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疾虚妄古之实论，讥世俗汉之异书
——冯友兰评王充(27-约97)
古代有这样一则故事：春秋时期的楚惠王有一天吃酸菜，发现酸菜里有一只水蛭，他不声不响就把水蛭吃了，是因为他若把水蛭挑出来，厨师就会因此被处死，他是怜悯厨师。到了晚上，楚惠王大便时，不但把水蛭排泄了出来，而且原来肚疼的症状也好了。为什么呢？古人说这是因为“善有善报”。
汉朝有个人听了认为不是这样，他的解释是：因为人肚内的温度高，水蛭经受不住，热死了，所以被排泄出来。又因为楚惠王肚内有淤血，水蛭恰好吸血，在水蛭还没热死的时候，把他肚内的血都吸走了，所以楚惠王的病自然好了。这是巧合，而不是“善有善报”。
说这话的人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无神论者王充。
但是在封建思想统治中国的时代，王充的无神论思想，在他生前还是在他死后，一直被统治阶级视为“异端”，受到种种禁锢。他的举世之作《论衡》也不得在中原地区传播，后来，东汉末年学者蔡邕到了吴地(即今江浙一带)才得到一本，满心喜悦地带回长安，才避免王充超越时人的思想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说起王充的思想，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认为他是古文学派最大成就的思想家，他以惊人的科学的怀疑精神，反对歪曲的孔孟偶像崇拜。他的主要著作是《论衡》。他谈到这部著作特有的精神时写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 就是有着这种求实精神，在东汉前期谶纬神学猖獗的年代里，他对“天人感应”、谶纬神学等迷信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抨击。
王充的不迷信与他小时候的酷爱读书又不拘守一家有关。他6岁开始识字读书，并乐此不疲，古时候，对太淘气的或者不会背书的学生，老师要打子板，王充所在书馆的学生每天都有挨打的。只有王充，读了几年书，没挨过打。他几乎对所有的书籍都很感兴趣，想把它们都学懂弄通。可是，家贫无法给他买更多的书，他只好到处去找书、借书读。王充发现书市是个不用花钱就可读书的好地方，就常常在兜里揣着干粮，到书市上贪婪地埋头读书。遇到一本好书，他总是全神贯注地细心领会，往往忘记了吃干粮，也忘记了时间，书铺老板要催促他几次，他才恋恋不舍地放下手中的书。
不管是烈日炎炎的酷暑，还是寒风刺骨的严冬，王充长年坚持到书市读书。这就是名留历史的王充读书故事。他十五六岁时，被报送到洛阳的太学里去深造，“师事扶风班彪”，日子久了，他把太学里收藏的书几乎都读完了，又去洛阳的店铺到处找书读。正是因为王充不拘传统儒家的学习精神与见解与班彪他们那些正统的儒家合不到一块，所以他离开了班彪。他认为博涉经书以外的众流百家是必要的。他曾形象比喻说：“涉浅水者见虾，其颇深者察鱼鳖，其尤深者观蛟龙。”所涉历的程度和深浅不同，其所见闻和收获自然也不同。他说做学问也是如此：“人含百家之言，犹海怀百川之流也。”这正是他成就其博学通才的原因之一。
冯友兰认为学业大成的王充经子并重，博涉众流，成就这个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根据客观事物的真实情况和当时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否定了天有意志，直刺汉儒神学的欺骗性。有一次，雷电击死了一个人。汉儒神学说：这是他做了亏心事，天上的雷公把他打死了，这就是“恶有恶报”。王充在现场观察到死人的头发被烧焦了，身上也有被烧焦的臭味。他的解释是：打雷时有闪电，闪电是火，因此雷实际上是天火，被雷公打死的人是被天火烧死的。天上并没有雷公，也并不是“恶有恶报”。
当时的社会状态是，做学问大多都失去真正儒家了本质，儒书充斥著荒谬，民间言谈充斥着深深的迷信，像《淮南子》就记载共工怒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尧时十日并出，尧上射九日等荒诞的故事。而这等书籍传说，在民间可谓比比皆是。于是王充闭门思考，怎样才能给时人与后人正确的启示？他谢绝一切世俗礼节，家里到处都放着笔墨纸砚，解释世上万物的异同，纠正当时人们疑惑不解的地方。这就是《论衡》。为了写《论衡》，他搜集的资料装满了几间屋子，用了几年的功夫才写成。《论衡》书出，对当时社会的许多学术问题，特别是社会的颓风陋俗进行了鞭辟入理的评判，许多观点可谓石破天惊。由于王充在书中对传统的儒学，特别是当时风靡的汉代经学，进行了论难，公然向神圣的孔孟圣贤挑战，众所周知，这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因而像被天主教会视为极端有害的“异端”和十恶不赦的敌人的布鲁诺一样，在历代统治者那里，王充学说遭禁，清乾隆皇帝还御批：王充“刺孟而问孔”，“已有非圣无法之诛”。
其实王充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和所有的读书人一样，王充也曾抱着致君尧舜的梦想，走“学而优则仕”的路子。可是他在官场的境遇并不比他的老师们好，他的官途生平都没逃脱过为人下僚、落拓不偶的命运。在梦想破灭之后，他的独立思考和勇于批判使他跳出了僵固儒家谶纬学说的圈圈，“疾虚妄”与“讥世俗”，他的无神论思想有超越时代的可贵之处，不是哪个统治者的御批能够掩盖与封杀的。
【名家巡礼】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南阳人。1919年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52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著作有：《人生哲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四十年的回顾》和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