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高法院击败基顿上诉案之前的好几个月，约翰·德罗林及其同名汽车公司正在制造全国新闻，我缩在自己的卧室里一直在追踪德罗林案件。多少年以来，我收到不少照片和影带，都是一些富人、著名人士、名声不好的人的现场证据。有些人认为我是专治伪善的警察，因此，当他们找到或者想办法拿到具有敲诈作用的材料时，都直接寄到我这里来。我从不敲诈别人，可是，对一些骗子我可决不留情。我在《风尘女郎》上发表了好多给这些人造成危害的照片，还摧毁了更多的人。我从不试图有意伤害无辜的人。我收到过令人尴尬的、性暴露的图片，有帕特·布恩的，有台德·特纳和简·方达的，有帕米拉·李·安德逊的，还有好几个右派政客的。可是，直到约翰·德罗林之前，我还从来没有机会给联邦政府来个措手不及。
德罗林因为持有大量可卡因而被联邦调查局逮捕——据说他准备销售这些药品，以期挽救他奄奄一息的汽车公司。德罗林的赛车装有不锈钢包层，但销售出现了大麻烦，因而他的汽车公司到了倒闭的边缘。德罗林想尽办法还债，其间还遭到过逮捕。有一天，新闻广播讲过他的故事之后，我接到一个包裹，是德罗林辩护律师办公室里的一位未署名办事员寄来的。包裹里面有一盘录相带，里面记录着逮捕的情况及逮捕以前不久发生的一些事件。这是件惊人的事件，里面显示出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如何设下陷阱，让这位绝望的企业家钻了进去。看完带子之后，我决定，这盘带子应该让全国观众看一看。政府设陷阱坑害别人——引诱他们犯罪然后逮捕他们——这个想法真使我气愤。如果没有联邦调查局的参与，可能就没有犯罪，其特工人员提供了可卡因，还提醒德罗林说，把这些可卡因卖出去就有可能解决他的问题。
曾获艾美奖的导演东·休伊特是“60分”节目的制作人，我多年以前见过他。他接到消息，说我这里有一些非常有趣的带子。有一天早晨，他从纽约打来电话，问他是否可以立即见我。“来吧。”我说。几小时后，他到了，阿尔西娅带他进来，并引到了我的房间里。带子已经装在录像机里面了，我就坐在电视机前，摸着遥控器。“我们看看吧。”休伊特说，省掉了一大堆废话。我按下按钮，黑白带就开始放起来。放完之后，休伊特大叫起来：“我的天！你怎么搞到这带子的？”“我从来不说出自己的来源。”我说，一边咧嘴笑了起来。
话传出去了，说“60分”节目组拿到了带子，几天之内，联邦公诉人、德罗林的律师和CBS公司的律师就到了法庭。联邦来人提出强制令，要求禁止新闻网络公布这盘带子。结果强制令没有发出来，带子在接下来的星期天播放出来，并引起了全国轰动。新闻报纸纷纷在头条位置刊出以下醒目的标题：“德罗林审判无限期推迟”、“德罗林的律师要求撤销所有罪名”、“弗林特的录像带搅毁刑事案”。我认为这盘带子是对联邦政府的起诉。而不是对德罗林的起诉，因此很高兴看到整个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可是，这事没能持续多久。联邦政府稍后才处理这件案子，希望这场风波过去以后再行审理。也许，这场风波的确过去了，可同时我还在不断寻找来源，又搞到另一盘带子，这次是一盘录音带。我在住处门前的草坪上召集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将其内容透露了出来。
吱吱嘎嘎的声音刚刚能够听得清楚，但很难听懂，因此我还准备了一份录音文字打印稿分发出去。我先用麦克风播放磁带，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记者们可以听到好像是德罗林的声音，他用悲伤的声音对另一个男人说话，应该是一位联邦调查特工。打印稿把中间的空白填上了。在磁带上，德罗林请求退出这场可卡因生意，可是这名特工却威胁着要伤害他的女儿。这是一份很惹人上火的材料，我又不能鉴定这份材料的真伪，可我有很多理由相信这是真实的。如果是真实的，那么联邦局的案子就搞不下去了。
记者像炸了锅一样，他们都气疯了。他们围着我，而我的保镖却在尽力维持秩序。“再放一遍！”好几个人在叫喊。“行。”我说。第二次放也不太清楚，可这次我的身边围着记者，有些人在提问题，有些在开玩笑。其中一个说：“弗林特先生，我们看看房子怎么样？”我说：“没问题，为什么不呢？”我一下子分了心，让保镖推我进到房子里，一大群记者跟在我身后。我把带子和录音机都留在外面了，我让人出去拿进来，可再也找不到了。到今天为止，人们还在对这盘带子的突然失踪感到怀疑。我不知道应该对他们说什么，它真的丢了。很明显有人拿走了，可在当时它好像就消失在了空气之中。
罗伯特·塔卡苏基是指定审理德罗林一案的法官，他认为我的目的在于扰乱该案的审判，因此向我发出传票，命令我带着录音带出庭。我情绪很糟，因此决定不予合作。塔卡苏基批准了针对我的逮捕令，1983年11月1日——我41岁生日——这天，由15名联邦人员组成的执法队在我家逮捕了我，并将我带到严厉的罗伯特·塔卡苏基面前。他要我交出带子，我告诉他说，带子丢了。他勉强同意了我的说法。他接着问：“你的录音带是从哪里搞来的？”我并不想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是对我的无礼，没有谁有权力让一位出版人或者记者提供他获取情报的秘密渠道。我开始闲扯起来，谈到我手上掌握的其他一些带子，但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这跟德罗林那盘带子有何关系？”塔卡苏基低沉地问道，他的耐心都快用完了。又说了几句话以后，塔卡苏基宣布，他将每天罚款1万美元，直到我说出来源为止。第二天他将我放了回去，拍了惊堂木。
“我操这个法庭”T恤衫表达了我的挑战姿态，第二天到法庭面见这位塔卡苏基法官大人的时候，我决定再来点更厉害的。我很愤怒，疼得厉害，吃了很多止痛剂，是一种很强烈的合剂。安妮·列包维茨在我家里，准备为《名利场》杂志拍摄一些我的照片。她让我小心地摆好姿势——全裸着躺在沙发上，身上还盖着美国国旗——这时，阿兰·伊萨克曼打来电话，告诉我说我得在一个小时内到达塔克苏基的法庭上。我对自己说：“我现在像个坏小子一样三天两头被唤出庭了，还不如干脆就当个坏小子。”我把安妮带来的旗子拿过来，请我的护士把它别在我身上，就像餐巾一样。我就这样别着国旗到了法庭。塔卡苏基问了我几个问题，命令我不准出州境，还必须随时到庭。塔卡苏基对我的旗子一言未发，可这个阴险的联邦诉棍命令法警在法庭外将我逮捕了，罪名是玷污美国国旗。
两个星期后，我在一位联邦法官面前接受国旗玷污案的审理。这天，我的疼痛已难以忍受，得来上一剂才行，但在结束审理以前是不行了。当麦克马洪法官最终审理我的案子时，我的愤怒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我们激烈地争辩起来，麦克马洪命令我接受精神病检查。可他并没有给我定蔑视法庭罪。不幸的是，一位高级法官听到了争吵的声音，命令我接受另一次审讯，并在那里辩明为什么我不能被定蔑视法庭罪。一个月以后，在指定的那一天，我到庭听讼了一一可是，我当时的情绪可不是能够被哪个法官吓住的。
我坐在轮椅里被推进了法庭，面对一个阴沉的联邦法官曼纽尔·里尔。里尔的名声如同他的脾气一样糟糕，我们两个都是爆炸性的混合物，里尔以严厉的用词谴责我对国旗的行为，一场辱骂性的对话开始了。我没有说什么有意义的话，全都是在泄愤，而且是怒气冲天，我有很多气愤的理由，我的生活一团糟，我的用词也反应了我的感情，里尔警告我注意自己的语言。说到某个地方，我气愤到了极点，竟对他啐了一口。他气极败坏，尖叫着对法警说：“让这家伙闭嘴！”法警找了一根胶带，封住了我的嘴。里尔继续向我发问，可我现在只能点头摇头表示是不是了。在肯定我一定会文明说话后，他命令法警扯掉胶布。我一点也不文明，骂了很多脏话，里尔肺都气炸了。“弗林特先生！”他大喊，“我判你在联邦精神病监狱蹲6个月！现在，从我的法庭滚出去！”我对他大骂起来：“狗娘养的——你就这点本事？”他也回敬了我一句：“不！我要判你蹲12个月！”我又骂回去：“狗日的听着，只会这儿招？”他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跨过一排座椅回到他的小屋子里了，他一边走一边说：“15个月！”法警推着我的轮椅走了。一个小时内，我就到了特明诺岛的联邦监狱。
1983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在许多方面都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