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翎
2006年7月末的一天，我在北京机场等候飞往多伦多的班机。班机因大雨推迟了一次又一次，百无聊赖的等待中，我想起了机场里的一家书店。那天书店里人极多，冥冥之中似乎有一只手将我轻轻地拨过人流，让我一眼就看见了摆在高处的一本灰色封皮的书——《唐山大地震亲历记》，这才猛然想起那天正是唐山地震三十周年的纪念日。
坐在候机厅里，我开始读这本书。周遭的嘈杂渐渐离我而去，只觉得心开始一点点地坠沉下去，坠到那些已经泛黄的往事里去。
地震那年，我还处在懵懂的年岁。北方的消息通过精密宣传机器的层层过滤，终于传到江南小城时，只剩下了一组意义模糊的数字和一些高昂空泛的口号。也为那些数字伤痛过，可那却是山高海远的伤痛，并无切肤的感觉。也为那些口号激昂过，可是激昂的情绪如鸟的翅翼总也无法栖息在一片结实的地面上。1976年的唐山离温州很远。
可是那天在北京机场，那本书三下两下抹去了三十年的时光和几千公里的距离，将一些往事直直地杵到了我眼前。我被击中了，我感觉到了痛。痛通常是我写作灵感萌动的预兆。
回到多伦多后我动用了全部资源，考察了包括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张庆洲的《唐山警示录》以及所有能收集到的关于那次大灾难的资料，并和居住在多伦多的地震亲历者们进行过多次交谈。我的眼睛如饥饿的鹰，在乱石一样的图片堆里搜寻着一些身体，一些带着某种猝不及防神情的身体（如庞贝古城的遗迹）。可是没有，一个也没有。那个铁罐一样严密的年代成功地封锁了任何带有蛛丝马迹的照片。于是我和那段往事失去了直接的联系，我的想像力只能在一些文字构筑的狭小空间里艰难地匍匐。
在爬行的过程里我远远望见了一些孩子，一些被称为地震孤儿的孩子。有一个男孩，在截肢手术醒来后，怯怯地请求护士为他那只不复存在的手臂挠痒。有一个女孩，领着她幼小的弟妹，踩着结了冰嘎啦作响的尸袋，寻找被迁葬的母亲尸体。当然，还有那群坐在开往石家庄育红学校的火车厢里的孩子们。“坚强啊，坚强。”那些孩子被大人们一遍又一遍地鼓励劝说着，他们的眼泪在半是麻木半是羞愧中如同沙漠中的细泉似的干涸了。当载着他们的火车终于抵达为他们精心预备的校舍时，他们在老师和护工的拥抱之中走上了汇报演出的舞台。他们在雷鸣般的掌声中两眼干涸却面带笑容地高喊着盛行的口号，而他们的校长却承受不了这样的笑颜，昏倒在舞台之下。
回忆到这里戛然而止，那些孩子们的后来，只是被一些简单的句子所概括。“……成为某某企业的技术骨干”；“……以优异成绩考入某某大学”；“……建立了幸福的家庭”。
可是我偏偏不肯接受这样肤浅的安慰，我固执地认为一定还有一些东西，一些关于地震之后的“后来”，在岁月和人们善良的愿望中被过滤了。
我发觉我的灵感找到了一块可以歇脚的石头。孩子，和他们没有流出的眼泪。还有那些没有被深究的后来。
一旦我锁定了视点，王小灯作为我小说的中心人物便无比鲜活地朝我走来。我想，这个叫王小灯的女人若死在1976年7月28日，她就会定格在一个单纯快乐渴望上学的七岁女孩形象上。可是，她却活了下来。天灾把生存推入了极限，在这样的极限中一个七岁的灵魂过早地看见了人生的狐狸尾巴。见识了真相之后的王小灯，再也没有能力去正常地拥有世上一切正常的感情。她那饱满地拥有过一切的童年，被一场地震突兀地震碎了。她纵然拾回了每一块碎片，她也无法重新拼组回来一个童年。她渴望再次拥有，可是地震只教会了她一种方式，那就是紧紧地拽住手心的一切：爱情、亲情、友情。可是她拽得越紧，就失去得越多。王小灯不是浴火重生的凤凰，而且现实世界里火和鸟并不存在着因果关系。天灾带给建筑物乃至地貌的摧毁和改变，终究会渐渐平复。而天灾在孩子们的心灵上留下的伤痕，也许会在时间的严密包裹之下，暗暗存留得更久、更久。
中篇小说《余震》，就是沿着这样一个思路展开的。这部一气呵成的小说，原发于2007年1月的《人民文学》。从那时至今，这中间又发生了几件重大的事情。
首先是2008年5月，四川汶川发生了天崩地裂的特大地震。那阵子多伦多的电视节目里几乎天天都有让人心碎的画面，我和我的一些朋友们都感觉患上了轻度抑郁症。又一群地震孤儿被推到了聚光灯下，庆幸的是这一次“心理辅导”的话题被许多人提了出来。人们开始意识到，地震在心灵上留下的余波，也许可以影响人的一生。
再者，《余震》问世之后，有数位知名的电影人不约而同地表示了将之改编为电影的兴趣。三十年后痛定思痛回首唐山，似乎是许多人的共同心愿。2010年这部小说被冯小刚导演改编成一部震撼人心的心灵灾难片《唐山大地震》。小说揭示了人被天灾逼到角落时的残酷，而电影则诠释了人性在灾难中的温馨和光辉。小说和电影互为陪衬地反映了大灾难面前人性的复杂多面。我错过了《唐山大地震》在国内的首映，却有幸见证了这部电影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的公演，并在首映式上向多伦多的观众介绍了小说的创作过程。开演的两个小时前，购票的队伍已经络绎不绝地排过了一条长街。当时我很担心影片中一些典型的中国式观念和幽默会由于文化隔阂而丢失，可是那天的大剧场里几乎每个人都是红着眼睛离开的，大家的笑点似乎也非常合拍，这使我相信了有些民族的元素也可以成为国际的元素。
这几年里，我也陆陆续续收到了许多读者的反馈，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小说《余震》的留白太多，大家都想知道除了王小灯之外，万家幸存的其他人，是以何种姿态从废墟中站立起来的。《余震》是一部只有四万字的中篇小说，篇幅给我设立的边界使得我在内容取舍上不得不忍痛割爱，将王小灯独立地剥离出来，给了她多于旁人的舞台聚光灯。这个遗憾，从小说收笔的那一刻便遗留下来了，这几年一直存在我心中，在某些夜深人静的时刻，如虫蚁似的啮咬着我，催促着我赶紧起身拿笔，尽力修补那些缺失。
于是，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些其实早已存在了的身影：婚前的元妮，带着少女破碎的舞蹈之梦嫁入万家；对姐姐愧疚了一生的小达，高扬着他的空袖管行走在广州的夜空之下，立誓要在一层楼上写下他的名字；被作为小登替身的阿雅，在成为妻子的时候，浑然不知她的丈夫早已“被地震吃掉了心”；被灾难夺走了爱妻的沃尔佛医生，用阳光瓦解着小灯身后巨大的阴影；已经完全融入西方文化的小苏西，以她独特的方式，反抗着天灾通过母亲延加到她身上的伤害——尽管她对此一无所知。哀怨和伤痛也许不能完全化解，但是希望它们至少可以找到和余生共处的一个相安之点。
终于，我把这些意象一一化为文字，就有了这部长篇小说《唐山大地震》。它基于中篇小说《余震》，却又大大超越了《余震》的篇幅和内容。《余震》是根，《唐山大地震》是从根里长出来的新枝新叶。但愿喜爱我的读者朋友们，能从这部小说里找到不同于《余震》的新感动。
2012.9.21于多伦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