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稿的整理是在中航工业集团全系统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期间,刘老(鸿志)对历史的回顾和反思,使编者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科学发展的理念,是在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经验、顺应时代潮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是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科学发展最为关键的是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中客观事物的内在规律。纵观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凡顺应事物发展规律就前进、就胜利;而违背了事物发展客观规律无不遭受惩罚。
作者结合自己的亲身实践,认真总结了中国航空工业从修理、仿制到自行设计制造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深入思考航空科学研究、航空工业的特点和规律。对本书编辑出版极具现实意义。
当今世界,由于航空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和在现代战争中制空权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世界强国都在不断强化航空工业的战略性产业地位。作为战略性产业,航空科研与航空制造业密不可分,两者之间的关系有着与其他产业不同的特点和规律。航空科技发展有力地推动现代航空制造业发展,同时对一个国家的基础工业及相关科学技术起到了强劲的牵引作用。基于这一认识,国际上航空强国在航空科研管理体制上采取了具有共同点的模式,即书中讲到的:
“当今世界上航空科研最先进的要算美国、前苏联、西欧的英国、法国和德国。以前的资料把他们分成美国类型、前苏联类型、西欧类型三类。这里列举的五个国家尽管在国内的体制、组织结构上各有差别,但这五国有4点是共同的。
1.这五国都设有规模大、力量集中的航空科研中心。
2.这五国的航空科研基本上归入国防科研管理范畴。
3.这五国的航空科研机构与工业界脱钩,不在同一系统内管理。
4.这五国的航空科研机构各有侧重,形成系统。
这五国在航空科研体制上有一个共同的认识:航空科研是一种有规律可循的活动。研究机构的设置,其规模与职能任务的确定,应遵循航空科研活动的规律。因此,这五国航空科研体制中主要科研机构的功能作用具备共同的特征。他们的共同点就是:航空科研都是由国家设立的机构;都是直接从事航空科研活动的研究实体;都是从事大致相同的研究活动;在对外关系上都是开放式的。我认为这就是他们航空工业发达的原因。”
自1949年建国以来,中国的航空工业在原来十分薄弱的基础上重建,走了一条曲折的路,其中科研体制的确经历了多次反复。本书对这一段历史的回顾可以使我们更加明了当时包括政府和军方决策层在内的各级领导、专家、学者在航空科研规律认识上的差异和正误。
作者坦言:“我不是一个技术专家,也没有很高学历。”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和为国家、为民族、为革命、为祖国的航空事业作出的贡献,使他赢得了远远超过一个专家的赞誉。
他从小受到爱国主义、民主和科学进步思想的熏陶,很早就走上了跟随共产党建设民主、自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的革命道路。他对延安、凤翔、北京、黑龙江等地革命活动的回忆非常珍贵,是具有文献价值的历史资料,应该受到热心当代中国革命历史的读者和研究者的关注。
他一生从事的事业完全由组织决定,但正是由于他有着远大宏伟的志向,所以,他可以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精一行;干一行,就作出一番成就,干出一番事业。他的谦虚、谨慎、敏而好学和对工作精益求精的事业心、责任感使他在几乎所经历过的每一个岗位上,都能迅速地成为业务知识广博而又专精的内行组织者、指挥者和深受群众爱戴的领导者。本书集成了他在不同岗位工作经历的回忆和成功经验的总结,值得今天每一位担负领导责任的人阅读学习。
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兼总设计师王南寿、飞机设计师成志明和航空事业方面的专家孙康黎、王成聚、管成家、张杰伟、李松奎等人参加了本书前期的编辑整理,这就使得本书在航空科研史研究和与航空科技相关方面的内容上更具真实性,应该能使航空科技人员和其他科学技术研究人员获得教益。
此次对本书的补充、修订是在《航空人物丛书》总策划、航空工业出版社王战航副社长指导和推动下进行的。《航空人物丛书》是在深入研究中国航空工业历史和人物的基础上,以人物传记为主的系列丛书。其宗旨是在弘扬中国航空工业历史上从“航空救国”到“航空报国”的爱国主义和无私奉献的人文精神,总结历史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探索航空科研和航空制造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为当今和以后的决策者、领导者和所有参与航空工业建设以及关注中国航空事业发展的人们提供翔实而丰富的史料。人物传记的编写本着文献性、学术性和艺术性的原则,力求真实、客观,言必有证、无征不信。
该丛书策划、编写人员为师元光、曹竞南、王大伟、王战航、黄苏桥、常莉莉。为保证丛书质量,航空工业出版社邀请《中国航空报》资深编辑荣为人、《环球飞行》杂志主编吴佩新为特邀编辑。这是一个带有志愿者性质的团队,在编写每一位历史人物传记的过程中,我们都在不断接受前辈的教育和淬炼,随着认识的深入和思想境界的提升,我们愈来愈坚信做这样的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
201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