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竹筠于1939年考入重庆的中国公学，秘密加入了共产党。1944年秋，江竹筠又考入四川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系，翌年转入农艺系。1946年，她毕业后回到重庆，参加和领导学生运动。1947年春，中共重庆市委创办《挺进报》，江竹筠具体负责校对、整理、传送电讯稿和发行工作，只几个月的时间，报纸就发行到1600多份，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
1948年4月，《挺进报》的发行机关被伪装进步的特务打入，以顺藤摸瓜的方式破坏了重庆市委，6月间，江竹筠被逮捕。在押往重庆的码头途中，她碰巧遇到了已经成了叛徒的原中共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立即机智地大声呵斥叛徒，使得叛徒无法再伪装害人。江竹筠被送到重庆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渣滓洞”监狱后，惨遭手指钉竹签等毒刑的残酷折磨，仍坚贞不屈，并领导狱中的难友同敌人展开坚决的斗争。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被特务秘密枪杀，然后被用镪水毁尸灭迹，时年29岁。
甘洒热血写春秋——夏明翰
夏明翰，字桂根，祖籍湖南衡山县，1900年生于湖北秭归。1917年春，夏明翰考入湖南省立第三甲种工业学校。在校期间，他追求进步，积极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1919年五四运动波及湖南，夏明翰和同学们走出校门，开展大规模的爱国宣传活动，声援北京学生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1920年秋，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夏明翰来到长沙，结识了毛泽东。1921年冬，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夏明翰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夏明翰在长沙从事工人运动，参与领导了人力车工人罢工斗争。
1924年，夏明翰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负责农委工作。他十分注意培养农运干部，保送革命青年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为湖南农民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和积极分子。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夏明翰闻消息，悲愤地写道：“越杀胆越大，杀绝也不怕。不斩蒋贼头，何以谢天下！”
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夏明翰参与发动秋收起义。10月，湖南省委派他兼任平（江）浏（阳）特委书记，领导发动了平江农民暴动。
1928年初，夏明翰被党调到湖北工作，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由于叛徒的出卖，同年3月18日他不幸在武汉被敌人逮捕。3月20日清晨，他被敌人押送到汉口余记里刑场。当敌执行官问夏明翰还有什么话要说时，他大声说：“有，给我拿纸笔来！”于是，夏明翰写下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首气壮山河的就义诗，一直为人们所传颂。
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邹韬奋
邹韬奋(1895~1944年)，原名恩润，笔名韬奋。原籍江西余江，生于福建福州。伟大的爱国者和新闻出版家。
1912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1919年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改学文科。1921年毕业，次年到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1926年接办该社出版的《生活》周刊。1932年创办生活书店，“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宣传抗日救亡。1933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不久被迫出国流亡。1935年回国，11月，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后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大力宣传抗日救国。1936年7月与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四人联名发表宣言，主张停止内战，团结御侮。11月与救国会领袖沈钧儒、沙千里、李公朴、史良、王造时、章乃器在上海被捕，成为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七七事变爆发后获释。1938～1940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并相继在上海、武汉、重庆、香港等地主编《大众生活》、《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抗战》、《全民抗战》等刊物。因主张民主自由、反对国民党，各地生活书店先后被封。1941年出走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返回内地。1942年到达苏北解放区。1943年初赴上海治病。1944年7月24日病逝。
遗言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在唁电中接受其请求，追认入党。
领袖追悼的战士——张思德
张思德（1915~1944年），四川仪陇人，1915年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苦难的生活，磨砺出他坚韧的性格。1933年8月，红四方面军解放了朱德总司令的故乡仪陇县，苦大仇深的张思德第一个报名参加少先队，成为乡里首任少先队长。他积极帮助红军筹粮筹款，受到乡苏维埃的嘉奖。同年10月他加入红军，在县独立团二营当通讯员，在瓦子寨战斗中立功一次。
同年冬天，他又随部队转战到四川，进入当地列宁小学学习文化和军事，毕业后被调到省军区指挥部政治部当交通员，不久加入共青团。他在战斗中浑身是胆，被战友们誉为“小老虎”。1935年5月，他跟随红四方面军退出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其间三次过草地。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张思德所在部队在开赴前线前留下老弱病残，编成了一个警卫连。张思德因有伤病也被编入警卫连，任副班长，负责云阳镇八路军留守处和荣誉军人学校的警卫。1937年10月，张思德加入了共产党，1938年春又任班长。1940年春，张思德调往延安在中央警卫营任通讯班长。
1942年10月，军委警卫营与中央教导大队合编为中央警卫团，领导决定张思德由班长改为战士，张思德愉快地接受了组织安排。他说：“当班长是革命工作需要，当战士也是革命工作需要。”他在战争年代参军11年，同期入伍的同志有许多已当了团长甚至旅长，张思德身为战士却从不计较职务高低。
1944年夏天，张思德带领4个战士到安塞县烧炭。他们完成了任务后，为了多出炭，张思德又参加了突击队，与战友一起开挖了一孔新窑。9月5日中午时分，窑洞即将挖成突然塌方，张思德奋力把开窑口的战友推出洞去，自己则被砸埋在窑里牺牲，时年29岁。
1944年9月8日，毛泽东主席参加了这位普通战士的追悼会，他不仅亲笔写了挽词，而且发表了著名的演说《为人民服务》。几十年间，“为人民服务”这一光辉的口号同张思德的名字一起响彻了中华大地。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
雷锋（1940~1962年），湖南省望城县人。1940年出生于穷苦农民家庭，7岁沦为孤儿，对中国共产党怀有深厚的感情，先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和青年团。他工作积极，埋头苦干，多次被评为“红旗手”、“工作模范”、“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和“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雷锋1960年1月应征入伍，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牢固地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远大目标。他不忘阶级苦，懂得“怎样做人，为谁活着”，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忠于社会主义；以“钉子”精神刻苦学习毛泽东著作和科学文化知识，不断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以甘当“螺丝钉”的精神，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事迹。连队分配他当汽车兵，他努力钻研驾驶技术，成为一名合格的汽车驾驶员。担任班长后，大胆管理，事事模范带头，带领全班成为部队先进集体。
他热爱集体，关心战友，关心群众，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看成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和快乐，并身体力行，认真实践，“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他把自己省吃俭用积存起来的钱，寄给受灾人民，送给家庭困难的战友。他曾担任校外辅导员，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和激励少年一代健康成长。他谦虚谨慎，从不自满自炫，受到赞誉不骄傲，做了好事不留姓名。1962年8月15日，在执行运输任务时不幸殉职。他在部队生活2年8个月，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2次，受嘉奖多次，被评为“模范共青团员”“节约标兵”，被选为抚顺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雷锋的模范事迹和高尚思想在军内外产生巨大影响。国防部命名他生前所在班为“雷锋班”。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1990年3月5日，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题词，号召全国人民进一步向雷锋学习，弘扬雷锋精神，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在广泛持久开展学习雷锋活动中，全军各部队和全国各条战线上涌现出大批雷锋式的英雄模范人物。雷锋精神培育着一代又一代新人成长。
甘当人民勤务员的掏粪工人——时传祥
时传祥，是一位“宁肯一人臭，换来万户香”的掏粪工人，山东省齐河人，中共党员，曾在北京市崇文区清洁队工作。
时传祥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14岁逃荒流落到北京城郊，受生活所迫当了掏粪工。在旧中国，掏粪工不仅受到社会的歧视，还要受行业内部一些恶势力的压榨和盘剥。时传祥在这些粪霸手下一干就是20年，受尽了压迫与欺凌。解放后，新中国给了他做人的尊严，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使他扬眉吐气，他对党充满感激。他用一颗朴实的心记住了一个通俗的道理：掏粪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部分。他把掏粪当成十分光荣的劳动，以身作则，以苦为乐，不分分内分外，任劳任怨，满腔热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952年，他加入了北京市崇文区清洁队，继续从事城市清洁工作。此时，北京市人民政府为了体现对清洁工人劳动的尊重，不仅规定他们的工资高于别的行业，而且想办法减轻掏粪工人的劳动强度，把过去送粪的轱辘车全部换成汽车。运输工具改善之后，时传祥合理计算工时，挖掘潜力，把过去7个人一班的大班，改为5个人一班的小班。他带领全班由过去每人每班背50桶增加到80桶，他自己则每班背90桶，最多每班掏粪背粪达5吨。管区内居民享受到了清洁优美的环境，而他背粪的右肩却被磨出了一层厚厚的老茧，因而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敬，也赢得了很多荣誉。1954年，他被评为先进生产者，1956年当选为崇文区人民代表，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9年，时传祥作为全国先进生产者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群英会”，国家主席刘少奇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时传祥高兴地表示：“我要永远听党的话，当一辈子掏粪工。”自此以后，他更加努力，更加热爱本职工作。
时传祥1975年病逝，终年60岁。去世之前他还反复叮嘱，让儿子继承父志，也当一名称职的环卫工人。
“一辈子做好事”的人——吴玉章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这段今人熟悉的话语是毛泽东同志1940年1月15日在中共中央为吴玉章同志补办六十寿辰庆祝会上有感而发的。
吴玉章，1878年12月30日出生，四川荣县人。早年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和辛亥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1928年到1937年，由党派往苏联、法国和西欧工作，参加过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8年回国后，历任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华北大学校长等职，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同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一起，被誉为我党著名的“延安五老”。1945年12月随周恩来一起去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建国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66年12月12日因病去世。
吴玉章走上共产主义道路后，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信念越发坚定。1938年底在一次与蒋介石的会面中，蒋介石对他说：你是老同盟会、国民党的老前辈，还是回到国民党来吧。面对劝诱吴玉章明确表示：“我加入共产党是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深知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对于这一点，我是不动摇的，决不会二三其德，毫无气节的！”
1960年5月他以80多岁的高龄，写下一首“自励诗”：“春蚕到死丝方尽，人至期颐亦不休。一息尚存须努力，留作青年好范畴”。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88岁高龄的他还时常登上讲台给人大师生讲党史。吴玉章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革命，献给了教育事业，献给了青年，真正做到了“一辈子做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