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人非得要控制别的人呢？为什么有些检查官、政客和宗教领袖都恨不能捆住我们的腰部，挡住我们的性冲动呢？他们害怕什么？在保守的人当中有一种广泛的看法——而这种看法很少公开——如果我们可以对自己的性行为加以控制，我们整个的生命就可以管束住了。按照这些人的看法，性就是危险的了。我认为性从一种生物学的意义上来说是危险的——爱滋病和其他的性传播疾病都肯定是致命的——可是，这不是他们正在谈论的事情。性生活对他们来说在更广泛的政治及社会意义上才是危险的。性是他们压迫人的一种方法。当色情威胁到他们，或者向他们这些受压抑的政客和宗教领袖发出挑战时，它总是会受到诅咒、禁止，并通过立法使其失去存在权力。沉默是压抑的目标。结果，我向他们发出了公开的挑战，这个事实本身就冒犯了这些掌权的人。任何胆敢使用性方面的语言或者形象的人都是一种反叛行为，这无异于说：“我不属于你们管。”性是有颠覆作用的，它带有反叛和自由的味道，而像查尔斯·基庭和小西蒙·莱斯这些人都觉得受到了它的威胁。受压抑的人总是喜欢私下里的性倒错而不愿公开的诚实。
在中世纪，对性问题的坦诚是常见的现象。按照现代的标准，性是世俗的、粗鄙的和不加掩饰的。人体就是人体：有时候喷以香水因而美丽，而经常则是浮肿和肥胖的，但总的来说，人体是现实的。以公开和诚实的方式描述出来的真实的人体，为什么竟会引起一些人仇恨、迫害并囚禁别人的呢？平常人的性观点，特别是那些来自阿巴拉契亚山区的人的性看法，更像中世纪不受禁忌的普通大众的看法，他们与美国广告和《花花公子》中进行自我消毒的理想化女人完全不是一回事。我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这些差别，而这总是让我步履维艰。我怎么竟然胆敢描述那些“未经洗涤”的劳苦大众的性观点呢？
今天，我坐在这间办公室里，我为猥亵罪而在辛辛纳提接受的审判好像远在上一辈子。可是，它不是上一辈子的事情。这些问题仍然缠绕着我们。那场审判当时是一种象征，现在亦是如此，它仍然象征着美国严重的社会等级观念。
我在辛辛纳提接受审判那阵子，国内的政治空气正空前紧张，审判气氛已经严重地转向了右倾。当时，在1973年，最高法院刚刚宣布了对一件猥亵案的划时代的判决：米勒诉加利福尼亚案。理查德·尼克松的专员沃伦·伯格大法官一直在主持庭审，他对猥亵标准的重新定义是我——以及其他许多人——认为非常危险的。伯格法庭刚刚给了当地的社区以一种权力，可以确定他们自己对猥亵定义的标准。在米勒诉加利福尼亚案子以前，任何社区都可以猥亵的罪名起诉任何全国性的出版物，但他们得在得出结论前寻求全国性的标准。这意思是说，比如，如果某个陪审团认为某个出版物按照某个州的看法有猥亵罪，这同一份材料必须在其他任何州也都认为是有猥亵之嫌的，因为各处使用的都是同一个标准。
米勒诉加利福尼亚案的案情是这样的。西海岸邮购公司的老板马文·米勒被起诉通过邮局寄送未经索要而有性倾向的材料，伯格法庭听取案情后，推翻了以前的理解，并决定以后任何出版物或者电影只需要在案发当地涉嫌猥亵就可以判定有罪。更糟的是，该法庭还认为，公诉书不需要提供任何证据或者专家证据就可以确定什么是“猥亵”的。这违反了长期以来的法理：陪审员在涉及技术及复杂性的领域时，并不可事先假定为专家。
初一看，这个决定似乎有一些道理：为什么一个社区不可以有权确定哪些类型的材料是它愿意接受的呢？但仔细一看，我明显可以看出——任何拥护第一修正案的人也能看出——这个决定意味着，任何一家全国报纸或者杂志的出版人都得避免冒犯全国大多数保守的社区，否则就有可能被送进牢房，关上60年（有些州的刑期有这么长）。它意味着，保守的堪萨斯人只要愿意就可以走上法庭，说自由的纽约人在纽约可以买哪些东西，而这的确是已经发生过的情形。堪萨斯维契塔市的检察长起诉阿尔·哥尔德斯坦恩——《房事》杂志的出版人——的罪名就是猥亵罪，而哥尔德斯坦恩是住在纽约的，也是在纽约出版杂志的。
当我准备接受审判的时候，我面对着以米勒诉加利福尼亚案为基础的猥亵罪的三重新考验：一、按当地标准，普通人是否认为该作品整体上看来是在煽动淫欲：二、该作品是否以显著冒犯人的方式，描述或者叙述了由适用的州立法令具体规定（或禁止）的性行为；三、该作品从整体上看是否缺乏严肃的文学、艺术、政治或者科学价值。符合全部3个标准才能构成罪名，可是，由于可以应用“当地标准”，则陪审团有可能受到鼓励而忽视这些指导性的原则，认为他们本身就可以作出自己的决定。鉴于我接受审判的这个社区的特点，我完全有担忧的理由。
为我这次审判聘请的律师是一位声望卓著的第一修正案专家，他一头银发，一脸不同凡响的神情，这就是来自纽约巴弗楼的哈罗德·法林格，他的伙伴保尔·堪比里亚为吉米辩护。我的员工称法林格和堪比里亚为“蝙蝠侠与罗宾汉”。阿尔西娅和阿尔·凡谢克由长得很胖的查尔斯·卡普斯代理，这是当地的一位律师，因为他与辛辛纳提有一些联系，也可以扮演“老好人”的角色。法林格很担心，说陪审团有可能不相信来自别的城市的油腔滑调的人。
法林格最早是作为1960年的性自由拥护者而取得声望的。当时，美国民权自由联合会请他为一位因为销售色情杂志而遭逮捕的男士出庭辩护，法林格一直把这个官司打到了纽约的最高法院，该法院最后宣判此法律有违宪法。这个案子轰动一时，其他有类似案件搁置的出版人排起队来找法林格，请他出庭辩护。沃伦法官仍然在掌权，因此法林格打赢了许多官司。我之所以认识法林格，是因为我曾为《风尘女郎》采访过他。
法林格专门为色情媒体制作者辩护，因为他认为这些人的宪法权利最容易受到侵犯。他执信人们应该拥有欣赏任何性娱乐形式或者活动的权利，只要这些不触犯别的任何人，而且只要这些东西是在私下里进行并得到允许的。他认为，街头报摊就是“穷人的图书馆或者艺术博物馆”，富人和有特权的人可以去有异域风采的博物馆或者剧院观看色情艺术，可劳动人民只能在杂志和电影院里看到自己的娱乐节目。他认为，并不是所有的文字材料都可以产生反社会行为。
公诉当然是由小西蒙·莱斯主持的，他的马屁精助理检察长弗莱德·卡托兰诺出庭协助。莱斯明显的德国人特征和军国主义的姿态——他以前当过海军——正好符合他的角色。他43岁。卡托兰诺49岁，长得又黑又瘦。一位爱说俏皮话的人把他描述成“星球大战中的斯波克先生的南欧人翻版”。莱斯有夸大言辞的名声，卡托兰诺就应该是个动脑筋的人。这并不是说会有人称卡托兰诺是个知识分子，这一切都是相对而言的。这两个人都是天主教徒，派来主持庭审的矮胖法官威廉·莫里塞也是。
除了这些显眼的玩家外，还有其他一些人。说实话，整个保守的社区都在密谋以非常有效但常常是隐蔽的方式对付我。辛辛纳提是个右派极盛的城市，6年前一个自称“图书馆挚友”的组织发动了一场运动，要从公共图书馆清除掉所有“不合时宜”的书，其理由是：这些书要么是猥亵的，要么是由共产分子写的。这个组织的支持者是一个疯子，名叫朱利亚斯·布朗，他曾是极力反对那个对国家安全形成“严重威胁”的加氟公共饮用水运动的代言人。他们希望查禁的书籍有凯特·米勒的《性政治学》和艾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
查尔斯·基庭几乎涉及这个城市所有的法西斯行动，并从1971年西蒙·莱斯首任检察官时起，他们就一同整肃这个城市的所有“罪恶”。如果有一种企图要查禁、控制或者收缴书籍、电影或者艺术展览，总会发现有基庭在场扮演某个角色。莱斯承认，他与基庭的关系在他几乎所有的猥亵案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我想，没有（他）我可能也能搞得好，”他说，“可是，我不喜欢这样做。”基庭的组织“公民依法风化维持会”，曾提名莱斯为俄亥俄州“当月检察官”，因为他努力查禁了贝托鲁齐的电影《最后一支巴黎探戈》。基庭在他的简报中著文说：“西蒙。莱斯是他的家庭、教会和社区的荣耀。”
我记得多少年前的一天晚上，我站在辛辛纳提我的风尘女俱乐部的门口，当时有几个着装整齐的市民从门前走过，他们对在橱窗里上下起伏的摇摆舞女大送媚眼，他们高兴地大声谈论着。其中一个转身离开了队伍，径直向大门口走来，他骂着说：“这种狗屎得有人管管了。”他的朋友们把他拉开，送回到人行道上。我记得他的脸，后来又发现了他的名字。这人就是查尔斯·基庭。
预计一场马戏就要开场了，哈罗德·罗宾斯飞到城里来为我助威。我15岁时读过他的小说《背旅行袋的人》。罗宾斯一直在写一本新书，名字就叫《恶梦不再》，讲的是一位成功的男士杂志的出版人。他给我打过电话，这是他进行研究的一部分，此后我们俩人成为朋友。他在电视里看过西蒙·莱斯以后，形成了他自己的看法：“西蒙·莱斯让人想起海军里面管操练的军士（没有人曾告诉过他，可是，西蒙的确曾当过操练军上），“是这样一种军士——操练的时候，他恨不能把新兵的屎都踢出来；可后来和解的时候又恨不得干了他。”这可真是英雄所见略同，跟我的想法一模一样。
可是，莱斯不会有机会来踢拒不服从的陪审员的屁股——也不可能干他们——因此，他只好小心地选择陪审员。他的标准很简单：30岁以下的不要；有知识，有文化的不要；读男士杂志或者看过色情电影的不要；认为成人有权读任何东西的不要。另外一方面，我的辩护小组却希望年轻一些的陪审员，并希望他们有不同的标准：没有极度保守的宗教背景，不是专搞单一的保守学问，教育和知识水平要符合标准。事情看起来好像是，这场战斗是在属于完全不同的年代，道德观完全不同的两代人之间进行的。
为我的猥亵案选择陪审员的麻烦主要在于，找出客观和不受压抑的人不算容易。受压抑的、性无能的、性冷淡或者在其他方面处于性挫折中的陪审员，他们的投票肯定认为我有罪。否则，他们只好承认，他们整个一生已经错过了人生能够提供的最好的一些东西。有多少人会这样承认呢？在一个如此受到性生活惊吓的城市里，又能找到多少性开放的人呢？当我看着公诉方的陪审员时，我为他们的个人生活和他们最深的信仰而感到好奇。这使我的魂都吓没了，他们都跟小西蒙·莱斯和查尔斯·基庭一样吗？
陪审员选定后，得听取好几种关键的辩护动议。最重要的一个是收取好几种没有限制的色情杂志和《风尘女郎》杂志的竞争者——《花花公子》、《藏春阁》及《谁》等——的证据。这项动议称，由于所有这些杂志在《风尘女郎》被提起公诉时都在汉密尔顿县境内销售着——其合计销售量约为每月30万册——因此，把这些证据当作准入该地区的标准来衡量是相当合理的。法林格告诉莫里塞法官说，他希望证明这些杂志“在汉密尔顿县的几乎每一个角落里都在销售着”，而且它们“包含的故事和图片与《风尘女郎》经常是一样的”。当晚，莫里塞把厚厚一箱共86种不同的杂志带回家，决定第二天再作定论。
第二天早晨在庭上，莫里塞拒绝将杂志列入呈堂证物，这是极为不利的一个裁定，完全站在公诉方一边，并支持这样一个概念，即法官本人也是当地的代表，并构成确定社区标准所需的唯一尺度。从理论上讲，按照莫里塞的做法，法官本身就是社区。他翻过这些杂志以后，在非正式的会议上令人惊异地承认了自己的反应。他以自己非常特别的俄亥俄土音说：“昨儿个晚上，俺做了春梦。”考虑到他的年龄，如果算不上令人好奇，这至少也是令人惊讶的忏悔。很明显，他是非常非常仔细地研究过这些杂志的。
第一次审判是1977年2月一个寒冷的早晨，我发现自己坐在辩护席上，面对着面如铁石的陪审团，心里想着：“这伙人合并起来的智商约等于1。”陪审团坐了下来，并在各自的座位七扭八扭一阵后，莫里塞示意莱斯拿出开场白。莱斯慢腾腾地站起身来，对他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来说，这样的动作正好合适。他走上前去，面对着面无表情的陪审团。他空着他的海军作战皮靴。他没有说话，但他的面部表情传达出他的感情来，这种表情扭曲成了一种彻头彻尾的厌恶。他首先向陪审团表示歉意，说他必须把这件事情摆在他们面前，他不喜欢这样做，也绝不会超过他们对这件事的热情，接下来他说：“必须有人来做这件事，以清除我们这个社区里没有价值、不道德、低俗和色情的垃圾，这些东西以猥亵和无耻的方式描述女人和男人在一起的姿势；以猥亵和无耻的方式描述女人和女人在一起的姿势；以猥亵和无耻的方式描述男人与动物在一起的姿势；以猥亵和无耻的方式描述女人与动物在一起的姿势。”“我猜，事情基本是这样的。”我自己对自己说。可是，动物？我们是在说同一本杂志吗？随着莱斯的公诉，他声音里的愤怒也在升级。突然间，他停了一会儿，以期得到戏剧效果，然后紧盯着陪审团，以一种意在表达极度厌恶的声调说：“这些东西还以猥亵和无耻的方式描述圣诞老人！”圣诞老人？你可以看到陪审员脸上难以相信的表情。是的，圣诞老人。莱斯从陪审团面前退后一两步，以便让这种揭露出来的真相在他们心中产生效果。他一脸充满愤怒的神情，脖子都发红了。他发问，这是什么样的一种人，竟然胆敢如此放肆地亵渎神灵？我在自己的座椅里扭动了一下。莱斯是在指一幅漫画，里面描述圣诞老人明显带着勃起。里面的文字说明是在暗示，光是他巨大的阴茎本身就足以值得人们大加欢呼的了。后来，阿尔·凡谢克分析了莱斯为此深感愤怒的原因：“他当然相信圣诞老人。圣诞之夜，她妻子会让他早早上床，这样她就可以把礼物藏起来。”
