整个校园的公共功能轴，依据大学功能需要布置了大礼堂、图书馆、办公大楼和教员俱乐部。这样整个校园的功能分区就为中部公共教学、办公设施区，后半部为学生、教师生活区，文、法、理和大学院对称分列在公共轴左右，暗合了传统宫殿形制中的“前朝后寝”的制度。从校园形态的组织类型来看，与杨廷宝1929年设计的东北大学校园一样，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类似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校园的集中式组合：校园总体形态规整，强调南北轴线主导的校园中心，形成两轴或多轴对称，向心式构图，大学的公共功能被放置在主轴线空间上，各个院系对称布置在主轴两侧组合成统一的空间。其次，仿照中国传统宫殿尤其是明清故宫的形制形成院落重叠纵向扩展与校园后部生活区的横向扩展部分相配合的校园空间层次：
①校前区——“皇城坝”，校门（“皇城”所保存的城南大门）前面的牌楼、拱桥和一大块空地，而同时期中国大学多选址于城郊尚未意识到需要这样城市与校园之间的空间过渡；同时，四川大学的校前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对原蜀王宫空间序列的继承，突出校门建筑最终达到突出国民政府高等教育“国家复兴”计划的成就与地位目的。②延南北向中轴线依次排列的四重院落——从宽阔的校前区经过狭窄的校门对空间收束后来到第一个院落，明远楼及其前面的横向广场；然后是校园的中心，亦是传统宫殿建筑布局中前三殿的位置，致公堂和新建的办公大楼、大礼堂共同组成“中”字形建筑群对应故宫建筑群的重心太和殿、中和殿以及保和殿；而致公堂前面的广场与明远楼前的广场均约为长宽比4∶1的矩形，但在尺度上校园中第二个院落空间（校园中心）约是第一个院落的两倍，这种空间形态不变而尺度上的扩张更好地张现了致公堂这组建筑在校园中的主体地位，造就了开朗而又主次分明的空间效果；校园中的第三个院落和与它一起串联在中轴线上的封闭四合院空间落迥然不同，由于中轴线西面布置为体育场，从而形成了理学院前明显东西轴向的三合院空间布局，也因此弱化了南北向中轴线及图书馆的空间地位，这不能不说是校园空间整体性上的一个缺憾；最后，杨廷宝以位于主轴线上的教职工俱乐部及其前面狭小的类四合院空间作为校园空间和功能转化中的节点，表明教学部分已经结束而将进入另一性质的空间。
③两条南北向副轴线上的串联院落空间与主轴线形成空间上的虚实交替，并且强化了总体布局的严整、对称关系以及统一的校园肌理。此外，杨廷宝结合西方学院派规划中重视平面图形装饰化的手法，选择中国宫殿平面中常出现的“中”、“工”、“亚”字形作为原型，广泛出现在路网形态、庭院组织、建筑平面等四川大学校园物质环境形态中的方方面面，造就了无论从平面构图还是空间意境都蕴涵着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总体而言，1936年川大规划通过对中国古典宫殿形制的大学校园解读，较好地体现了民族主义自豪感和当时国民党政府所倡导的党化教育原则、儒家传统道德规范以及军事化的有纪律生活方式。
2.2.3凤凰涅盘：西南联合大学
抗日战争时期最着名的大学莫过于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合大学。三校始迁于湖南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但在长沙只一个学期，抗战形势渐紧，三校即迁往昆明，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到1938年5月4日联大在昆明正式上课时，人们开始意识到抗战不是一个短期的事；另一方面，也意识到联大真成为一所被剥夺了办学物质条件的大学了。联大初期的校舍都是或租或借自各地在省会的会馆和城内外的各级学校，如昆明大西门外昆华农业学校（办公厅、女生宿舍、理化工厂）、拓东路迤西会馆（工学院），盐行仓库（学生宿舍）等。1938年，为解决校舍“数量有限，不敷分配，以致设备困难，教学效率深受影响”的问题，学校觅定昆明市西北角城外三分寺附近荒地124亩为校址，修建临时性的新校舍，“请梁思成先生设计绘图，包括各系办公室、课室、实验室、图书馆、宿舍等……此种正式房屋，暂缓进行。是时本校下学期开学在即……此种房屋造价既高，又不能解决开学后员生住宿问题，因此决定改建临时房舍”。1939年4月西南联大新校舍落成，有学生宿舍36栋，全是简易的土墙茅草顶结构；教室、办公室、实验室56栋，为土墙铁皮顶结构；食堂2栋，图书馆1栋，为瓦顶砖木结构。
尽管联大新校舍鉴于资金和工期的问题而建设简陋，即使建筑大师梁思成也是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从新校舍中最“奢华”的图书馆和食堂来看，新校舍主要采用云南当地材料和样式，而其他采用土墙的屋舍更是限于材料性质，开窗极小，生活学习非常不方便。但是，梁思成规划的联大新校园还是闪烁着西方现代大学尤其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开放式校园规划布局的影子：其以大尺度的民主草坪为中心，校舍建筑在草坪的北、东、西三边循边而立，草坪南边面向环城马路开敞；图书馆是校园内最显着的建筑，布置在草坪中轴线的北端，两侧对称放置其他校舍建筑，南面面向民主草坪处用建筑略作收束，形成一个较小的三合院，这样校园整体形成嵌套式院落空间；另外，联大新校园其他辅助建筑在主轴线两侧另设平行次轴线南北纵向发展，校园周边则筑有围墙以界定边界。可以这样认为，虽然相当简陋，虽然是仓促间的建设，可是，联大新校园形态与其当时所倡导的立足本民族文化，吸收西方先进技术的治学理念依然是相互呼应的。
此外，我们从联大1938年底关于校舍分配的布告中可以看到，不只是大学所基本的课室、宿舍、图书馆，而且还配备了各种实验室、卫生院以及农院实验地等。当然，这些设施中许多是租、借地方建筑改造而来；但是，正如浴火重生的凤凰涅盘一样，西南联合大学亦经受住了战火的洗礼，将现代大学的本质精神，乃至先进的校园物质形态、规划设计理念带到了西南边陲。
2.2.4小结
1927-1949年建国前由于八年抗日战争和其后的国内革命战争，国内社会政治相对稳定的时间只有被称为“南京十年”的1927-1937年，这时期是建国前中国本土大学的蓬勃发展期也是第一批中国建筑师规划设计大学校园的黄金时期。因此，本节以“南京十年”期间的大学作为1927-1949年间中国近代大学校园形态的代表。
1927-1937年间中国大学的校园形态尽管与1911-1927年间主要在由欧美人规划设计的在华教会大学一样将重点放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借鉴和体现上，但是正如本书一直论述的，大学校园形态是依托于其所处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而又取决于其社会价值取向的。
因此，尽管在总共不到三十年的时间段中，尽管这期间大学的规划者均采用来自西方正统“学院派”规划方法，但两个阶段在不同社会价值取向导引下的大学校园形态有着本质的差别，例如：同在四川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和四川大学。以下将列表比较这两个阶段中国近代大学校园形态鉴于不同社会价值取向之上“中西合璧”的两种表述，以期更好地解析社会进程中中国大学校园形态发展。
2.3社会主义大学的肇始
在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中，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高等教育领域也出现了与中国革命教育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潮。1949年前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等教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新文化运动到1937年抗日战争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反对资本家的教育垄断为出发点所倡导的平民教育；二是从1937年到建国前，抗日战争和随后的国内革命战争的现实促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产生了一种以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教育实际结合，并且具有一定程度中国传统高等教育官僚模式的解放区大学模式。如果说，有什么样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就有什么样的教育，那么中国同时期资产阶级政府统治下的大学是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而社会主义性质的大学是立足于中国现实农业社会占主导的文明：以劳动人民为教育对象，内容是共产主义的精神，原则是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教育与劳动相联系。因此，与民族化、大众化、实用化以及阶级化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特质相对应，社会主义性质大学校园具有两个特点：首先，其属于“社会”大学，教学中强调的开放性、非正式性和实用性使现代按系科为单位进行组织的校园不再成为必须，而人——教师和学生才是关键，校园物质环境成为附属品，与其所在地的城市或乡村环境融为一体，例如：“弄堂大学”——上海大学；其次，由于解放区高等教育的目的是为边区政府培养各种干部，课程上以政治思想和军事技术为主，这就决定了解放区的大学是一种社会主义政府权力机构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术机构，也因此在校园形态上它亦呈现出行政机构化、等级化，例如：抗日军政大学。以下将对建国前两个阶段社会主义性质的大学分别作具体阐述。
2.3.1湖南自修大学：第一所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高校
在毛泽东教育思想形成之前，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多将社会主义说成是民主精神的一种形态，李大钊在《劳动教育问题》一文中说：“民主是现代唯一的权威……民主的意义就是人类生活上一切福利的机会均等……在教育上、文学上也要求一个人人均等的机会，去应一般人知识的要求。”对于当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教育独立说”、“教育清高说”和“实业救国”论等，马克思主义者指出：教育应当服务于民众并提高民众，而那种将国民分成各种不同等级，并使教育归属于极少数的上层社会阶级的做法，是一种弃民教育。因此，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于平民主义教育运动，创办了工人夜校、湖南自修大学、上海大学等一批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大学。其中湖南自修大学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最早的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新型学校，也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第一所革命大学，具有典型意义。
1921年8月，毛泽东与何叔衡、易礼容利用长沙船山学社的社址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
在毛泽东为其起草的《组织大纲》和《创立宣言》中，我们可以得出与同时期中国资产阶级性质大学迥异的社会价值取向——走进底层民众的大学：“自修大学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采取自学为主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并注意劳动，“求知识与劳力两阶级之接近”，是“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使文化普及于贫民，学术周流于社会”。因此，也可以认为湖南自修大学是中国近代意义上基于国情现实对成人高等教育的第一次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