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难以抵挡的物质诱惑是导致高校职务犯罪高发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高校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市场经济迅速发展、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分配不公和腐败现象等现实，不同程度地影响着高校干部的心态，进而导致其手中的权力发生病变，成为其实施职务犯罪的手段和工具，逐步坠入职务犯罪的泥潭。第一，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学校各内设机构功能日益明晰，其内部利益和分配方式呈现多样化。任职教授、讲师与行政后勤人员之间存在收入差距，尤其是有些干部看到一些文化水平比自己低、素质比自己差的人先富起来了，不同程度地对高校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产生冲击，由此引起其内部心理结构的变化，造成心理失衡，便把手中的权力作为交换的筹码，以权谋私，表现出“干哪行吃哪行”的补偿心态。第二，在为满足社会高等教育需求，高等院校在招生、基础设施等方面处于迅速扩建发展时期，经济交往活动也就越来越频繁，各种投资商也看好这一商机，把目光投向高校的这些权力部门，采取各种方式，甚至以高额回扣和酬劳想办法打入高校和争取到各项建设项目，以获取更大的利润。第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后勤综合管理部门人员在长期从事社会交往活动中，深受社会上不良风气的影响，加之别有用心的承包商、经销商惯以采用的以联络感情、感谢“关照”，不时以请吃、陪同出游考察、出入于娱乐场所、送给纪念品等方式，使这些管理部门的人员放松了思想警惕，在自觉不自觉过程中，由小到大，由少到多，一步一步地被拉下水，致使腐败行为发生。
3．脑体倒挂收入分配的悬殊也是产生腐败的原因
过去多年来我国长期实行公有制下的计划经济，不重视科学，不崇尚教育，在实际收入分配中没有按照价值规律运行。高校教师收入偏低，结果自改革开放以来，一些经商的首先暴富起来，一些投机钻营的人借着双轨的漏洞也大发横财，掌握实权的社会各部门，也很快被腐败侵蚀，在讲究了多少年政治思想之后的人们又极端地把金钱视为至上，没钱什么事也办不成的负效应反射到了长期甘于清贫的教师身上。当多少具有高级职称的教授、学者们，看到自己的价值远远抵不上一个小商贩时，心理开始失衡，尤其是当今社会上名目繁多的各种收费，迫使这些书生和穷学者们，为生计考虑起各种捞钱的门道来，这也从客观上促使了高校腐败的滋生。
二、客观原因之一——社会原因
如果整个社会广泛存在着腐败，腐败成为社会政治与经济生活的组成部分，已经形成平等游戏的社会平台，单个人或教育部门不腐败就会处于劣势位置，要教育部门独善其身不可能。
（一）社会大环境中腐败现象的影响
教育不是真空，教育是整个社会机器的一个零件。教育腐败决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其他社会现实、与社会其他领域存在的腐败和病态是密切关联的。社会的不良风气，官场的黑暗腐败，毫无疑问，会渗透到教育领域，是腐败戕害了教育，而不是教育自身的腐败。《第一财经日报》从权威渠道获知，教育主管部门曾委托某高校对全国十几个省200多份“高校职务犯罪”判决书进行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在这200多个案例中，真正具有行业特点的占20%以上，不具行业特点的占75%以上，这意味着教育系统职务犯罪受社会环境的渗透和影响。”究其要者，至少有这样几种社会现象对教育腐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市场观念和因素的影响
高校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市场经济中的交易原则、等价原则等在高校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市场观念和因素对教育的最大冲击是教育产业化的影响。虽然某些教育人士否认教育产业化的提法，但是，产业化的思想和理念，却在一些办学者头脑中根深蒂固。有的高校直接就把招生赚钱作为办学核心，这种想法，自然导致乱收费无法根治，也就使得学校将获得的资金——国家投资、学生学费、课题经费、企业捐赠等，用于“理财”增值念头，变得很迫切。理财原本无可厚非，但是，一些企图“产业化”的高校其实离市场规则很远，在资金的运行和操作中，并不规范；有的办学者直接就将学校获得的经费，视为自己可以随意动用的资金。
一方面，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建设采取的是公有制体制下的计划办学模式，历史造成的原因使政府将高校作为选拔人才的唯一途径。所以高校这份得天独厚的条件，使高校中掌握人才培养大权的执行者自然成为众人追逐巴结的对象，使他们有了腐败的条件。由于高校长期依附在计划经济的办学模式中，近年来市场经济的冲击没有从根本上触及高校内部的经济运行机制。高校后勤、产业虽然正处于改革的时期，但从体制上没有根本改变，所以在转轨时期有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损公肥私的行为就不足为怪了。
另一方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教育产业化思想直接成为教育腐败的理论依据。20世纪90年代，一些热衷于教育改革的文人，依据国家的市场经济观和教育改革现状创造出了“教育产业化”的理论。正是在教育产业化的大气候指引下，一些公办教育机构和教育行政部门不择手段“扩大财源”，从“一校两制”、学费“双轨”、形形色色的教育乱收费，到“名校办民校”、“民办公助校”、“国有民助校”等等。我们的国民教育终于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崭露头角，公办教育机构也就堂而皇之地踏上了自由竞争之路。“改革就难免有不到之处”，这就给一些心怀不轨、一心向“钱”的人以可乘之机。在教育腐败上，大学后来居上，成为重灾区，而且即使就整个社会范围看也算得上重灾区。
2．行政权力对市场经济活动的干预
教育腐败的背后，实质是“权力腐败”。哪里有不受监督的权力，哪里就有横行的腐败。随着我国高校独立法人地位的确立，高校在招生录取、经费使用、学科发展、机构设置、建设项目安排、设备物资采购、干部聘任和奖金分配等方面拥有的自主权越来越多，高校领导干部和职能部门的权力也越来越大。但是对这些权力的制约措施却没有及时有效地跟进，许多高校管理制度不健全、领导决策不民主、内部监督不到位，个别人一旦大权独揽，就把学校的发展机遇当成了牟取个人利益的机会，走向腐败。从目前已经出了问题的高校看，这些学校主要领导“一言堂”、个人说了算的问题比较突出。一方面对院校“一把手”监督和管理措施不到位，形成同级不好监督、上级疏于监督的情况；另一方面，监督的途径和渠道不畅通，一般干部和党员群众的意见不能正常反映上来，党群干群之间还有隔阂。往往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群众监督、本单位纪检监督基本上成了“摆设”。在某种程度上说，在教育界，对权力的制约要大大落后于整个社会的改革进程。与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相比，我们的大学权力结构是以行政管理机构为中心的。社会提出要给高校更多的自主权，本意是给予更多的学术自主权，但实际上成为行政自主权的膨胀，从而使高校权力成为各种利益群体寻租的工具，这也是高校腐败滋生的重要原因。
专家分析指出，出现职务犯罪的高校，其实都有比较系统的内部管理制度，可是往往空有制度，没有做到实际有效的监督。总体分析来说：第一，高校管理行政化。近年来，某些高校行政办学风气日甚。“官本位”在学术圣地、知识殿堂“招摇过市”。在这种氛围中，一些学校的党政一把手往往拥有决定一切的权力，即便是集体讨论的决策，他们往往也可以顺利地将个人意志强加在集体决策上，用人、学术管理、财务管理无一例外。第二，高校的“内部集权化”，重大事项少数人说了算。在设备、教材采购等“重灾区”主要表现为“三个混乱”：一是教材、设备管理混乱。二是采购权的管理混乱。以图书采购权为例，有的学校不仅教材科有，图书馆有，后勤保障部门也有。三是财务管理混乱。私设“小金库”现象突出。内部集权化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一方面，许多高校依靠贷款盲目发展，负债累累，成为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另一方面，部分高校负责人，仅靠“自查自纠”，能起到多大作用让人质疑。第三，是权力垄断，领导人长期在某一岗位，不更换位置，滋生腐败。高校一般是松散型管理，只要不出大问题，学校、部门领导可相对长期固定在一个岗位上，大事小事全是一个人说了算，这样就容易为滋生腐败提供温床。
（二）高等教育发展形势对高校廉政建设的影响
1．高等教育大众化给新时期高校廉政建设带来新问题
一是教育供求矛盾尖锐。随着高校扩招和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高校的独立法人地位逐步得到确定，学校在人事、职称、财务、招生、基建、维修、专业设置、设备购置、教学科研等方面开始拥有一定的自主权。这些自主权为学校自身加强管理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也是对高校领导干部的一场考验。多数学校的领导干部能够正确行使自主权，使之在国家政策法制的轨道内运行，但也出现了少数干部和职能部门利用扩大的职权谋取个人或小团体的私利，产生腐败的问题。还有极少数学校的党员领导干部经受不住权力的考验，把权力视为牟取私利的筹码，利用学校在各方面享有的自主权营私舞弊，这方面的教训是深刻的。
二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发展，社会转型进入更深的层次，高等学校经费来源已从过去单一的渠道转化为多渠道、多方位筹资，除国家拨款外，还有社会捐助、科研经费、学生学费、校办产业收入等。高校办学规模超速发展，基建项目、设备图书购置等，经济活动频繁。高校于是逐渐走出“象牙塔”，日益密切与社会的联系。受到社会大的环境的影响，高等学校成为社会的“晴雨表”，社会上刮风，学校也会起浪。近年来，高等学校基建规模逐渐扩大，学校可调配的资源明显增加，参与市场经济也越来越频繁，这些因素都有可能成为各种腐败和职务犯罪滋生的土壤。高校在招生录取、科研培训、教师聘任、校舍工程建设、设备物资采购等方面拥有的自主权越来越多，高校领导干部和职能部门的权力也越来越大，但与此同时，与之配套的法律规范、权力监督机制没有及时有效地跟进，这种对高校权力监督管理上存在的“失范”或称“反常态”现状，成为高校职务犯罪迅速增加的关键性制度原因。在2005年开展的全国性治理商业贿赂工作中，高校中揭露出的一些重大腐败案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造成了越来越大的社会影响。腐败已成为高校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一个无法回避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是国家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不足，管理不规范。某些地方政府热衷于形象工程，势必导致对教育的投入不足，又不愿看到所辖学校的办学条件落后而丢掉教育这一形象。于是给学校某种政策，为学校解决经费提供法规依据，以此作为对教育的投入。从而导致学校管理的不规范，对地方政府产生极大的依赖性，并把教育经费筹措的渠道转向了社会。同时由于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和“超常规”发展，对经费的需求日益增大，学校只好想尽千方百计，通过“要”、“收”、“贷”等各种途径，来弥补办学经费的不足、增强办学实力和解决教职工福利。于是，科技文化服务、生产经营、医学类院校医疗等创收活动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过程，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这些活动日趋扩大，创收也日渐增加，这为学校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出现了乱办班、乱收费、乱发文凭、生产经营混乱等问题，创收活动的增加在一些学校形成了多元化的利益主体。
2．高等教育国际化给新时期高校廉政建设带来新问题
我国加入WTO之后，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创新日益广泛：远程教育服务，学生出国留学，与海外联合办学，专业人才流动等等。伴随着规模不断扩大的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西方文化与反映这些文化的思想观念汹涌而来。在不同文化交流与交融中，高校的党员干部、广大师生员工在政治思想上和生活作风上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西方思想文化五色杂陈，其中真理与谬误并存，珍珠与垃圾同在。可是，高校少数党员、干部却对西方思想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缺乏应有的分析鉴别的能力，对本国文化和社会主义则妄自菲薄，以致动摇甚至丢掉了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抛弃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奉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为圭臬，将追逐私利和谋求个人享乐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
一方面，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行政权力逐步下放，高校的行政自主权进一步扩大。高校的膨胀，机构层级化，办学自主权的下放，如高校在人事、职称、财务、招生、基建、专业设置等自主权逐渐增大，使高校党政干部和其他公职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牟取私利成为可能，对高校廉政建设都产生了直接冲击。另一方面，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下，高校内部党委机构、行政机构一应俱全，每个高校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社会，权力在一个相对独立、相对封闭的系统内运行。这种状况使高校行政权力的行使很难得到及时有效的制约。这两方面因素相结合，构成了权力腐败的铁律——“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