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计划应该奏效。在陈友谅军队于4月15日到达南昌城下后，第一次考验降临了。两栖作战中的一条基本原理是，从更具稳定性的固定阵地发射的火器，必然要比从哪怕是最大的舰船上发射的投射火器都要更加精确。进行机动，还有拥有更大型的重炮才可以抵消这种优势。但对于楼船而言，进行快速敏捷的机动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大汉的庞然大物是不能用自己的投射火器来攻陷这座城市的。
朱元璋的侄子、南昌守军统帅朱文正，在大汉军队的大炮和投石机打开的缺口上构筑了栅栏墙，抵抗着大汉军队突进。试图在河岸登陆的汉军遭遇到的是凶猛的南昌长枪攻击，而2000名精锐部队则守卫着南昌的防线。
朱元璋发动反击
围城进入第六个月时，大汉军得到消息说朱元璋陆军和水军正顺着鄱阳湖来解南昌之围，而鄱阳湖就位于汉军及其在长江上游控制地域的中间位置。
陈友谅决定于7月16日把舰船从围城战斗中撤离出来，迎战来援的朱元璋的军队，希望可以避免战略上的失利。朱元璋亲自指挥着袭向陈友谅军队的救援部队，如果杀死陈友谅本人，就完全有可能打垮整个大汉军队。陈友谅也有同样的想法。他留下了足够的舰船来防止吴军沿着长江溯流而上发动进攻。在8月29日，迎击陈友谅大汉军的朱元璋军队的规模是大约20万人，舰船规模比对手要小，数量不详，但可以肯定，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其他部队沿着朱元璋控制的水道来增援时，船只数量还会逐步增加。以参战的人数而言，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水面战役的舞台已经搭好了。
面对陈友谅大汉军占据优势的人数和大型舰船，朱元璋只有两个优势，而他把这两个优势都运用到了极致，那就是时间和位置。5月的春雨让鄱阳湖流域蓄满了水，水非常深，大汉军庞大战船足以进行灵活机动。但8月份的骄阳则让湖水迅速蒸发，不仅是大汉军的巨大舰船航行受到限制，朱元璋和他的更小一些的舰只也只能部署在唯一能够后撤的航道上，即从鄱阳湖通向长江的深水航道。如果战斗要推迟的话，情况对大汉军会更加不利。因此，朱元璋根本就没打算要尽快展开行动。朱元璋把舰队分为了11支更小的舰船，部署在浅水区域。这样，他们既可以向大汉军开火，又不需要靠得太近而招来攻击。
8月30日早上，朱元璋率先行动，派出舰船径直向着汉军阵营中若隐若现的楼船驶去，到达射程后就开始发射火器。陈友谅把舰队用紧密阵形部署在鄱阳湖中最宽、水最深的区域。朱元璋的舰队全力以赴攻击，导致大汉军20艘庞大战船着火，但是楼船上的薄铁甲用来对付火攻特别有效。当大汉军庞大战舰袭击朱元璋的舰队时，形势明显对朱元璋不利，连他自己的旗舰都着火了。
朱元璋自己的旗舰，而不是大汉军庞大舰队中的舰船被搁浅在了一片沙洲上，而逼近的楼船仍在不断地开火。这是最危险的时刻，他的下级指挥官们表现出了忠心，赶忙前来护卫（而这样的行动最终并没有得到朱元璋的回报），他们拼命划动船桨，最终让受到重创的旗舰和其他搁浅的舰船逃离到最近的河口去紧急维修。
铁链船群
8月31日天明时，大汉的楼船依然屹立于湖中央，铁链把战船都连接起来（典型的亚洲方式——把移动的战船变为了合一的堡垒），这样，大汉舰队的阵形就无法被突破渗透。朱元璋对这个漂移巨楼的攻击败得如此之惨，以致他处决了11支舰队的所有指挥官。大汉军守在原地，仍然占据上风。
对付此阵形的传统方式是使用火船，朱元璋和他的侄子对此充满希望的，因为第二天他们就发动了火攻。记载中提到，火筏和7艘结构更为复杂的船只，搭载了持着武器、身穿盔甲的稻草人来欺骗大汉军。同一份记载也提到了有前来帮忙的渔夫驾着这些船进入湖中，而这些船有可能是中国兵书中描写到的“子母舟”。船上的稻草、火油和火药要撞上敌船时才会被点燃，而更小一些的隐藏的“子船”就会载着水兵安全逃离。
风，还有计谋，两者合一，会造就一场让大汉舰队损失一半的大火。
直到9月22日，鄱阳湖战斗又重新开始。经过维修的朱元璋舰队此时面对的是已经拆除了铁链的大汉残余舰船。陈友谅决意要运用他残留但仍然可怕的战船，来击碎朱元璋那醒目的白色旗舰，用一种今天所说的“斩首”行动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在中国的战争中，至少与火攻一样历史久远的，就是似乎要胜利一方总是会出现叛徒。在一个大汉叛徒的提醒下，第二天一早，整支朱元璋舰队都涂上了耀眼的石灰水，用抓钩和投射火器向着庞大的大汉阵形袭来。被弄懵了的大汉军遭受到了严重损失，为后来缓慢但彻底的崩溃埋下了伏笔。
陈友谅先前曾留下部分部队和补给来继续对南昌围攻，并相机增援大汉舰队。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朱元璋的地面部队完全解除了南昌之围，并切断了大汉军的救援和补给路线。明军的炮兵和障碍物出现在了鄱阳湖的5个出口，而朱元璋则在整个9月剩下的时间里停止了进攻，以巩固已有的成果并站稳脚跟，而当湖水进一步退却的时候，他那受伤的猎物就会流血至死。
10月2日，陈友谅率领剩余的80～100艘最大的战船，进行了最后一次努力，准备突破包围，回到通往长江的北出口。汉军确实也成功地突围进入了长江，但是当这些庞然大物在水流中挣扎着溯流而上时，更多的火船顺流而下向它们袭来。在陈友谅头上中了一箭或是一弩箭之后，战斗结束了。他的死让所有的战斗都停止，5万大汉军以及剩下的楼船都投降，并很快就成了朱元璋的财产。
泗川海战（1592年）
明朝对海上力量（也许“水上力量”是一个更为确切的术语）的重视，使他们得以控制几乎所有的中国大陆地区以及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使用的任何舰船都大、构造更先进的作战舰队和商船。在15世纪20年代达到顶峰时，明朝海军中，就包括基地设在南京的400艘战船，还有1350艘内河战船及其他遍布在全国各处的巡逻船只，以及250艘“宝船”。“宝船”原本是作为运输珍贵货物的船只，其巨大的船体及装备的武器，完全可以与400年之后航行在印度外海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以及法国和英国的船只相媲美。
之所以对保留相当规模的内河部队如此重视，其实是效仿了正在崩溃中的元朝维护政权所采取的措施。作为鼓励沿海谷物运输的一项措施，明朝也用海军开支建造了400艘大型的谷物运输船，而这些船只在需要运输部队的时候也用得上。正如同11世纪时中国北方的铸铁厂面临着一次工业革命一样。在15世纪早期，中国人也站在一种可能性的边缘：中国的舰船可能会早于欧洲人在非洲沿岸的航行，并进行海外贸易，建立海外帝国。
但是，政策突然就发生了180度的转变——转向内部。也许蒙古人对日本的入侵在此时仍有残留影响，也许像中国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那些执掌权力的人认为在中国以外没有什么值得寻找的，因而转向保卫他们已拥有的东西，而不是进一步增强他们的见识和实力。到1433年时，皇帝们早已拒绝了与外国接触，重拾蒙古人处死与外交往船主的政策。而且他们还发现，指责明朝自己的航海者为海盗，要比指责蜂拥而至掠夺他们的马来西亚、越南和日本海盗更容易一些。在日本，海盗依然存在。当幕府政权成为相互敌对的家族目标，而不是一个居于主导地位的家族的专有权利时，被日本人称为“被压迫的压迫者”在全日本兴起。在蒙古人入侵时，日本列岛处于一个军事低潮时期，但是内战的爆发让日本社会和政治重新军事化，这也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
在1542年或1543年，另一次具有宿命意义的台风把一艘搭载了3名葡萄牙商人的中国商船刮到了九州之外的一座岛屿上。不久，日本人第一次见到了欧洲人，还有他们携带的两杆火绳无膛线枪。在花了一笔大价钱购买并学习如何使用后，当地的大名很快就有了自己仿造枪支和制造弹药的工匠们。小型武器像野火燎原一般席卷了整个日本。
日本制造的火绳枪适于单人使用，由于精确度的局限，要学会射击的速度要比除了最重型的弩外的其他所有武器都要更快。武士和更低阶层的“足轻”力更加增强，同时也更具有决定性。
当衰落的幕府中央政府不再执行与明朝的贸易协议时，日本海盗们发现与外国人交战并抢劫他们要比对同胞下手更加安全、更有利可图时，倭寇重新出现了。这些重新出现的海盗对朝鲜和中国的突袭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这就让诸如丰臣秀吉这样具有野心的人开始设想未来行动的可能性。
丰臣秀吉的侵犯
丰臣秀吉在55岁时统一了日本，当所有的敌对军队都投降、解散或是归顺到他的旗下时，他拥有了日本历史上最强大的但此时对内部已无用武之地的军事力量。倭寇侵犯中国的成功，印证了日本人在战术和武器装备方面的优势。而两次蒙古入侵也最终表明，大规模的军队是可以被运送并通过朝鲜海峡的。朝鲜的统治阶层用残酷的手段控制着规模相当大的人口，而其控制体系却在日本意图入侵之前、蒙古人征服朝鲜时就被摧毁了。丰臣秀吉对于华丽茶具的喜爱无疑让他早已熟悉了经贸易而来的朝鲜物品，这其中也包括相较于日本本土制造的更高级的铁制茶具。对于一个自大狂那古怪的幻想而言，要把朝鲜作为征服中国明朝的跳板的计划，绝非是一个特别妄想的事情。
1555年，70艘搭载着倭寇的船只靠岸，赶跑了朝鲜守军，带着劫掠品回到了日本。到1585年时，丰臣秀吉要求自己国内的葡萄牙耶稣会教士提供两艘欧洲大船，为他计划中对朝鲜的入侵提供帮助，但没成功。对葡萄牙人而言，船只和船员一路绕过非洲南端航行才能抵达亚洲，作为货船实在是有太大的利润空间。因此，无论日本的“善意”要求有多大的潜在利益，都被与朝鲜为敌的代价所抵消了。1587年，秀吉下令向位于汉阳城（今首尔）的朝鲜国王发出最后通牒，让他要么投降，要么就等着被征服。
这不是朝鲜半岛第一次发现自己夹在中国和日本的冲突之间，而且肯定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丰臣秀吉对16世纪晚期朝鲜固有的羸弱性质的估测没有错误。在朝鲜皇室以下，一个两级体制的上层阶层统治着这个半岛，军事体系从属于受过良好儒家教育的文官官僚体制。低阶层的人包括纯粹的奴隶，还有农奴和有土地的农民，他们的忠诚度也高不到哪里去。但是，朝鲜社会中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重视技术和理论教育，而事实也证明，工艺方面的实践也挽救了朝鲜半岛。当朝鲜国王和他的大臣们接到丰臣秀吉的最后通牒后，他们婉言拒绝，就像前几次日本要求从他们的国家安全通过前往中国一样。从刚刚消失的蒙古宗主国那里，朝鲜人已经非常强烈地意识到了中国人的实力，而且朝鲜王室表面上仍然是中国的封臣。就如同倭寇所造成的困扰一样，1510年时，在朝鲜海岸建立的日本贸易定居点也曾经有过暴乱。但事实证明，朝鲜的防御力量足以应付。对于日本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几乎没有任何了解，一次偶然的事件说明了朝鲜对对方的了解多么贫乏。
在1591年发出最后通牒时，丰臣秀吉同时也送去了一支火绳枪。关于为何要送这样一个礼物存在争论：这样的武器既是表明日本的技术能力，也是一种恐吓性的威胁。在当时，两支火绳枪的启示以及欧洲人的指导和帮助，日本已装备了小型火药武器，而在朝鲜却没有任何要装备这种更先进武器的记载。朝鲜募兵中普遍使用的都是笨拙的中国式样的铳。一位地方官员柳成龙徒劳地争辩说，在面对即将到来的入侵威胁时，应该大规模地仿制这种武器。但没有被朝鲜国王所采纳。毫无疑问，他把自己的挫折告诉了他在海军中的一个儿时朋友，即李舜臣。
进攻开始
1592年5月23日，日本船只开始登陆，人数很快就达到了总计158850人——这是丰臣秀吉为这次入侵而集结的人数。日本入侵者被分为两个主要军团，分别由丰臣秀吉两名最优秀的将领指挥。日军在火绳枪的掩护下，以几乎难以想象的速度迅速地向朝鲜城墙和士兵蜂拥而来。在防御中，朝鲜单个军事统帅或是士兵并不缺乏勇气，但是在没有盔甲、没有组织和没有统一和英明的指挥，甚至没有持续补给的情况下，朝鲜人可以勇敢的战死但却无法阻挡日本人的进攻。到了8月份，日本人已经进攻到了鸭绿江，跨过江就可以进入中国。
他们没能跨过去。日本的武士们已经把国王和绝大部分朝鲜将领都赶跑了，在进攻中也的确屠杀了成千上万的朝鲜平民和士兵，焚烧了农庄和城市。但幸运的是，在所有的保存国家的手段都无法阻止日本人之时，在朝鲜要作为一个国家仍然存在之时，一位真正的海军天才、爱国者和英雄站出来保卫朝鲜半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