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宣判”，他们虽然煞费苦心，却没有达到目的。造反派中少数人对我动了两三年的酷刑，要打服我，没有实现，已收不了场。只有孤注一掷趁领导关系变更的当口，炮司军管会从后台走向前台，直接出面企图把我制服打倒，造成既成事实，让空军军管会不好插手。
第五次与炮司军管会领导的交锋。我从当时他们的行动来判断军管会主要人物内心非常空虚，又碰上我这个老“顽固”，非常难办。“宣判”后没几天的一个晚上，又把我押到军管会。这一次他们变了个花招，唱主角的是军管会副主任×××。这次让我坐着说话了。在场的还有军宣队、工宣队的队长。
×××对我说：“对你的问题已做了结论，并已宣判。你现在承认了，还会宽大处理的。”我心里明白了，硬的不行来软的了。
我说：“我历史清白。这几十年是自己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自己的历史是自己走过的脚印，自己最清楚不过了。任何英雄好汉，可以创造明天，改变明天，但改变不了昨天。我的历史，如果你们真想查清的话，一点也不难。有以下材料足以证明我的历史清白。一是组织上掌握的我个人档案和1943年延安审干的结论；二是我个人先后向党组织写的各种个人材料；三是我的爱人、战友吕枫拼着老命调查的材料，而且已经交给了你们；四是在对我的批斗会上还听到说政治部孙康黎、张秉岐也有调查材料。就在那个批斗会上，曾有群众要求公布吕枫和孙康黎、张秉岐的调查材料。”这个时候，×××已完全处于被动，理屈词穷，但还狡辩地说：“我们只能根据‘革命群众’自己掌握的材料办事。”
我说：“你们军管会是由军队系统领导的，我写个申诉材料，请你们军管会转炮司党委，转军区党委。”
×××说：“没有必要。”
我说：“我被专政了这么长的时间，要求向上申诉你又不同意，那我们总得找个说理的地方，我就不信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变了。我现在只好等待了。我在被专政期间，领教了几十种刑罚，连开三枪打活靶子，身中三弹六个枪眼。这些不都是在你们眼皮子底下发生的吗？我都挺过来了，可以说九死一生。大概不会再有比这更残酷的刑罚了吧！我坚信我们党几十年用血的教训总结出来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我坚信我一定会挺住，耐心地等待下去，会看到光明，还我清白之身的这一天很快会到来。”
×××有气无力地说：“我们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你不听劝告，就等着吧！”
我在被强逼劳动打扫卫生时，在一办公室房发现一堆盖着军管会、军宣队、工宣队、革委会四个大印的《关于叛徒、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刘鸿志的罪行审查报告》，就顺手拿了一份塞在裤裆里，准备告状用。
这次交锋，×××没有得到任何东西。我心里非常清楚，他们对我不会善罢甘休。几天后的一天，果然又来事了。
×××跑来对我说：“明天早上八点你只带牙具去转盘那里等候上车，去一个地方。”预感不是件好事，但我还是按时去了，等了一会儿，×××来了。对我说：“你不要离开，我去看看。”说着往办公楼方向走了。约二十分钟以后，她返回来了叫我先去专政队劳动。这个没头没尾的事就成了一个谜。直到我恢复工作后，才有人告诉我，那是军管会借林彪发出的一号令要押解我去抚顺战犯所关押，说是手续没有办好或是去那里的条件不够，才被退了回来。想对我采取强制措施，把我与群众隔绝的图谋没有得逞。
关于一所领导关系的变更，到1970年初已经正式执行了。回想1969年12月底炮司军管会对我搞宣判会，软硬兼施，又想把我异地关押，真是忙活一阵子。闹剧收场后，军管会主任就把强加给我的“判决书”经炮司政治部报到了沈阳军区政治部。他们以为陈锡联司令员在东北是党政军一元化领导，有无限的权力，只要陈锡联一批，谁也就改变不了了，那他们的如意算盘也就打成了。既实现了对我的定罪，又让陈锡联司令员背这个黑锅。后来据说沈阳军区政治部对诬陷我的材料不批，又转报了军委总政治部。矛盾上交，不承担责任。
在对我的问题上，他们死心塌地只信造反派靠非法刑讯逼供、诱供取得的材料，在他们手上同时握有吕枫的调查材料，孙康黎、张秉歧调查的材料，一概斥之为不是革命群众的调查材料。不分析、不采纳，也从不找我本人了解，非要把我置于死地。
1973年我获得解放，重新工作后，看到了一个文件，对炮司军管会为什么顽固地坚持错误找到了答案。沈阳军区1967年12月8日在给中央的检查报告中承认：“由于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没有很好理解，甚至理解错了，因而在沈阳地区支左工作的一些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我们对自己所犯的错误，认识迟，检讨晚，改正慢，给沈阳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抓革命促生产的工作，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专政队
在电影、戏剧、文艺作品中看到的黑暗、愚昧、野蛮、残忍等法西斯暴行的丑恶现象，在“文革”动乱的六七十年代，在我们一再坚持倡导的讲科学、讲文明的一所大院内频频出现。六院一所内造反派中的少数人挖空心思、花样百出地对被他们专政的干部群众所使用的刑罚种类之多，真可谓史无前例了。这里把我亲身遭遇的几十种刑罚中举一些例子给历史留下一笔。
“思考”。当时逼我交待“特务”、“叛徒”的“思考”多种多样。在炎热的夏天，逼我90度弯腰，双手还要拿两个铁哑铃，他们叫“加配重思考”；拉我站在凳子上90度弯腰，一腿抬起，两臂展开，叫“鸭子凫水式”思考；逼我90度弯腰，一只脚踏地，另一支脚跷起来，三分钟换一次，名曰“独立思考”，等等。
烫。炎热的夏天，罚我赤身跪在水泥地上，仅留条短裤，把暖壶里的开水往我头上身上浇。
喂蚊子。把我身上衣服扒光，让我弯腰手扶凳面，用钢鞭抽打我的后背，血肿一片，然后拉到野外苞米里绑在一棵树上，喂蚊子一个多小时后，又把我按倒在地，用毛巾塞嘴，木棒、三角带、钢鞭等一齐毒打，直打得奄奄一息才散去。
火烧。把我绑在椅子上，脖子上拴根绳子，把我头拉起来，点燃报纸后烧我脸，头发烧得吱吱直响，面部起豆粒大的水泡。
跪。深夜逼我长时间跪在水泥地上，还规定腰要挺直，稍歪，就用钢鞭抽打，还喊着：“又得纠正纠正姿势了。”跪得我两条腿肿成水桶一样，膝盖都跪烂了。
饿。把窝窝头放在桌子上，只能看，不准吃。
冻。在寒冬大雪天，把我折磨到夜里12点多才让睡，凌晨2点多把我叫起来去扫雪，折腾到天亮，还振振有词地说这是体验群众生活。
压杠子。这一手很毒。两腿膝盖顶着墙跪着，腿弯处压一根木棍，两边木棍上站着人进行逼供，整个膝盖简直碎裂了。忍受不住昏死过去，可凶手们在哈哈大笑，×××还在喊：“看你硬还是我棍子硬！”×××还扒光我的衣服，用重拳专打我在延安遭日本鬼子轰炸时受伤留下的伤痕；有时在腿弯处压了棍子后，脱掉我的鞋袜，两膝盖顶墙，脚心向外，用钢鞭抽打脚心，二三下就昏倒了，×××又在嚎叫：“你装什么熊？”拉起来再打。
围殴。八九个人站成一个圆圈，人人手拿钢鞭、皮带、三角带，把我推到中间，东边打我本能地要往西躲，西边又把我打回去，整个圈都一样，直打得我天昏地暗倒在地上爬不起来。
假枪毙真开枪。这一伙凶手深夜用湿布蒙住我的眼睛，把我推拉到车间空地上压我跪下，×××说：“今天把你枪毙算了。”把枪架在我头上，对空连开三枪，见我并没有被吓倒，×××哈哈大笑说：“这老家伙什么都经历过，他不怕，拉到北墙根真枪毙算了。”我眼虽被蒙住，但还是能听清楚是谁在说话。
打活靶子。×××领着几个凶手，把我五花大绑的押到车间空地上，当成活靶子开枪打。当时我听到一个行政干部在喊：“不能对着人开枪。”可×××离我不到十米远对我连开三枪，身中三弹，穿了六个弹孔（臀部、左腿、左臂）。枪伤后，卫生科有人一边骂我，一边做了包扎。左臂长时间流血、流脓，不封口，不得已把我送到沈阳军区医院。想找他们的同派医生企图对我截肢，×××命令我不准说话，只听医生的。医院手术室只准我一个人进去。我一进门就高喊：我是空军大校，我被打伤了，请负责同志出来看看！一位头发已经花白的大夫（后来听说是一位中校主任）问明情况后，解开绷带看，说：“你放心，我给你治。”并安排我住院。但押解我的×××不准我住院，重新被拉回了牢房。这里我顺便说一下，×××一伙人押送我去医院和回来的路上，真可谓是特等警戒。大卡车上四边严严实实地站满了手持红缨枪的武士，把我和押送我的专案组人员围在中间，把我的头部全罩住，好像是运送特殊材料似的。回所没过多久，×××要看我的伤口，解开绷带，见快封口了，就大喊：“这不好了吗？他妈的，还挂这个（三角巾）干什么！”说着往伤口上猛击几拳，打得伤口又开裂流血。后来又押我去铁西医院想截肢，把我的名字也改为“刘凤芝”。可巧遇上了南湖医院外科主任查房，仔细检查观察后说：不需要做手术，伤口扎紧后会愈合的。×××图谋不成，只好又把我押回牢房。
逼你自杀。造反派还有个杀人的办法，设圈套让你自杀。他们在单独关我的牢房里一直放有绳子和刀子，刑罚、逼供折磨得我痛苦难忍之时，大骂你一顿：“看你当所长时多么神气，你看你现在这个熊样，还活着干什么，还想坐小车？死了这份心吧，没有你的了！”然后关门而去。你要被逼得想不开，上他们的当就自杀了，他们不仅没有责任，还大喊大叫你是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他们对四级工米贵朋就是这么干的。
长达两年多的刑讯逼供和花样繁多的折磨，我都顽强地挺过来了，中间我与他们作过斗争，进行过周旋。
我曾几次设法摆脱这种随时有被他们打死的危险处境，前面在我和军管会领导交锋中已经提到过一次，另外我还逃跑过一次未成。在专案组内，我曾多次规劝过造反派骨干人员，说：“我们大家都学过党史，历史上肃反工作有过惨痛的教训。延安时期搞的肃反审干我是亲自经历过的。我先审人后挨审，闹得特务多如麻。后来毛主席亲自出来纠正错误，又脱帽致敬，又赔礼道歉。处理人的事情一定要谨慎小心，运动后期要检查总结教训的，你们都是干部，不要走得太远……”他们根本听不进去，×××像疯狗一样跳起来打我几个耳光，狂叫：“你这个老顽固、老反革命现在还吓唬群众。”我也曾单独对×××说过：“我的历史没有问题，你们现在这样做，是打不倒我的，是胡闹，是犯法的。我和你没有私仇……”可×××硬是听不进去，不止一次地当着众人的面对我说：“刘鸿志，我早晚得整死你！”“打不倒你刘鸿志，我死不瞑目。”“不打出不来材料。”
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我只能有一个选择：就是不能死，一定要活下来。如果死了，他们会把编造的罪名都加在我的头上，什么也说不清了。战争年代，敌我阵线分明，落入敌阵，砍头只当风吹帽。现在是军管会支持的造反派中的极少数人失去理智、发疯发狂的违法行为，但这些人都是我的部属，又无法说服教育，只能忍受、忍受、再忍受，等待、等待、再等待。
我在那阴森恐怖的牢房，深夜经常听到被摧残的干部群众发出的声嘶力竭的喊叫。我内心在呐喊：天理何在？人性何在？如果说那些造反派因为发狂而头脑发昏，干了那么多的违反党纪国法、伤天害理的坏事，那么身为沈阳军区炮兵副司令的军管会主任头脑中想些什么呢？！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整个社会极“左”思想盛行，我又被军管会、造反派诬陷成叛徒、特务而又无法澄清事实的情况下，一些干部群众出于义愤，对我说些过激的话和有一点过激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但有一些干部，尤其是专案组里的那些干部，他们明明知道关于我的叛特“材料”形成的真相，依仗军管会的支持，还那样死心塌地对我大动干戈，把我往死里整，这不能不说他们怀有个人的不良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